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陆诗丛·外国卷》
《新陆诗丛·德国卷》
楚尘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孟迷
“现在谁还出诗集呢？唯有楚尘！唯有楚尘！”近日，著名诗人于坚在微博盛赞出版人楚尘。在这个越来越现实的社会，楚尘是中国为数不多依然坚持为诗人出版“诗集”的人。继结集托马斯、贝恩等国外著名诗人诗作在内的《新陆诗丛·外国卷》于近期面市后，今年底，与之平行的《新陆诗丛·中国卷》亦将同时推出于坚、韩东、翟永明、西川、杨黎和春树六位中国当代诗人的最新诗作。值此之际，本报记者就诗集出版与当代诗歌的现状对楚尘进行了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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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新陆诗丛·外国卷》虽是今年面市，但其实早在2000年你还在其他出版社时就已着手，为何拖到现在才以“楚尘文化”的名号出版？
楚尘：当时是策划了一套“二十世纪诗歌译丛”，计划外国的做50本，中国的21本。后来由于出版社人事变动项目中止，但实际工作一直是延续的。“楚尘文化”的前身其实是一家南京公司，当时已出版过数百种书籍，但由于一些原因，2001年我们搬到北京后重新改名。虽然“几易其主”，但这套书最终还是顺利完成，并以《新陆诗丛》的名义陆续推出。
记者：你曾多次表示，《外国卷》是得益于当当网的独家定制才得以出版发行，因为实体店都不愿意接受它。但与此同时，这套历时12年翻译编辑共7册150万字的“毛边本”丛书，其网络售价仅为原定价的一半（不足300元），这样能否收回成本？
楚尘：现在的销售情况比我们预期要好一点，能否回本要半年后才能知道。但《中国卷》我们打算走地面店和网络店同时发行的渠道，毕竟中国诗人的知名度要更大一些；而且仅仅当当网一家，宣传力度还是不够的。当然，因为省去了翻译的工夫，定价也会低很多。
记者：在如今浮躁的社会与出版界，坚持做诗集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楚尘：外国诗歌乃至外国文学的话，最大的困难是翻译；优秀诗人层出不穷，但要找到合适的译者很难，没办法翻译的只能放弃。而且现在中国出版界有一个偏见，就是无论出版外国还是中国诗集都一定会亏本。但我不这么认为，主要是因为这十几年来诗集做得太滥太烂，只要把诗集的翻译质量、设计质量、推广思路做充足，还是会有很好的回报的。
记者：早期翻译外国诗歌的如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等本身就是诗人，现在要再找这么优秀的译者是否不大可能？
楚尘：还是有可能的。比如黄灿然，他写诗，也翻译诗，是现在最好的人选；比如北岛，他翻译的《北欧现代诗选》我正与他签合同重新推出；西川也翻译过很多诗，我也建议他整理出版。其他语种的包括已经九十几岁的法语翻译徐知免，他和翻译《情人》的王道乾是同班同学；还有武汉大学教授谢芳也是很优秀的德语翻译家。
记者：目前你掌握的翻译家资源有多少？
楚尘：专业的业余的、国内的国外的，我知道的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十个吧，但当中真正能达到我的出版要求的估计只有十几二十个。所以我现在的主张是，宁缺毋滥。如果有好的诗集好的译本，出一百种也可以出；但如果没有，有一本出一本，不能盲目雄心追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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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占教育功能的三分之一
记者：于坚在微博对你坚持出诗集大加表扬，你怎么看？
楚尘：我觉得不应该赞美。作为一个出版人，本身就有责任和担当来做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因此受到关注。
记者：你曾说，当代人不读诗歌，除了中国教育的缺失，出版界也有责任？
楚尘：是的，出版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并且至少占去1/3的功能。但目前中国出版界尴尬的是，整体规划不像国外那样划分有序，比如想要什么样风格的书就知道该上哪个出版社找。所以我认为，中国出版社不能一味迎合读者，而应该去引导读者，放长战线，打响旗号，争取在未来当读者一看到你的标签时，就知道你主打什么样的书籍。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像法国午夜出版社那样，去团结一批优秀的作家与诗人，形成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
记者：中国上世纪80年代那种对于诗歌的狂热有可能再现吗？
楚尘：很难了。80年代有它特殊的背景，当时文学读物极度匮乏，文学杂志《花城》、《收获》等发行量一百万都是很正常的。而现在，人的生存都很困难，自然越来越世俗，加上多媒体的发展，真的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读诗。但是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还是需要好的东西来填补精神需求的。所以，真正的出版人应该起到好的引领作用，甘愿埋头苦干，不要等到社会需要的时候再做，不需要的时候就不做。
记者：现在诗集的装帧设计和80年代已经很不同了，但是和现在的畅销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保留了很多素雅简单的元素。怎样从装帧设计上保留“诗”的气质？
楚尘：诗集的装帧设计因为印刷条件发生变化而变化，以前是因为技术问题所以要求低，但其实，有的东西越简单反而越好。我们在设计方面要求还是很高的，邀请了中国最好的封面设计师陆智昌操刀，像《我们仨》、《洛丽塔》、《陈寅恪文集》、米兰·昆德拉、奥尔罕·帕慕克、三岛由纪夫的书系等，都是由他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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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文学史上“被遗忘的经典”
记者：除外国诗歌外，你们还做了不少外国文学，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楚尘：外国文学是浩渺无垠的，在不同年代、不同语种、不同流派的作品中，我们的切入点是：被遗忘的经典。比如文学史上著名却没有中译本的作品，或是当下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新作。畅销书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记者：比如《新陆文库》系列你们首先选择做德语卷，为何不是更为大众熟悉的英语文学？
楚尘：主要是市面上重复出版的英语经典作品比较多，我们选择先推出德语卷的六本看看市场反应。其实光德语文学我们就可以做五十种以上，加上英语和法语作品，我们现在已经囤积了一百多种。已经出版的包括开创纽约客文风的《詹姆斯·瑟伯系列》，以及不少中国读者闻所未闻的英国神幻作家柴纳·米耶维的《伪伦敦》等，平均销量都在一万册左右。目前，整个“楚尘文化”已经出版有一百多种书籍，从南京开始算起大概有五六百种。
记者：外国文学奖项会左右你们的选择吗？
楚尘：得奖作品当然还是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但这么多年来，普利策奖或布克奖得主在中国畅销的没有几个；尤其诺贝尔文学奖如今已有108位得主，真正卖得好的也就只有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记者：你个人最喜欢的文学形式是诗歌吗？
楚尘：诗歌只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其实小说里面也有诗的东西。我喜欢美国作家福克纳、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等，他们的作品虽是小说，却也有诗意。诗人当中我喜欢博尔赫斯，R.S·托马斯等。不过，其实书读到最后，我放在床头的就那么十来本，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卡夫卡的《书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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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作至今的
我都佩服
记者：你曾将韩东、西川、吕德安、于坚等中国当代诗人提高到可与世界诗歌比肩的位置，如何评价他们现在的创作状态？
楚尘：中国作家能坚持创作到现在的，我都比较佩服，写作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以韩东为例，他当年从语言探索入手，近年来愈加重视精神命脉，写出了个体生命中的普遍性。我曾开玩笑说，中国有些作家的才气甚至超过卡夫卡，但是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写了，这是很可惜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的好朋友朱文，他现在只在私下里写一点点诗。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今年底要发行的《新陆诗丛·中国卷》？
楚尘：《新陆诗丛·中国卷》包括六本，收录了六位当代诗人近十年来的最新诗作：于坚的《彼何人斯》在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之间建立新的联系；韩东的《重新做人》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可能；翟永明的《行间距》收录了其描写汶川地震的最新组诗；西川的《够一梦》继续延续长诗风格；杨黎的《一起吃饭的人他们并没有一起睡觉》让生活场景无比诗意；春树的《春树的诗》则继续保持特立独行。
记者：你认为在当代什么样的才是好诗歌？
楚尘：好的诗歌牵涉到美学标准，但不管各种诗派，口水、废话、撒娇，到最后都是语言的艺术。我常说，世界上不存在诗人或非诗人的界限，每个人都是诗人，每个人的感觉都是诗歌。清洁工、卡车司机、农民都能感受到诗意，只是没法用语言说出来，诗人则是更擅长于表达。所谓好的诗歌，就是用准确的创造性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存在和对世界的感觉。
记者：你自己现在还有时间创作吗？
楚尘：现在没有时间，不能全心投入，只偶尔写点诗。以后搞不清楚还能不能写，再说吧。
来源：深圳特区报 日期： 2012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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