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岁游学欧洲的经历，使辜鸿铭戴上了“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的桂冠。

　　当年轻的胡适从太平洋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时，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其眼力之高可以想见。林语堂认为辜鸿铭“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对辜鸿铭这位专家，林语堂甚至认为自己“不配去接近”。曾作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在国外他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刊有辜鸿铭的一篇文章，所采用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散文兼翻译大家梁实秋说：“先生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英国有名的学者鄂方智主教认为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扬子江流域》一书的作者白特夫人，就曾对辜鸿铭的英文诗大加赞赏，在辜鸿铭去世后，她叹息道：“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

　　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旧中国却确实难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鸿铭以典雅的英文，翻译述评中国文化的精华。他决心把中国文化这块西洋人不肯啃、也啃不动的骨头拾起来，教化西洋人。在翻译中，他积极为那些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着想，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儒家经义，乃别出心裁地引用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其中的有关经文，并借此表达他对儒家经义的理解。比如在其英文译作《论语》的主标题下，他特地注明：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如此“特别翻译”，既需汉学功底，更需深厚的西学造诣，方能到“信、达、雅”的地步。在这让人望而却步的难点上，辜鸿铭稔熟地完成了这项在儒经注释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欧洲大陆的读者和学者，因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据称，此后辜鸿铭每翻译一部中国典籍，一脱稿，列国争相传译。

　　来源：《岁月风铃》 作者：钟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