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茶花女、索菲亚、罗兰女士这些西方女性在晚清语境中被“本土化”的同时，也衍生出自己的“中国姐妹”——“新女性”。这些“新女性”看上去似曾相识，却又有些陌生，亦真亦幻，虚虚实实。

　　季剑青

　　《翻译的传说》

　　胡缨著

　　龙瑜宬 彭姗姗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第一版


　　侬家玛利侬，姓菲立般，法兰西巴黎市人也。系出清门，幼娴姆教；虽非民族，颇诵清芬。自及学龄，早受教育；喜读英雄之传记，心醉政治之共和；虽无咏絮之清才，却抱孤芬而自赏。二十五岁，与罗兰郎君结婚。晨看并蒂之花，夕绾同心之缕；自喜英雄儿女，人夸名士美人。有志澄清，闻鸡声而对舞；分灯夜读，比鸳翼以双栖。结此琴瑟古欢，也算家庭一乐。只恨我法国自路易十四以来，政府专横，国事日坏。专制的君权，已膨胀到极点；平民的自由，直褫剥到尽头。……我玛利侬虽是女儿，亦有国民责任，难道跟着他们醉生梦死，偷息在这黑暗世界不成？

　　这是晚清文人麦仲华编撰的《血海花传奇》中的一段说白，文中的“玛利侬”即是时人耳熟能详的罗兰夫人。今天的读者大概很难接受，这位法国大革命中温和派吉伦特党的领导人，说话的腔调竟然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闺秀一般，但在晚清，这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和译介，似乎不仅没有动摇中国旧有的思维习惯和表述模式，反倒是证明了后者强大的包容力和适应性，从而催生出令人炫目的、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奇异景观。

　　晚清是一个大量翻译的时代，就小说而言，翻译在数量上一度超过了创作。然而晚清又是一个翻译极不“严谨”的时代，其随意性几乎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严格意义上的“直译”非常罕见，大多数译者都是按照国人的习惯和趣味，任意添油加醋或改头换面，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作。来自域外的观念和形象，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本土化”了，上面引文中的罗兰夫人就是一个例子。

　　陈平原和王宏志在分析晚清这种以“意译”为主的风尚时，指出译者的外语水平、翻译态度、对西方小说的偏见以及读者的接受能力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堪称洞达世情之论。而胡缨教授最近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却为观察晚清的翻译提供了另外一个理论视野，即不是把翻译仅仅看作是域外文本的输入和移植，而是在隐喻的意义上，将其视为两种文化跨越边界的相遇和对话，其中发生的种种曲折、纠结和错位，读来着实引人入胜，堪称一部韵味悠长的传说。在晚清无数看似随意的翻译中，其实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蕴涵，涉及自我的建构和普遍主义视野的形成这类重大的理论问题。

　　作者同样注意到晚清小说中文化的界限可以如此轻松随意地跨越，《孽海花》中的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能说一口“漂亮的京腔”，《黄绣球》中罗兰夫人可以用中文与黄绣球交流，而黄绣球一夜之间就掌握了法文。“令人惊异的交流无障碍以及获得外国知识的快速”（第13页），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清那种令人惊异的将域外文化和本土传统任意转化的能力来自何处呢？它的意义何在？

　　《翻译的传说》选取“新女性”作为观察的视角，并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所谓“新女性”，正是在文化跨界的相遇和对话中产生的新事物。当茶花女、索菲亚、罗兰女士这些西方女性在中国语境中被“本土化”的同时，也衍生出自己的“中国姐妹”——“新女性”。这些“新女性”看上去似曾相识，却又有些陌生，亦真亦幻，虚虚实实。她们的形象是不稳定的，总是处在流动、迁变和建构之中。作者细心追踪她们在文本中生成和流传的过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背后塑造她们的各种力量的复杂运作。第一章聚焦于《孽海花》中的彩云，她巧妙地利用自己妾室的地位获得了随丈夫出使西洋的机会，由此展开了自己的“跨界”之旅。借助于对“茶花女”的模仿和与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索菲亚的同志）的相遇，彩云一次次摆脱了种种性别和等级的束缚，进入到一个新的身份建构的空间之中。有意思的是，正是夏雅丽和“茶花女”的“本土化”，为本土的彩云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之成为传统的叙事主调不能完全容纳的“新”人物，这一“本土”／“异域”、内／外的微妙的辩证结构，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思路。

　　第一章犹如楔子，除了罗兰夫人外，茶花女和索菲亚这两位主角都已悉数登场，并且向读者展现了她们在催生彩云这一“新女性”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全书的余下章节中，作者依次展开对茶花女、索菲亚和罗兰夫人的跨文化之旅的描述，在小说《东欧女豪杰》中，索菲亚的故事为中国留学生华明卿的成长提供了想象性的框架，而在小说《黄绣球》中，罗兰夫人进入到主人公黄绣球的梦中，成为她的启蒙导师。这些西方女性在诸多中国文本中的奇特经历，让我们再次想起本雅明在《译作者的任务》一文中关于翻译是原作生命之延续的判断，这些被翻译过来的西方女性，做到了她们在其原初语境中从未做过的事。

　　晚清出现的这类随意的、毫无阻碍的翻译和挪用，是以一套普遍主义话语作为支撑的，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话语。书中引用了《法国女英雄弹词》中的一句说白，把这套话语的内涵表达得最为简洁明了：“所谓天理人情，中外皆一，并不是外国情理，同中国两样的呀。”（第205页）这可能是一种基于传统道德伦理之普遍性的信念，也可能是一种策略性的表达，但总之是为晚清文人自作主张地翻译和挪用异域文化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作者在第二章中分析了林纾的翻译和论著中的普遍主义修辞，如外国也讲三纲五常父慈子孝之类，敏锐地指出：“普世主义话语其实为学习西学，特别是他自己翻译西方小说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化的理由。”（第103页）其实不仅仅是翻译西方小说，而且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观念去翻译西方小说。在翻译的过程中，儒家话语获得了普遍主义的地位，且这地位总是被一再地肯定和强化。

　　其实不仅是小说的翻译，晚清对西方思想观念的翻译也同样如此。晚清的思想家——例如梁启超——把西方的思想观念表述为“公理”“公例”，很自然地将其与传统的“天下观”融合起来，因而似乎并未经受什么冲突和紧张，就把翻译过来的新概念新名词融入到新的普遍主义论述中，或者说毫无阻碍地挪用了这些概念名词来建构一套普遍主义的论述。这些新概念新名词的使用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和破坏传统的文言表述体系，这和小说翻译的情形非常类似。即如严复，尽管他为了寻找合适的译名“旬月踟蹰”，但是最终他仍然在“熟悉的自我”和“外国他者”之间找到了某种公度性，从而成功地运用古雅的古文建立起一套普遍主义的论述（第21页），正如他自己在《〈天演论〉自序》中所说的：“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乐也。”

　　显然，这套普遍主义话语对晚清时期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输入和传播功不可没，虽然伴随着无处不在的自以为是的误读和扭曲，它却使得西方思想文化——哪怕是其中的一些碎片——显得不那么陌生，变得容易接受了。但是民族主义的兴起构成了对这套普遍主义话语的挑战。作者在第四章讨论“罗兰夫人及其中国姐妹”时，触及了民族主义要求与普遍主义修辞之间的紧张，完全委身于普遍主义话语意味着要冒失去民族身份的风险。在小说《黄绣球》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调和的方案，他（她？）试图赋予黄绣球某种能动性，即不是被动地接受罗兰夫人“普遍主义”的馈赠，而是对其进行“花样翻新”，黄绣球所在的黄家村（隐喻中国）不是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区，而是作为全球平等的一员进行活动，于是“黄绣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范例隐喻，既非仅仅是普遍的，也非仅仅是特殊的，而是既普遍又特殊”（第215页）。

　　更具意味的则是苏曼殊写于五四前夕的小说《碎簪记》，在书中这部小说被视为“茶花女”的第三次移植，但是与之前的各种衍生文本迥然不同的是，此前那种中西之间毫无障碍的交流和互相指涉在这部小说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未加翻译的刺目的英文原文。在这里“外国语境并不能与中国语境轻易共存”（第122页），新旧中西间的裂缝已经无法弥合。这部小说发表在1916年的《新青年》上实在是意味深长，它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作者在导言的结尾部分感慨道：“在对完全是他人的（如‘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抑或自己的东西（如‘古文’）进行转化时，晚清展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轻松（ease）。之所以令人惊异，只是因为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这样的轻松不知缘何变得比较少见，并且随着二十世纪的慢慢流逝而越来越难以想象。”（第25页）而与之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为何本书着力分析的那些形象——茶花女、索菲亚和罗兰夫人——在晚清过后也迅速失去了其轰动一时的吸引力，甚至被人们遗忘？

　　整体来看，晚清流行的普遍主义话语到民国初年即渐趋瓦解，到了五四时期中西二元对立已经成为主导的认识框架。伴随着对自身传统的激烈批判，新文化人更加强调本真的、异质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革新的意义，那种将异域“本土化”的表述模式和策略再也不能被接受了，林纾早年的翻译也遭到了无情的嘲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依附于此前的表述模式和策略的茶花女、索菲亚和罗兰夫人，自然也就风光不再。

　　此外，这些西方女性及其“中国姐妹”似乎也在不断的复制、变形和播撒中耗尽了自身的能量，她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局限在文本和文本流变的踪迹之中，她们任由人们的改写和演绎，直至变成空洞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只是被不断塑造和消费的文本形象，而不构成某种生产性的现实力量，无法召唤出真正行动的主体。塑造她们的作（译）者和消费她们的读者，往往都是一些匿名的男性（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东欧女豪杰》和《黄绣球》作者的详细情形）。这或许也是晚清普遍主义话语的一个内在危机的表征，不断衍生和繁殖的话语无法指向具体的变革力量，从而陷入到“无主体的普遍主义”的困境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女性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称为中国“新女性”的先驱呢？本书的研究时段下限定在1918年，即五四之前的那一年，而“新女性”“新妇女”的用语通常认为到了五四时期才开始广为流行（第5页）。近来学界日趋重视晚清和五四之间的连续性，然而两者之间的断裂或许还有待重新认识。五四青年的女性偶像不再是索菲亚和罗兰夫人，而是娜拉。这是一个中国传统中从未有过的、内涵异常清晰明确的异域形象，她在被译介的过程中并未经历过“本土化”的改造，但却反而因此保留了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召唤出了行动着的对应物：那些大胆出走反抗家庭的“娜拉”们，包括一代新的女作家。这将是另一段同样精彩的“翻译的传说”，但却会是完全不同的传说。

    来源：东方早报 日期：200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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