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1日，翻译家王永年在北京去世。这位曾经翻译过《欧·亨利小说集》、《十日谈》、《在路上》、《博尔赫斯全集》，被许多人评为正确、精确、明确的翻译家，在去世的时候，“除了至亲好友，很少人得到消息。直到两天之后，人们才逐渐听说，又一位翻译界的老前辈离开了。”

    翻译的尴尬，不仅仅表现在一位老翻译家的身上，近年来，诸如译者收入微薄、译作质量下降等说法时有耳闻，究竟翻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地？翻译又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中国翻译协会社科翻译委员会副主任李河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是翻译支撑下的学术，翻译活动和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化的脉络息息相关，在中国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功不可没。然而，翻译在近年来的待遇却值得思考。”

    一个是道，一个是术

    北京晨报：一直有担忧当前翻译状况的声音，您怎么看？

    李河：今天，像严复、林琴南那样特别的翻译大家，当然不容易找到。但这并不能说今天的翻译一无是处。我们看翻译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道，一个是术。术的方面，比如外语很好，翻译认真严谨，非常准确流畅等，如王永年这样的翻译家。而道的方面则不同，在不同的阶段，有些翻译家往往代表了一个时期，比如严复，他的翻译本身并不是完美得无可指摘，现在台湾有一些论文也在谈严复翻译中的问题，但是，严复的真正价值，一方面在于他提出了一整套翻译的理论，另一方面在于他开启了一个时代，严复之前，翻译多是着重于自然科学、技术层面的内容，从严复开始，翻译涉及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包括政治理论的著作。所以，要评价这样的翻译，不仅仅是翻译本身的问题。

    翻译是观念和思想的转换

    北京晨报：怎么看今天的翻译和当年翻译的区别？

    李河：和二十世纪初相比，今天做翻译的人并不少，翻译的作品也不少，甚至更多。不同在于，那个时代做学术的，比如梁启超，或本身就做翻译，或非常关注翻译。在那个时代，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从小受中学的熏陶，后来又深感西学的启蒙之功，所以对于翻译非常重视。所以，那时的翻译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翻译，更重要的是他们得风气之先，还有引领潮流的作用。

    北京晨报：他们有什么是和现在不同的？

    李河：那个时代有一种信念，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东西来开启民智，所以，翻译不仅是文字的转换，更是观念和思想的转换。有这样一种虔诚在里面，自然容易出精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翻译开始产业化、工业化，粗制滥造的也就多起来了。

    离不开翻译的中国文明

    北京晨报：翻译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何在？

    李河：要评价严复那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的翻译家，就要从整个翻译的历史看起。中国翻译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骨干构架的翻译大潮。第一次是汉代开始，到宋代以前800年间，主要是佛经的翻译，这种大规模的经典转移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时代，不仅是民间，官方也一直有专门的翻译机构，比较知名的翻译家，有玄奘、鸠摩罗什等，这800年的佛经东传，对中国文明产生了骨架性的影响。这个阶段主要是对印度文化的翻译，真正开始有规模地和西方文明接触，是从明代开始，主要代表有利玛窦、汤若望等，不仅把西方文献译成中文，同样也把中国经典翻译到欧洲，基本上是内向外向均等，并没有对中国文明产生骨架性的影响。

    北京晨报：那么第二次是否就是近代以来的翻译？

    李河：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是第二次对中国文明产生骨架性影响的翻译大潮，大概有几个阶段。最早是从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同文馆的设立，同文馆主要是培养翻译的机构，除此之外，它还教授西方的科学、地理、历史等，后并入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大的前身。当时同文馆不仅北京有，上海、广州也都有，和现代大学的起源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二阶段，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比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如严复、张元济，甚至梁启超等，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翻译要开启民智，出现又一次翻译的高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翻译，一方面是马列编译馆，主要出版马列著作，另一方面则是商务印书馆，主要翻译西洋哲学。“文革”后又一次出现翻译的大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量的西方人文社科著作被翻译过来，一度形成风潮。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