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杨玲 译
范晔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范晔 译
一位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年轻女教师,一位是北京大学西葡语系的青年教师,他们都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缘,成为他两部作品正式引进中国的年轻新译者。如果说《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倾尽十几年心力而雕琢的一部宏大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则是他率性而为的神来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认为,要把加西亚·马尔克斯这种作品的风格、神采翻译出来绝非易事。《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已拥有了众多译本和粉丝,而出版方起用年轻译者,他们也以全新的译本令许多人眼前一亮。因为两人都秀气、斯文、略带学生气质,又因为两人的年轻和才气都令人吃惊,因此,他们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笑称为翻译界的“金童玉女”。近日,《霍乱时期的爱情》刚刚出版,本报特别专访了杨玲和范晔,听他们讲述各自翻译过程中的故事,以及他们对马尔克斯及其作品的理解。
“玉女”杨玲:
尽全力贴近作家的意思
杨玲:首都师范大学老师,中国社会研究生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译作:《隐秘的和谐》、《垂直之旅》、《浴场谋杀案》、《霍乱时期的爱情》
年轻能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
出现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首发式上的杨玲,清秀、文静中有一点点羞涩,这位首都师范大学的年轻女教师,不像翻译名著的女学者,倒像一部爱情偶像剧中的女主角。去年,《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已经用年轻和才气把大家吓了一跳,而今年,出版方再次起用年轻译者,杨玲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据悉,这次由杨玲翻译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出版方根据马尔克斯指定的版本翻译,不仅是国内首次正式授权,也是首次全译本出版。
“一对男女疯狂陷入热恋,却因为仅有二十岁太年轻而不能结婚,等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沧桑,却因为八十岁太老而不能结婚。”这就是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总结。“杨玲的译本出乎我的意料,比我想像的要好很多!我看到的不是像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而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非常老练的,遣词造句非常老到的一个老翻译家的文笔。”作为师长、同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不吝赞誉。他说在拿到杨玲的新译本后,他把老译本拿出来,把其中重要的章节比照了一下,他认为,杨玲真正译出了马尔克斯从容不迫、大气磅礴的气势。
“原来的译本并不坏,但这个新译本更好!而且他们这个年龄能到做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所以我在私下跟杨玲开玩笑,我说外国文学翻译界,特别是西班牙语界,你和范晔是一对"金童玉女",太了不起了!”
真正完美的翻译是不可能的
杨玲是从大学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的,硕士时开始翻译一些作品。在翻译《霍乱时期的爱情》前,她曾译过三本西班牙小说。生活中的杨玲很开朗,喜欢读书,喜欢莫言、余华。而《红楼梦》和《圣经》是她手边百读不厌的经典。
翻译《霍乱时期的爱情》时,她确定了自己这次翻译的基本原则:直译。她觉得如果过多运用汉语本身的成语或者俗语,就会使原文中很多鲜活的细节失去它本身的色彩,甚至会被消解。“我想带给读者的是一点点陌生感,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很多东西,他之所以成功、之所以伟大,就是他在写很多非常平常的事物时,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也是我尽量保留的。我认为这也是中国读者读外国文学的一种乐趣。”
对于杨玲和范晔来说,曾经风靡中国的马尔克斯这两本经典小说都有颇有影响力的老译本,这无疑是对他们这样年轻译者的巨大挑战。对此,杨玲有自己的想法:“我很早以前看过老译本,但这次翻译过程中我没有去看老的译本。他们有他们的语言,而我们现在有新的时代背景,肯定会有不同。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底蕴,我有的可能是二十年中国的变化带给我的一些新鲜感。”而这一点,也许就是出版方起用年轻译者的想法所在。
杨玲说她在翻译这本书时,最要尽力保持的是作家在文本中的叙述节奏:“我尽量保持非常节俭、紧凑的但是又内涵丰富的语言节奏,我只能试图做到这一点,希望达到作者的80%,真正完美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翻译就像数学上的极限一样,是不断贴近的,何况是我这样的年轻译者,我只能尽全力贴近作家的意思。”
对话杨玲
最大的挑战是再现
马尔克斯的幽默
记者: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成为《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译者?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杨玲:出版社的编辑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试译一下《霍乱时期的爱情》,我答应了,并通过了试译,就这样被确定为《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译者。当时挺有压力的,因为这部小说的分量众所周知,而且又是重译。
记者:你怎么去把握马尔克斯特殊的文学风格?
杨玲:马尔克斯的文风简洁紧凑、干净利落而又内涵丰富、蕴藏着幽默和智慧。西班牙语文学常常讲究语言的音乐性,也就是韵律,虽然原文的韵律在翻译中很难体现,但节奏是可以保持的。只有保持语言的节奏,才能达成马尔克斯的初衷,由始至终紧紧地抓住读者。这就是我当初的目标吧。
记者:翻译的过程顺利吗?有没有一筹莫展之时?
杨玲:整个过程还算比较顺利吧。翻译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找到和原文比较贴近的表达时的那种喜悦。马尔克斯的那种不露声色的智慧和幽默让人不得不佩服,有时,译着译着,真的会捧腹大笑。每当能把这种智慧和幽默尽可能贴切地用中文再现出来的时候,就是最开心的时候。相反,最痛苦和最艰难的时候自然是怎么表达都觉得不到位、不满意的时候。有时,一句话就能耗上一两个小时,黔驴技穷一筹莫展时,我就会干脆暂时放下,做点别的事情,再回来时,往往能跳出之前的困境。
记者:这本书一共译了多长时间?这本书对一个译者最大的挑战在哪儿?担心读者会把你的译本和老译本做比较吗?
杨玲:一共译了近一年的时间。在我看来,这本书对译者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再现马尔克斯那种一本正经、不露声色却让人回味无穷的夸张讽刺和幽默诙谐。译完后第一个小时的感觉当然是如释重负,但一个小时后,就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但我已经尽力,只能等待读者的评判。至于读者会把新旧译本做比较,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文学翻译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每个译者都会有自己的风格,每个译本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记者:你是怎么理解这本小说的?作为一个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你是如何更接近作者的灵魂深处?是不是有和单纯的一个读者非常不同的感受?
杨玲:译者首先也是一个读者,能够感受到作为读者的心动和喜悦。同时,译者还会有一种特有的幸福感,仿佛和作者在直接交流,对每一个细微的精妙之处都能够深有体会,并且消化为自己的东西,接着再和读者进行心灵的沟通,把这些细微的妙处传达给读者。文学翻译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感就在于此。作者的文字会变成形象,变成画面,书中每一段精妙的文字会让你的眼前浮现出不同的图景,会拨动你的心弦,而你再让这些形象和图景变回文字,去拨动读者的心弦。这个过程自然会帮助你接近作者的灵魂。
记者:有人认为,《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穷尽了爱情的所有可能性,书中最打动你的是哪一种爱情?你对爱情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杨玲:的确,马尔克斯试图在书中穷尽爱情所有的可能性:浪漫的,平庸的,高贵的、低俗的,纯真的,放荡的等等。最打动我的,自然首先当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等待了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的这种至死不渝的爱情。此外,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爱虽然中规中矩,平淡无奇,但他和费尔明娜·达萨能够克服大大小小的障碍,磕磕绊绊地走完一生,也让我们领悟到很多关于婚姻和爱情的道理。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章、第二章和最后一章。我认为爱情的确有很多种形式和可能,但真正的爱情一定是心灵的交流和爱慕,是能够超越世事变换,超越生死,铭刻在内心之中的。
记者:老一辈的翻译家中,你最喜欢谁?为什么?
杨玲:我最喜欢的一位老翻译家是杨绛先生。我认为,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传神上,都是无人能及的。
“金童”范晔: 要体现马尔克斯的风格
范晔:北京大学西葡语系教师,博士。主要译著:《万火归一》、《百年孤独》
2011年,由马尔克斯亲自授权的《百年孤独》中文版面世是国内出版界的一大盛事。首发式上,外表干净、斯文、略带学生气质的年轻译者范晔让大家有点意外、又有点眼前一亮。这位北京大学西葡语系的青年教师,在翻译这本著名的小说之前,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活经历非常平常:“1995年进北大,除去在墨西哥一年,西班牙两年多,基本是苟全性命于校园。没有什么外在的戏剧性波折。”
在接到出版社邀请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范晔翻译过西语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塞尔努达、阿莱克桑德雷、希梅内斯等人的诗作,翻译小说只是偶尔为之。但他翻译的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小说《万火归一》在业界颇受肯定。
《百年孤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有黄锦炎、高长荣等很有影响的译本,对于2006年才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范晔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西班牙的安达露西亚小城,他译出了《百年孤独》中那经典的第一句,至今想来,他仍然认为那是自己和这本伟大小说之间一桩委实奇妙的机缘。那座小城是“二七年代”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故乡,而同样在一九二七年,在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小城阿拉卡塔卡,诞生了另一位“加西亚”,日后马孔多世界的创造者。
对年轻的范晔来说,在翻译一篇作品之前,找到它的“调子”是最关键的第一步。他喜欢傅雷的话“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如何把握《百年孤独》独特的讲述语调对他来说是翻译成败的关键。他用“战战兢兢,勉力"采集那微妙的调子"来形容自己最初的状态。他毫不讳言,翻译时,他的书桌案头,电脑屏上,常有穆时英、施蛰存、何其芳,王道乾、南山,白先勇、朱天文等等平日喜欢的文字……每当文思枯竭,他就会用阅读来刺激自己的才思,然后再次上路,去试着再次“掌控文字的脉动。”
在他的理解里,《百年孤独》更像是一则关于翻译的寓言,里面“充斥着各种语言的众声喧哗。”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是各种翻译行为,甚至贯穿全书几代人的主线也是一项翻译作业:破解梅尔基亚德斯留下的羊皮卷,将梵文密码译成西班牙语。而本书的“原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像是一位伟大的译者,而他笔下的人物吉卜赛智者梅尔基亚德斯反成了“原作者”。
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想翻译几位诗人的作品,可能是西班牙的路易斯·塞尔努达,或者做一个中世纪诗选。还想译一位古巴作家的天书。
对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评价他和杨玲是西语界的的“金童玉女”,他嘿嘿一乐:“愧不敢当。我相信,翻译界很快就有三个火枪手,四大名捕,乃至一百单八将出现在大家面前……”
对话范晔
翻译经典
好像与大师过招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成为一个译者或者说一个翻译家?这方面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范晔:以前从没想过。主要是遇到好文字,不翻译不足以表达自己初读时的喜爱和兴奋。现在也希望保持这样的初衷。
记者:你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教书、翻译、阅读在你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范晔:描述自己总是挺困难的,也容易陷入自恋或自怜的试探,呵呵。教书是工作,翻译是爱好,阅读是慰藉,然而现实常常比简明的概括要复杂,这些“定位”描述在不同的时刻都可以互换。
记者: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私人的阅读史吗?
范晔:小时候爱看评书评话的话本,《兴唐传》之类。后来读武侠,记得读《天龙八部》第一本时真有段誉偶入无量山琅嬛福地时的感觉。金古梁温这些所谓的新武侠作家之后,又去读民国时代的诸武侠剑侠小说名家,朱贞木,王度庐,蜀山楼主……
记者:你曾说马尔克斯并不是你最钟爱的作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成为《百年孤独》的译者?有压力吗?但肯定有一个挑战在刺激你接下这个工作。是吗?
范晔:收到出版社邮件的时候我还在西班牙的南方小城。当时不是没有犹豫,最后接下也是因为想到了译界前辈的一句话,翻译经典好像与大师过招。这种诱惑难以抗拒。
记者:你说在翻译这本书时最重要的是去把握马尔克斯小说中独一无二的“调子”,你是怎么去捕捉它的?我注意到你的版本的句式更长,也更欧化。
范晔:具体怎样捕捉真的不好说清,我只想让整本书气韵生动流转起来,有时候莫名其妙脑子里出现围棋的术语,翻这样自成天地的一部长篇,要争势,不要在方寸之地胶着。这当然是理想。
记者:会担心老译本的影响吗?有没有刻意地想摆脱它?
范晔:有点顾不上,光想着怎么重现马尔克斯的影响已经够我想的了。我往往在翻完几个章节后,对照前辈的译本,看自己有无理解出错的地方。
记者:网上有网友说你的版本相比老版本更简洁,更容易进入故事。你在意读者、你们“圈子里”的同行对你的译本和老译本做比较吗?你对自己译本的自信来源于何处?
范晔:读者当然有比较和选择的权利。我一直在关注大家的评论,学到了不少东西。即使在微博那样有篇幅限制的载体,也会发现许多精彩的评论。例如有位读者批评我“硬生生把一本拉美小说翻译成了俄国小说”,我在心生歉意之余倒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记者:你是怎么理解这本小说的?作为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你是如何不断接近作者的心灵的?现在会比以前对马尔克斯喜欢更多一些吗?
范晔:接近心灵云云不敢说,但毕竟一本书翻译下来,对原作者的感觉不会没有变化。以前或许有些偏见,觉得他是极聪明的人,但聪明中似乎有冷漠,现在想来很可能是被小说叙事者那种俯视众生,天地不仁的调子迷惑了。这本小说的细节中也蕴含温情。
记者:老一辈的翻译家中,你喜欢谁?
范晔: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内,傅雷、朱生豪、周克希、杨绛、戴望舒、王道乾、李健吾……众多前贤的译作都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难以一一尽数。我还搜集了像《译书记》、《因难见巧》、《一本书和一个世界》这些收录前人翻译札记的书,虽不能及,心向往之。
来源:深圳商报 日期:2012年09月10日 记者:田泳
心译翻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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