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杨玲 译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范晔 译 　　

　　一位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年轻女教师，一位是北京大学西葡语系的青年教师，他们都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缘，成为他两部作品正式引进中国的年轻新译者。如果说《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倾尽十几年心力而雕琢的一部宏大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则是他率性而为的神来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认为，要把加西亚·马尔克斯这种作品的风格、神采翻译出来绝非易事。《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已拥有了众多译本和粉丝，而出版方起用年轻译者，他们也以全新的译本令许多人眼前一亮。因为两人都秀气、斯文、略带学生气质，又因为两人的年轻和才气都令人吃惊，因此，他们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笑称为翻译界的“金童玉女”。近日，《霍乱时期的爱情》刚刚出版，本报特别专访了杨玲和范晔，听他们讲述各自翻译过程中的故事，以及他们对马尔克斯及其作品的理解。

　　“玉女”杨玲：

　　尽全力贴近作家的意思

　　杨玲：首都师范大学老师，中国社会研究生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译作：《隐秘的和谐》、《垂直之旅》、《浴场谋杀案》、《霍乱时期的爱情》

　　年轻能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

　　出现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首发式上的杨玲，清秀、文静中有一点点羞涩，这位首都师范大学的年轻女教师，不像翻译名著的女学者，倒像一部爱情偶像剧中的女主角。去年，《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已经用年轻和才气把大家吓了一跳，而今年，出版方再次起用年轻译者，杨玲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据悉，这次由杨玲翻译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出版方根据马尔克斯指定的版本翻译，不仅是国内首次正式授权，也是首次全译本出版。

　　“一对男女疯狂陷入热恋，却因为仅有二十岁太年轻而不能结婚，等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沧桑，却因为八十岁太老而不能结婚。”这就是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总结。“杨玲的译本出乎我的意料，比我想像的要好很多！我看到的不是像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而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非常老练的，遣词造句非常老到的一个老翻译家的文笔。”作为师长、同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不吝赞誉。他说在拿到杨玲的新译本后，他把老译本拿出来，把其中重要的章节比照了一下，他认为，杨玲真正译出了马尔克斯从容不迫、大气磅礴的气势。

　　“原来的译本并不坏，但这个新译本更好！而且他们这个年龄能到做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所以我在私下跟杨玲开玩笑，我说外国文学翻译界，特别是西班牙语界，你和范晔是一对"金童玉女"，太了不起了！”

　　真正完美的翻译是不可能的

　　杨玲是从大学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的，硕士时开始翻译一些作品。在翻译《霍乱时期的爱情》前，她曾译过三本西班牙小说。生活中的杨玲很开朗，喜欢读书，喜欢莫言、余华。而《红楼梦》和《圣经》是她手边百读不厌的经典。

　　翻译《霍乱时期的爱情》时，她确定了自己这次翻译的基本原则：直译。她觉得如果过多运用汉语本身的成语或者俗语，就会使原文中很多鲜活的细节失去它本身的色彩，甚至会被消解。“我想带给读者的是一点点陌生感，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很多东西，他之所以成功、之所以伟大，就是他在写很多非常平常的事物时，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也是我尽量保留的。我认为这也是中国读者读外国文学的一种乐趣。”

　　对于杨玲和范晔来说，曾经风靡中国的马尔克斯这两本经典小说都有颇有影响力的老译本，这无疑是对他们这样年轻译者的巨大挑战。对此，杨玲有自己的想法：“我很早以前看过老译本，但这次翻译过程中我没有去看老的译本。他们有他们的语言，而我们现在有新的时代背景，肯定会有不同。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底蕴，我有的可能是二十年中国的变化带给我的一些新鲜感。”而这一点，也许就是出版方起用年轻译者的想法所在。

　　杨玲说她在翻译这本书时，最要尽力保持的是作家在文本中的叙述节奏：“我尽量保持非常节俭、紧凑的但是又内涵丰富的语言节奏，我只能试图做到这一点，希望达到作者的80%，真正完美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翻译就像数学上的极限一样，是不断贴近的，何况是我这样的年轻译者，我只能尽全力贴近作家的意思。”

　　对话杨玲

　　最大的挑战是再现

　　马尔克斯的幽默

　　记者：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成为《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译者？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杨玲：出版社的编辑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试译一下《霍乱时期的爱情》，我答应了，并通过了试译，就这样被确定为《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译者。当时挺有压力的，因为这部小说的分量众所周知，而且又是重译。

　　记者：你怎么去把握马尔克斯特殊的文学风格？

　　杨玲：马尔克斯的文风简洁紧凑、干净利落而又内涵丰富、蕴藏着幽默和智慧。西班牙语文学常常讲究语言的音乐性，也就是韵律，虽然原文的韵律在翻译中很难体现，但节奏是可以保持的。只有保持语言的节奏，才能达成马尔克斯的初衷，由始至终紧紧地抓住读者。这就是我当初的目标吧。

　　记者：翻译的过程顺利吗？有没有一筹莫展之时？

　　杨玲：整个过程还算比较顺利吧。翻译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找到和原文比较贴近的表达时的那种喜悦。马尔克斯的那种不露声色的智慧和幽默让人不得不佩服，有时，译着译着，真的会捧腹大笑。每当能把这种智慧和幽默尽可能贴切地用中文再现出来的时候，就是最开心的时候。相反，最痛苦和最艰难的时候自然是怎么表达都觉得不到位、不满意的时候。有时，一句话就能耗上一两个小时，黔驴技穷一筹莫展时，我就会干脆暂时放下，做点别的事情，再回来时，往往能跳出之前的困境。

　　记者：这本书一共译了多长时间？这本书对一个译者最大的挑战在哪儿？担心读者会把你的译本和老译本做比较吗？

　　杨玲：一共译了近一年的时间。在我看来，这本书对译者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再现马尔克斯那种一本正经、不露声色却让人回味无穷的夸张讽刺和幽默诙谐。译完后第一个小时的感觉当然是如释重负，但一个小时后，就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但我已经尽力，只能等待读者的评判。至于读者会把新旧译本做比较，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文学翻译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每个译者都会有自己的风格，每个译本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记者：你是怎么理解这本小说的？作为一个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你是如何更接近作者的灵魂深处？是不是有和单纯的一个读者非常不同的感受？

　　杨玲：译者首先也是一个读者，能够感受到作为读者的心动和喜悦。同时，译者还会有一种特有的幸福感，仿佛和作者在直接交流，对每一个细微的精妙之处都能够深有体会，并且消化为自己的东西，接着再和读者进行心灵的沟通，把这些细微的妙处传达给读者。文学翻译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感就在于此。作者的文字会变成形象，变成画面，书中每一段精妙的文字会让你的眼前浮现出不同的图景，会拨动你的心弦，而你再让这些形象和图景变回文字，去拨动读者的心弦。这个过程自然会帮助你接近作者的灵魂。

　　记者：有人认为，《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穷尽了爱情的所有可能性，书中最打动你的是哪一种爱情？你对爱情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杨玲：的确，马尔克斯试图在书中穷尽爱情所有的可能性：浪漫的，平庸的,高贵的、低俗的,纯真的，放荡的等等。最打动我的，自然首先当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等待了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的这种至死不渝的爱情。此外，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爱虽然中规中矩，平淡无奇，但他和费尔明娜·达萨能够克服大大小小的障碍，磕磕绊绊地走完一生，也让我们领悟到很多关于婚姻和爱情的道理。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章、第二章和最后一章。我认为爱情的确有很多种形式和可能，但真正的爱情一定是心灵的交流和爱慕，是能够超越世事变换，超越生死，铭刻在内心之中的。

　　记者：老一辈的翻译家中，你最喜欢谁？为什么？

　　杨玲：我最喜欢的一位老翻译家是杨绛先生。我认为，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传神上，都是无人能及的。

　　“金童”范晔： 要体现马尔克斯的风格

　　范晔：北京大学西葡语系教师，博士。主要译著：《万火归一》、《百年孤独》

　　2011年，由马尔克斯亲自授权的《百年孤独》中文版面世是国内出版界的一大盛事。首发式上，外表干净、斯文、略带学生气质的年轻译者范晔让大家有点意外、又有点眼前一亮。这位北京大学西葡语系的青年教师，在翻译这本著名的小说之前，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活经历非常平常：“1995年进北大，除去在墨西哥一年，西班牙两年多，基本是苟全性命于校园。没有什么外在的戏剧性波折。”

　　在接到出版社邀请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范晔翻译过西语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塞尔努达、阿莱克桑德雷、希梅内斯等人的诗作，翻译小说只是偶尔为之。但他翻译的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小说《万火归一》在业界颇受肯定。

　　《百年孤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有黄锦炎、高长荣等很有影响的译本，对于2006年才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范晔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西班牙的安达露西亚小城，他译出了《百年孤独》中那经典的第一句，至今想来，他仍然认为那是自己和这本伟大小说之间一桩委实奇妙的机缘。那座小城是“二七年代”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故乡，而同样在一九二七年，在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小城阿拉卡塔卡，诞生了另一位“加西亚”，日后马孔多世界的创造者。

　　对年轻的范晔来说，在翻译一篇作品之前，找到它的“调子”是最关键的第一步。他喜欢傅雷的话“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如何把握《百年孤独》独特的讲述语调对他来说是翻译成败的关键。他用“战战兢兢，勉力"采集那微妙的调子"来形容自己最初的状态。他毫不讳言，翻译时，他的书桌案头，电脑屏上，常有穆时英、施蛰存、何其芳，王道乾、南山，白先勇、朱天文等等平日喜欢的文字……每当文思枯竭，他就会用阅读来刺激自己的才思，然后再次上路，去试着再次“掌控文字的脉动。”

　　在他的理解里，《百年孤独》更像是一则关于翻译的寓言，里面“充斥着各种语言的众声喧哗。”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是各种翻译行为，甚至贯穿全书几代人的主线也是一项翻译作业：破解梅尔基亚德斯留下的羊皮卷，将梵文密码译成西班牙语。而本书的“原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像是一位伟大的译者，而他笔下的人物吉卜赛智者梅尔基亚德斯反成了“原作者”。

　　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想翻译几位诗人的作品，可能是西班牙的路易斯·塞尔努达，或者做一个中世纪诗选。还想译一位古巴作家的天书。

　　对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评价他和杨玲是西语界的的“金童玉女”，他嘿嘿一乐：“愧不敢当。我相信，翻译界很快就有三个火枪手，四大名捕，乃至一百单八将出现在大家面前……”

　　对话范晔

　　翻译经典

　　好像与大师过招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成为一个译者或者说一个翻译家？这方面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范晔：以前从没想过。主要是遇到好文字，不翻译不足以表达自己初读时的喜爱和兴奋。现在也希望保持这样的初衷。

　　记者：你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教书、翻译、阅读在你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范晔：描述自己总是挺困难的，也容易陷入自恋或自怜的试探，呵呵。教书是工作，翻译是爱好，阅读是慰藉，然而现实常常比简明的概括要复杂，这些“定位”描述在不同的时刻都可以互换。

　　记者：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私人的阅读史吗？

　　范晔：小时候爱看评书评话的话本，《兴唐传》之类。后来读武侠，记得读《天龙八部》第一本时真有段誉偶入无量山琅嬛福地时的感觉。金古梁温这些所谓的新武侠作家之后，又去读民国时代的诸武侠剑侠小说名家，朱贞木，王度庐，蜀山楼主……

　　记者：你曾说马尔克斯并不是你最钟爱的作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成为《百年孤独》的译者？有压力吗？但肯定有一个挑战在刺激你接下这个工作。是吗？

　　范晔：收到出版社邮件的时候我还在西班牙的南方小城。当时不是没有犹豫，最后接下也是因为想到了译界前辈的一句话，翻译经典好像与大师过招。这种诱惑难以抗拒。

　　记者：你说在翻译这本书时最重要的是去把握马尔克斯小说中独一无二的“调子”，你是怎么去捕捉它的？我注意到你的版本的句式更长，也更欧化。

　　范晔：具体怎样捕捉真的不好说清，我只想让整本书气韵生动流转起来，有时候莫名其妙脑子里出现围棋的术语，翻这样自成天地的一部长篇，要争势，不要在方寸之地胶着。这当然是理想。

　　记者：会担心老译本的影响吗？有没有刻意地想摆脱它？

　　范晔：有点顾不上，光想着怎么重现马尔克斯的影响已经够我想的了。我往往在翻完几个章节后，对照前辈的译本，看自己有无理解出错的地方。

　　记者：网上有网友说你的版本相比老版本更简洁，更容易进入故事。你在意读者、你们“圈子里”的同行对你的译本和老译本做比较吗？你对自己译本的自信来源于何处？

　　范晔：读者当然有比较和选择的权利。我一直在关注大家的评论，学到了不少东西。即使在微博那样有篇幅限制的载体，也会发现许多精彩的评论。例如有位读者批评我“硬生生把一本拉美小说翻译成了俄国小说”，我在心生歉意之余倒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记者：你是怎么理解这本小说的？作为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你是如何不断接近作者的心灵的？现在会比以前对马尔克斯喜欢更多一些吗？

　　范晔：接近心灵云云不敢说，但毕竟一本书翻译下来，对原作者的感觉不会没有变化。以前或许有些偏见，觉得他是极聪明的人，但聪明中似乎有冷漠，现在想来很可能是被小说叙事者那种俯视众生，天地不仁的调子迷惑了。这本小说的细节中也蕴含温情。

　　记者：老一辈的翻译家中，你喜欢谁？

　　范晔：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内，傅雷、朱生豪、周克希、杨绛、戴望舒、王道乾、李健吾……众多前贤的译作都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难以一一尽数。我还搜集了像《译书记》、《因难见巧》、《一本书和一个世界》这些收录前人翻译札记的书，虽不能及，心向往之。

    来源：深圳商报 日期：2012年09月10日 记者：田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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