一本翻译书热销 突然引出十几个翻译版本———
近期，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悄然走红。市场上突然涌现出该书的十几种译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翻译一本经典学术著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些译本的质量遭到读者质疑。近年来，翻译“雷人”，屡遭“吐槽”的事件屡见不鲜。专家指出，翻译工作，特别是文学社科著作要求的素质非常高，但是整个社会不管是从报酬还是社会认同方面都非常低，巨大的反差导致目前中国翻译在近十年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于是，很多国际级的殿堂级作品被我们的乱“翻”砸碎。
近年来，名著被译坏的事例举不胜举。“佶屈聱牙、晦涩不通、行文不畅、不知所云……名著就是这样被糟蹋成垃圾，豆瓣评星时让人十分犹豫，不知道该将五星评给作者还是将一星评给译者。名著被糟蹋成垃圾，比读一本烂书更为难受。”一位网友写道，为此豆瓣网上还发起过“被翻译糟蹋的名著召集令”，各种吐槽五花八门，名著被毁得让人惨不忍睹。
《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热销
十几种新译本快速涌现
近期，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知识界、阅读界悄然走红。出版商们向来嗅觉灵敏，这本原本需要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小众学术读物摇身一变成了市场的香饽饽，新版本如雨后春笋突然涌现。目前记者所见，自2012年底到2013年初，已经有至少十几家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新译本。
《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在法国出版，同年英美就出版了英文版，但真正在西方热销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原著出版135年之后中译本首次出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商务印书馆策划了一系列法国史的丛书，此书为其中一本。1992年，法国史学会会长张芝联负责组稿遴选工作，推荐了自己的研究生冯棠翻译此书，并执笔中译本的序言。张芝联和北大法语系教授桂裕芳校对。
据该书责编介绍，冯棠是一位资深译者，曾经为商务印书馆翻译西耶斯的《论特权》、热纳维埃夫·多古尔的《中世纪的生活》等名著。当时这本书采用精装本，首印2000册，只有学术圈购买。1996年商务印书馆编辑“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时，收录了此书。到2012年中开始有畅销趋势，8月份商务印书馆重新设计了封面，在封面和腰封上刊登译者简介和评价文字。11月底销售急剧上升，如今累计印量已达20多万册。
一本生僻的学术著作悄然热销，出版商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商机。近两个月来，市场上涌现出了至少十几种新译本。新译本的译者、封面和腰封设计、编排、注释、推荐语等特色各不相同。
比如，九州出版社的版本，译者王千石是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策划陈玮告诉记者，九州社版本，可以说是一个“裸版”，从英文版中翻译过来，附录、导语、后记、译者后记、导读均未添加。目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版本。该版本首发5000册，销售良好；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版本，由陈天群译注，随书附送托克维尔回忆录里关于大革命的纪实文字，并且增加了注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和时代华语合作的产品，除了中文版之外，还附赠英文版一册，捆绑销售。
有人认为，市场上多一些版本竞争是好事。中国长安出版社的版本，由法学博士钟书峰翻译，就得到不少人的认可。钟书峰介绍此书是从法文版翻译。商务印书馆的译本是最权威的译本，目前尚未发现超越该译本的译作。但是商务版存在一些值得改进之处，如有些术语翻译不准确，有些人名翻译不统一，有些译文令人费解……钟书峰认为“这给我提供了很大改进空间”。
某些译本被批“过于浮躁”
“雷人”翻译屡遭吐槽
数年前，冯棠、校注者张芝联都已去世。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高毅是冯棠的同学，也是法国史的专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商务印书馆的版本译文最佳，可读性很强，虽有一些小瑕疵，但目前还没有更优秀的版本，两三个月间要翻译出优于这个经典版本的译本，是不可能完成的。就记者了解，本书译为中文虽然不到20万字，但翻译难度很大，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法律史学等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很多译本都注意参考了冯棠的译本。这么短时间，推出的这么多译本，自然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其中一些译本就遭到读者的诟病。针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译本，有读者认为，本书的翻译非常不忠实原著。例如第二篇第七章，商务印书馆版本翻译为：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而此版本简单译为：巴黎之于法国，大于伦敦之于英国，实在让人哭笑不得。还有人认为，相比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本，此版本译者过于浮躁，非常不忠实原著。原著是严谨的研究文章，而此译本搞成浮躁的畅销书翻译口吻。有的读者则直言，有的译文根本没法读。
其实，很多名著都遭遇过“雷人”翻译。有读者指出，《遥远的桥》中大量的军事术语和武器装备翻译错漏百出。全书中的德国“黑豹”坦克翻译得前后严重不一，“美洲虎”、“美洲豹”、“马克V型”……而所谓“马克V型”应该是“Mark V”的误译，比较恰当的翻译应该是德国五型坦克，绰号“黑豹”。“译者王义国老师应该是一位全心研究美英文学的学者，而且似乎以前的译著都言辞优雅，水平颇高，可惜《遥远的桥》文中出现错漏。当然，这似乎也不能完全怪译者，‘术业有专攻’嘛。不过堂堂出版社的编辑们难道没发现？！就不能找个明白人好好校对一遍吗？”
还有网友写道，“是不是翻译那些外国理论著作的人都不怎么看电影的，在《论电影艺术》中，将《第七封印》翻译成《第七头海豹》，在《后现代都市状况》中，将《低俗小说》翻译成《纸浆传奇》，在《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中，将《银翼杀手》翻译成《滑刀》。”有人立马跟帖道，“我还见过把黑泽明译成库卢佐娃的，开始还以为是个什么东欧女导演呢。”“跟我们学术界的常凯申和孟修斯比起来都弱爆了。”（前几年出现的把Chiang Kai-Shek译为常凯申，而不是蒋介石）
出版周期越来越短 一些译者不敢接活儿
有些出版社甚至找枪手乱“攒”书
其实除了提到的明显错误和雷人的翻译，如果要求更高一点，很多学术名著，包括现在较好的版本也很拗口难懂，北京大学法语教授董强坦言，很多西方大部头的著作几乎都难以卒读，不是因为太深奥，而是没翻好。
他以福柯的著作为例，要翻译这样一部作品，不仅需要过硬的中英文功底，还要懂哲学思想，不然翻译会非常拗口，但能到这个份上，人家就不翻译了，干别的了。然后出版社找一个译者，一千字60元，下个月就要。越来越短的出版周期，出版社留给笔译者的工作时间往往只有几个月，令一些译者根本不敢接任务。
更有甚者，某出版社重译名著，人手一本，分工合作，重视效率，考虑收益；某译者短短四年翻译覆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心灵鸡汤学等多种学科的23本书。翻译之粗制滥造可见一斑。 前几年出现的把Chiang Kai-Shek译为常凯申，而不是蒋介石，就是典型的例子。有些出版社很少花时间找人才，只是忙着花钱找枪手乱“攒”书。
另外，有的译者花了大量时间慢慢磨成一个好东西，但是在大学和科研单位中，要根据科研成果来定级，而翻译不算成果，这就大大挫伤译者的积极性。在目前的体制下，董强认为，翻译事业更多是靠一种热爱来支持，但是他建议译者要做更多的工作，比如要有写艺术批评的能力，研究的能力，增加自己的价值。出版商也不要太急功近利，好东西还是需要慢慢打磨的。
如果名著译一部毁一部，该让文化怎么面向世界？
来源：北京青年报 日期：2013年03月08日 记者：罗皓菱
心译翻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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