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陆诗丛·外国卷》

《新陆诗丛·德国卷》

楚尘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孟迷
“现在谁还出诗集呢?唯有楚尘!唯有楚尘!”近日,著名诗人于坚在微博盛赞出版人楚尘。在这个越来越现实的社会,楚尘是中国为数不多依然坚持为诗人出版“诗集”的人。继结集托马斯、贝恩等国外著名诗人诗作在内的《新陆诗丛·外国卷》于近期面市后,今年底,与之平行的《新陆诗丛·中国卷》亦将同时推出于坚、韩东、翟永明、西川、杨黎和春树六位中国当代诗人的最新诗作。值此之际,本报记者就诗集出版与当代诗歌的现状对楚尘进行了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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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新陆诗丛·外国卷》虽是今年面市,但其实早在2000年你还在其他出版社时就已着手,为何拖到现在才以“楚尘文化”的名号出版?
楚尘:当时是策划了一套“二十世纪诗歌译丛”,计划外国的做50本,中国的21本。后来由于出版社人事变动项目中止,但实际工作一直是延续的。“楚尘文化”的前身其实是一家南京公司,当时已出版过数百种书籍,但由于一些原因,2001年我们搬到北京后重新改名。虽然“几易其主”,但这套书最终还是顺利完成,并以《新陆诗丛》的名义陆续推出。
记者:你曾多次表示,《外国卷》是得益于当当网的独家定制才得以出版发行,因为实体店都不愿意接受它。但与此同时,这套历时12年翻译编辑共7册150万字的“毛边本”丛书,其网络售价仅为原定价的一半(不足300元),这样能否收回成本?
楚尘:现在的销售情况比我们预期要好一点,能否回本要半年后才能知道。但《中国卷》我们打算走地面店和网络店同时发行的渠道,毕竟中国诗人的知名度要更大一些;而且仅仅当当网一家,宣传力度还是不够的。当然,因为省去了翻译的工夫,定价也会低很多。
记者:在如今浮躁的社会与出版界,坚持做诗集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楚尘:外国诗歌乃至外国文学的话,最大的困难是翻译;优秀诗人层出不穷,但要找到合适的译者很难,没办法翻译的只能放弃。而且现在中国出版界有一个偏见,就是无论出版外国还是中国诗集都一定会亏本。但我不这么认为,主要是因为这十几年来诗集做得太滥太烂,只要把诗集的翻译质量、设计质量、推广思路做充足,还是会有很好的回报的。
记者:早期翻译外国诗歌的如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等本身就是诗人,现在要再找这么优秀的译者是否不大可能?
楚尘:还是有可能的。比如黄灿然,他写诗,也翻译诗,是现在最好的人选;比如北岛,他翻译的《北欧现代诗选》我正与他签合同重新推出;西川也翻译过很多诗,我也建议他整理出版。其他语种的包括已经九十几岁的法语翻译徐知免,他和翻译《情人》的王道乾是同班同学;还有武汉大学教授谢芳也是很优秀的德语翻译家。
记者:目前你掌握的翻译家资源有多少?
楚尘:专业的业余的、国内的国外的,我知道的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十个吧,但当中真正能达到我的出版要求的估计只有十几二十个。所以我现在的主张是,宁缺毋滥。如果有好的诗集好的译本,出一百种也可以出;但如果没有,有一本出一本,不能盲目雄心追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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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占教育功能的三分之一
记者:于坚在微博对你坚持出诗集大加表扬,你怎么看?
楚尘:我觉得不应该赞美。作为一个出版人,本身就有责任和担当来做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因此受到关注。
记者:你曾说,当代人不读诗歌,除了中国教育的缺失,出版界也有责任?
楚尘:是的,出版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并且至少占去1/3的功能。但目前中国出版界尴尬的是,整体规划不像国外那样划分有序,比如想要什么样风格的书就知道该上哪个出版社找。所以我认为,中国出版社不能一味迎合读者,而应该去引导读者,放长战线,打响旗号,争取在未来当读者一看到你的标签时,就知道你主打什么样的书籍。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像法国午夜出版社那样,去团结一批优秀的作家与诗人,形成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
记者:中国上世纪80年代那种对于诗歌的狂热有可能再现吗?
楚尘:很难了。80年代有它特殊的背景,当时文学读物极度匮乏,文学杂志《花城》、《收获》等发行量一百万都是很正常的。而现在,人的生存都很困难,自然越来越世俗,加上多媒体的发展,真的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读诗。但是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还是需要好的东西来填补精神需求的。所以,真正的出版人应该起到好的引领作用,甘愿埋头苦干,不要等到社会需要的时候再做,不需要的时候就不做。
记者:现在诗集的装帧设计和80年代已经很不同了,但是和现在的畅销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保留了很多素雅简单的元素。怎样从装帧设计上保留“诗”的气质?
楚尘:诗集的装帧设计因为印刷条件发生变化而变化,以前是因为技术问题所以要求低,但其实,有的东西越简单反而越好。我们在设计方面要求还是很高的,邀请了中国最好的封面设计师陆智昌操刀,像《我们仨》、《洛丽塔》、《陈寅恪文集》、米兰·昆德拉、奥尔罕·帕慕克、三岛由纪夫的书系等,都是由他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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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文学史上“被遗忘的经典”
记者:除外国诗歌外,你们还做了不少外国文学,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楚尘:外国文学是浩渺无垠的,在不同年代、不同语种、不同流派的作品中,我们的切入点是:被遗忘的经典。比如文学史上著名却没有中译本的作品,或是当下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新作。畅销书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记者:比如《新陆文库》系列你们首先选择做德语卷,为何不是更为大众熟悉的英语文学?
楚尘:主要是市面上重复出版的英语经典作品比较多,我们选择先推出德语卷的六本看看市场反应。其实光德语文学我们就可以做五十种以上,加上英语和法语作品,我们现在已经囤积了一百多种。已经出版的包括开创纽约客文风的《詹姆斯·瑟伯系列》,以及不少中国读者闻所未闻的英国神幻作家柴纳·米耶维的《伪伦敦》等,平均销量都在一万册左右。目前,整个“楚尘文化”已经出版有一百多种书籍,从南京开始算起大概有五六百种。
记者:外国文学奖项会左右你们的选择吗?
楚尘:得奖作品当然还是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但这么多年来,普利策奖或布克奖得主在中国畅销的没有几个;尤其诺贝尔文学奖如今已有108位得主,真正卖得好的也就只有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记者:你个人最喜欢的文学形式是诗歌吗?
楚尘:诗歌只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其实小说里面也有诗的东西。我喜欢美国作家福克纳、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等,他们的作品虽是小说,却也有诗意。诗人当中我喜欢博尔赫斯,R.S·托马斯等。不过,其实书读到最后,我放在床头的就那么十来本,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卡夫卡的《书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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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作至今的
我都佩服
记者:你曾将韩东、西川、吕德安、于坚等中国当代诗人提高到可与世界诗歌比肩的位置,如何评价他们现在的创作状态?
楚尘:中国作家能坚持创作到现在的,我都比较佩服,写作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以韩东为例,他当年从语言探索入手,近年来愈加重视精神命脉,写出了个体生命中的普遍性。我曾开玩笑说,中国有些作家的才气甚至超过卡夫卡,但是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写了,这是很可惜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的好朋友朱文,他现在只在私下里写一点点诗。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今年底要发行的《新陆诗丛·中国卷》?
楚尘:《新陆诗丛·中国卷》包括六本,收录了六位当代诗人近十年来的最新诗作:于坚的《彼何人斯》在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之间建立新的联系;韩东的《重新做人》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可能;翟永明的《行间距》收录了其描写汶川地震的最新组诗;西川的《够一梦》继续延续长诗风格;杨黎的《一起吃饭的人他们并没有一起睡觉》让生活场景无比诗意;春树的《春树的诗》则继续保持特立独行。
记者:你认为在当代什么样的才是好诗歌?
楚尘:好的诗歌牵涉到美学标准,但不管各种诗派,口水、废话、撒娇,到最后都是语言的艺术。我常说,世界上不存在诗人或非诗人的界限,每个人都是诗人,每个人的感觉都是诗歌。清洁工、卡车司机、农民都能感受到诗意,只是没法用语言说出来,诗人则是更擅长于表达。所谓好的诗歌,就是用准确的创造性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存在和对世界的感觉。
记者:你自己现在还有时间创作吗?
楚尘:现在没有时间,不能全心投入,只偶尔写点诗。以后搞不清楚还能不能写,再说吧。
来源:深圳特区报 日期: 2012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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