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北方朋友问我，为什么上海人总是和“三”过不去,坏人坏事总是同“三”有关。我想了一下，不禁哑然失笑。不错，上海人管令人恶心的人和事叫“肮三”，心里不爽的事叫“刮三”，坏女人叫“赖三”，穷光蛋是“瘪三”，瞎扯淡叫“嘎三壶”，过去租界的印度巡捕干脆就叫“红头阿三”。其实，这些大都是外来语，洋泾浜上海话，同“三”根本不搭界。

　　多数上海人未必知道这类词的词源。比如“肮三”是英文中的“onsale”，廉价推销的商品质量总是令人担忧的。“瘪三”是外国人戏谑上海穷人的话（BegSir，乞丐先生）；“赖三”是苏格兰语的年轻女子（lassie），后引申为“轻佻女子”；“嘎三壶”来自“gossip”(小道消息的传播)。毫无疑问，这些语言来自不懂洋文的下层，是半殖民地的劣质语境的产物。

　　不过，上海人的“创造”精神着实令人钦佩。比如说，“噱头”和“蹩脚”在坊间被解释为发型和鞋子质量的极端重要，所谓“噱在头，蹩在脚”，而不知“噱头”本意是“臭美”（shit），蹩脚是船舱底的污水(bilge)，所以“出蹩脚”才有诽谤别人、泼污水之义。

　　近来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在沪上大热，恐怕与他大量使用洋泾浜英语有关，因为这种老上海的弄堂语言是本地人的专利，也是上海人文化定位的一个重要特征。北方人在上海待的时间再长，对它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些词汇在中文字面上没有任何逻辑，无法“望文生义”。比如黑帮语言“退灶丝”（退还juice，即将敲诈来的钱财退还)无论如何也同丢面子联系不起来。

　　一种语言传到另一个文化里会发生异变，何况西方人传入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理念。在今日中国，概念混乱也多半是对西方理论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学风所造成的。问题不在于不懂洋文，而是对很多概念背后隐藏的动机不解。望文生义是当下国际问题研究的主要毛病之一。

　　比如，近年来流行的“建构主义”理论，一批基本概念的含义十分模糊。以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regime”为例，有人称作“国际机制”，还有人叫它“国际规制”，从字面上看就大不相同。建构主义从中国传统所没有的“观念本体论”出发，强调所谓“国际规范”价值对主权国家行为的塑造作用。这种思路暗含一种超然的国际规则，轻而易举地掩盖了西方价值至上的实质。

　　当然，对于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必须进行研究，但首先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对现行国际体制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必须看到它的权力结构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尽管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受到削弱。过分强调国际组织对中国的“规制”作用，并把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看成是外部压力的结果就本末倒置了。至于有人相信，国际规则可以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那就更不靠谱了。

　　不消说，建构主义以西方主导的规则和价值观为国际体系的基础，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设计巧妙的“本体论”陷阱，因为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前提，才有资格用其术语进行交流。

　　孔子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他的意思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语言与事实不一致”。这是对“不顺”的误读，出自于西方言行对立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比如，西方人所谓“先进”与“落后”是指固有的状态，而非动态的过程，从而掩盖了维护西方中心论的行为。由于先进与落后在文化和地域上有明确的区分，既然西方一直处于先进状态，那么东方就一定被落后所阻滞。如果唯有“现代”西方发现了理性主义，东方就一定处于“非理性”状态。这种思路至今仍然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

    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对某些现存的国际规则发起挑战，笃信“以规则塑造中国”的建构主义学者们该有多么迷惘。这里，维特根斯坦“话语也是行为”的观点可谓一剑封喉，中国学人应当首先考虑的是国际话语权问题，因为话语反映行动，而不能盲目地跳进别人的本体论陷阱。此外，我们也不应当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如此强烈的自卑感，中国传统中有那么多的精华等待我们去发掘，大可不必为没有能力建立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汗颜。

　　上海人在洋泾浜英语上的创造精神虽不足训，但毕竟是活生生的历史产物。中国学人在象牙塔中是造不出自己的学派的。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相蓝欣（瑞士日内瓦高级 国际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