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稻孙与周作人，两位大名，这里说的不是戏目，没有滑稽的意思。只是当年两人命途相类，身后却不怎一样了。钱稻孙不似周作人多有遗稿书信留存，且少人忆述，材料欠乏，难详考其生平。今藉周作人与松枝茂夫往复书简（《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也算从侧窥观钱稻孙。

    其时笔者为《万叶集精选（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4月版）作序，尝谓“钱氏概于一九三三年着手译《源氏物语》”，今重审恐不确。钱稻孙曾与胡适就译《源氏物语》通信，胡适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委员长，责在编译世界名著，钱译《源氏》理当属乎此项目，而胡适乃自1930年担任该职。又按浦江清日记1932年1月有“钱先生方整理其《源氏物语》译稿”句（《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11月版第77页），或与上述编译事相关。保守而论，钱稻孙译《源氏》肇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钱稻孙虽早在三十年代便开译《源氏物语》，厥第一帖却至1957年方见刊于杂志，花近三十年磨一帖，委实奇怪。但在1956年7月7日，周作人致信松枝茂夫曰：“现闻在找钱稻孙译《源氏》。”同年9月又云：“近在找钱稻孙译《源氏》，未知能有成否。”着眼“在找”二字试推，钱氏于次年所登稿，应自1956年下半年起译。而三十年代翻的《源氏物语》，殆因故散失尽矣。可能之一，即随同过去创建的私人图书馆“泉寿东文书藏”，战后沦落被抄亡的下场。

    据文洁若记述，钱译《源氏物语》反响很大，故“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九年二月正式约钱稻孙翻译《源氏物语》全书。到当年十月为止，他只交稿四万字。也就是说，每个月只能译四千字”（《〈源氏物语〉在中国》，《人民中国》2006年8月号）。若既有前译的话，繁加改订，每月也必不止四千字耳，则1957年揭载的《源氏》是重译应无问题。

    然碍于进度过慢，“因钱君太是古板执滞，几个月也搞不出一帖来”（《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82页），1962年《源氏物语》改以丰子恺负责，其间钱氏已在译近松门左卫门傀儡戏四目及井原西鹤说部二种，仅知至1963年竣事。

    文洁若说，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瑠璃“起先约人试译了一下，并请张梦麟先生（他病愈后，改任顾问，不再编稿了）鉴定，他连连摇头”（《风雨忆故人》，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8月版第32页）。而《近松门左卫门选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序中，文氏指明了那位起先试译的人是萧萧（伊藤克）。但文氏于1958年11月始接手人文社日本文学的编辑工作，此前的情况，反见诸周、松枝二氏之书。

    1956年1月21日，周作人致松枝茂夫信中说：“兹又有一事奉托：人民文学社以后拟着手译印日本文学作品，妄思着手搞一册净瑠璃选，苦无参考本，闻河出书房有《口语译近松名作集》一种，乞费心代购一册。”照此看来，最初近松门左卫门剧作意在由周作人迻译。

    松枝氏于2月16日答书曰：“《近松》（河出國民文学）はまだ出ません。淨瑠璃本は、新刊本は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さがしてみます。”〔《近松》（河出国民文学）尚未出版。净瑠璃台本，似无新刊，然试为搜之。〕

    根据同年7月7日周作人信得知，人文社后找来“傅仲涛译‘净瑠璃’”。文洁若说的“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瑠璃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译者”，已是1958年的事，当中选改译者几何失考。

    无独有偶，翻译井原西鹤最初物色的人选亦为周作人。

    1959年2月22日，周作人与松枝茂夫书谓：“现受嘱译西鹤物，拟先试译《一代女》，需用text，岩波之日本古典大系中《西鹤集 上》或朝日新闻社古典全书之中，有无适当之本，望费心择取一种为幸。此种text以注释详明者为佳，祈斟酌定之。”

    同年4月7日，松枝茂夫返书：“西鶴の注釈書は戦後色々出て、現代訳も何種かありますが、岩波の古典大系が最も新しいだけに一番詳しいようですから、近日中にお送りいたします。”〔西鹤注释书籍于战后纷出，现代译本亦有数种，因岩波的古典大系为最新故似至详备，不日寄呈。〕

    同月10日，周氏去信：“因受出版社嘱托，拟着手西鹤物，有力不胜任之感。需用《好色一代男》现代语译（角川文库）及该书原典（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西鹤集 上》），均乞费心代购。”

    月底30日，周氏言“《西鹤集 上》如未寄出，可请不必寄予，因北京图书馆有之，可以借用”云云。

    5月24日，“承寄下《西鹤集》，费心谢了。唯因出板社过于小心，恐怕西鹤的‘浮世草子’不能出板了，以是翻译且从缓。”

    直到10月2日，周氏才重提：“以后将译西鹤，此在鄙人实为难事，需用语译如角川文库中《一代男》，最好祈代购一册，或能为代找‘国民文学全集’中《西鹤名作集》，尤为感荷。”

    同月，时隔七日，周氏发函：“前信托购朝日之国民文学中《西鹤》，近已从图书馆中借得，故可无须矣。”遂再无谈译井原西鹤事。

    由此推测，钱稻孙接译井原，大抵于1960年；而译近松可能较之更早，可以肯定的是，1961年时钱氏已在译近松。周作人致鲍耀明书，1961年7月4日道：“知拟翻译净瑠璃等，甚是胜业，唯此事或须多少加味戏剧才好，鄙人乃对此茫然，友人钱稻孙君受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委托，选译近松，钱君前曾涉笔谣曲，似多文饰，似此种文体不宜于直译也。”（《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第61页）

    与致松枝氏书信并观，周氏所谓“对此茫然”、“不宜于直译”语应指自己对译净瑠璃力有不逮。无法知悉，钱稻孙翻译是否也会参观现代语本。但周作人论丰子恺译《源氏物语》，言及“钱君系据原文”（《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第282页）。今唯知钱氏所据底本皆岩波书店本，盖与岩波家之交情不无关系，文洁若道：“他书架上的几十部工具书，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岩波书店陆陆续续送给他的，所以他才能够从事翻译工作”（《〈源氏物语〉在中国》，《人民中国》2006年8月号）；其在别处更说明“大部分是岩波书店老板岩波雄二郎无偿地赠送给他的”（《〈源氏物语〉与钱稻孙》，《作家》2006年第8期）。文氏亦听闻张梦麟说：“他参加过一次欢迎日本代表团的座谈会，周、钱都在座。他认为钱稻孙的口语比周作人地道而纯熟”（《风雨忆故人》第38页）。而渡边三男言：“与周氏既过二十岁才赴日本留学，留日六年相比，因钱氏自幼便长期生活于日本，不消说日语会话能力与日本人毫无差别，较一般的日本人也来得利索。”（《周作人氏の「古事記」と銭稻孫氏の「漢訳万葉集選」》，《駒澤國文》第6号）。

    另值注意的是，周作人译井原西鹤，选的是《好色一代女》《好色一代男》，坐是出版社还不保能批。至于钱稻孙弃好色物，而择《日本永代藏》及《世间胸算用》，此上多少能反映出两人的异趣。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曾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