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学者叶廷芳，其著述译作为人熟知。但很多读者可能并不知道，叶廷芳幼年曾因伤失去左臂，人生、求学之路较常人远为艰难多舛。但他始终以昂扬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生活、工作，以独臂撑起了一个精彩的世界。本文正是回顾了60多年前，他站在“读书”还是“务农”的人生十字路口上，那个决断的时刻。

　　升学是我遥不可及的梦

　　1949年1月，春节还没有来临，我从峡口中心小学毕业了！同学们熙熙攘攘，互相为学校向各家长喜送毕业证书。大家都在谈论考什么中学，问我，但我答不出来。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上中学的事，因为当时的公立中学是不接受我这样的残疾人的，而且出于自卑心理，自己并不认为这样的规定有什么不合理。我也作了自食其力的长期打算，除了给家里放牛、看田水、打猪草等杂活外，还与一位邻居的穷孩子一起在好几块山坡上开垦荒地，学会了使用锄头，种出了绿油油的麦苗，收获了好几筐大红薯，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信心，觉得在水田里犁地、插秧、割稻等确实不便，但凭锄头在旱地上作业还是养得活自己的。于是更淡忘了升学的事了。

　　那时学校招生每年分春、秋两次。那年冬天，衢州两所中学（衢州中学和衢县县中）的春季班即将招生了，一位准备考高中的学生告诉我：“现在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了，像你这样的身体情况我想也可以上中学了，你不妨去试试。”但这需要父亲的准许。而自从我失去左臂以来，已成了家庭的累赘、父亲的出气筒，不再敢向他提任何要求。后经这位准高中生的辗转探询，父亲说：上半年经济不行了，下半年再说吧。于是我目送着与我同庚的堂兄在他父亲的护送下去县城投考。但可惜这次他只获得县中的“备取”。过了年，两校宣称：录取的人数不够，需再补招一次。堂兄父子觉得第一次考的“备取”不放心，决心再去应试一次。正当他仍在他父亲陪同下跨出大门那一刹那，我父亲动摇了一下，他嘱咐叔父：“向学校问一下：若这次考取了，等下半年有钱了再去读行不行？”叔父不以为然地说：“明天就开始考了，人家还能为了你再招考一次？！干脆让廷芳今天一起跟我们走吧，考完了再说嘛！”于是父亲赶紧让我收拾行李，与他们一起走。

　　考上了中学付不出学费

　　坐在衢州中学报名处的是一位戴玳瑁眼镜的老师（后知是校医叶元灿），我首先问他，像我这样的身体情况能不能报名？他对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严肃地摇摇头说：“不行不行！”随即把窗门关上了（为了防冷）。我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在走廊里来回转了几圈后，又走到报名处，敲开了窗门。我带点质问的口气说：“不是都说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了，怎么对待我还是一样的呢？”叶元灿听了一愣。他停了停，然后说：“你等一等，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就马上进去了。不到五分钟他又出来了，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不一样，你可以考，可以考。”接着就让我填表。填好后我交给叶老师一看，他说你相片还没有交，要贴在准考证上。这下我又傻眼了！我强调我从来都没有照过相。对方说：“没有相片怎么能参加考试？监考老师会把你赶出来的！”说完他又不慌不忙地把窗门关上了！当时照相馆没有快照业务，照张相起码一个礼拜，而明天就要考试了！我灰溜溜地回到住处，那位考高中的老大哥也住在那里。他听了后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请求他给你手背或手心上盖个戳，监考老师查你准考证时，你就伸手给他看。”我带着一线希望回到府山。结果这一计策倒成功了！叶元灿老师在我正面手腕上盖了个戳。第二天监考老师来核对准考证时，他看了我手上的红戳，笑了笑表示默许。

　　结果两所学校都考取了，我选择了衢州中学。临开学时，父亲却仍强调经济拮据，读不了书。他反问我：我全年只收了7000多斤粮食，光农业税就交了5200斤，你还吃不吃？但我心里有点不以为然，因为一学期的学费其实也就70斤大米（当时货币没有信誉，多以实物交换）。你每年都要做一会季节性生意，能赚一些钱，难道就在乎70斤大米？

　　不得已离家出走去上学

　　开学的日期到了，想象着新生们正喜气洋洋地走进课堂，我心里不禁一阵酸楚。日期一天天过去，心里一天比一天焦急。有时也幻想着再出现一次奇迹，就像报考的最后一天，在堂兄和叔父刚跨出门的那一刹那，父亲终于心软了一下。但这一意外的惊喜，迟迟没有再现。希望随着时间的飞跑而日渐渺茫。到第二周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几乎完全绝望了：即使父亲准许我去，功课也跟不上了！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叶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