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后，第一时间出现在国外一些媒体上的图像不是这位中国作家本人，而是电影《红高粱》的女主角巩俐。

　　这部1987年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改编自莫言1986年发表的小说《红高粱家族》。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引发轰动，成为西方观察家窥视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的一道缝隙。

　　同时，它也让世界知道了中国有个作家叫莫言。

　　《红高粱》崭露头角

　　在莫言获奖的当天，微博上将当年拍《红高粱》时的一张旧照片翻了出来：23岁的巩俐站在莫言、张艺谋和姜文三个赤裸着上身男人旁边，神情羞涩。“当年莫言32岁，张艺谋比他还大些，巩俐大二……如果来一老道，说，你，将来拿戛纳奖，你，将来拿威尼斯奖，你拿金熊奖，至于你，诺贝尔文学奖。估计谁都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吧。”这张老照片的配文这样说。

　　其实不单公众，就连莫言自己也猜想不到自己能获奖。2009年12月，已经问鼎中国作家实力榜第一名的莫言在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专访时，谈起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看也获不了，是吧？

　　当初在剧本改编时，莫言对张艺谋未作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你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要‘我爷爷’（姜文饰）、‘我奶奶’（巩俐饰）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尽管最后呈现在莫言面前的剧本定稿和他的小说几乎是两码事了，但毫不妨碍那么多年来人们把电影《红高粱》和他捆绑在一起。

　　二十多年后，纽约评论家理查德·布罗蒂（Richard Brody）重看了这部电影，对《红高粱》所展示的美学，有了进一步的体悟，“张艺谋的电影仍然显得过于典型化、图示化和简单化，他运用电影媒介的方式，仍是某种非个人化的表现、和去个性化的漂亮”。 但他格外留意到电影中，那个承担叙述者的话外音运用，使得那段历史被官方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个人记忆凸显出来，“而这要归功于莫言的文本给它投上的色彩”。

　　莫言的小说有别于他的电影合作者，正在于他没有张艺谋电影所定义的中国民俗风情式的“漂亮”和“原始”，而是进一步反思了中国当代艺术表现手段中流于“典型化、图示化和简单化”的根源。

　　迄今为止，莫言有4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其中，除《红高粱家族》外，由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曾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但在西方被提及最多的，仍是他亮相海外的“处女作”《红高粱家族》。这部以谷物与酒精的关系为入口的小说，更容易勾起西方读者、书评人的想象。

　　在《纽约客》的评论中，莫言被拿来与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相提并论，不仅因为这个美洲人曾被奉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更因为《红高粱家族》的阅读体验，让他们想到了有浓重民俗神话色彩的政治控诉小说《玉米人》（阿斯图里亚斯写作于1949年的代表作）。

　　“靠谱翻译”

　　如果说张艺谋要感谢莫言为他的电影提供了最佳剧本，那么莫言则要向自己作品的英语翻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致谢。

　　“葛浩文”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近二十年里，他一手将莫言、苏童、阿来、毕飞宇等的小说译成英文，俨然是向英语世界引介中国文学作品的传道者。而他的名字，也成了中国年轻作家们口耳相传的进入西方读者圈的“靠谱翻译”标签。美国评论家厄普代克甚至谑称，“英语世界的中文翻译似乎成了葛文浩一个人的孤独星球”。

　　1993年初版的《红高粱家族》并不是葛浩文接触到的第一部莫言作品。在此之前，他在一份香港刊物上看到了莫言写于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我很惊讶，中国作家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就写信转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

　　此间，一次偶然的机会，葛浩文经台北的朋友推荐看到了《红高粱家族》，没看多少，他就坐不住了，决定暂时放下《天堂蒜薹之歌》，先翻《红高粱家族》。就这样，他在二十年里陆续翻译了六本莫言作品，从最先出版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到《酒国》、《丰乳肥臀》和短篇小说集。

　　据葛浩文说，《红高粱家族》的英文版在十几年里发行到两万册，已很不容易，曾创下中国文学海外销量的最高纪录，只是后来被同为他翻译的《狼图腾》所打破。

　　除了少数殿堂级作家，“外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读者中难以立足”是出版业尽人皆知的。当初《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在美国发行时，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曾寄望，“莫言的声音将打通进入美国读者内心的通道，就像昆德拉和马尔克斯曾经做到过的。”

　　自1993年由葛浩文翻译了《红高粱》的英语译本以来，二十年里，莫言的作品已有德文、法文、瑞典文等多个语种的版本。如今的亚马逊网站上，能找到的中文以外语言版本的莫言作品共计371种（包括重版、再版），在中文作家中称得上是个领跑者。

　　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将莫言的获奖归功于葛浩文的翻译：“在中国有许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

　　顾彬说，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将原作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为如此，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不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

　　正是因为“最初读到葛浩文的《红高粱》英译本，非常喜欢”，瑞典文译者陈安娜才开始着手翻译莫言。而此前她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小说，是苏童的《妻妾成群》。

　　诺奖揭晓当晚，已翻译了三部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在微博上发布了“太阳、蛋糕”的图像，淡然的喜悦，尽在不言中。外界在这个时候频繁引用她的老师——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之一的马悦然的话，“只要好的译本足够充分，那就是（中国作家得诺奖）时候到了。”突然从一个冷僻领域跌入风暴中心的这个北欧女子，此时却显出了超然的冷静：她选择第一时间向莫言作品的英语译者葛浩文致敬。

　　体制内身份并没受排斥

　　莫言在国外出版的有些小说，和在国内的版本略有不同。译者葛浩文称，他翻译所依据的《丰乳肥臀》的稿本，就经过了作者的再加工，对1996年在国内出版时遭遇的增删做了重新修订，交到他手里的“是一个更简洁、电脑打印的稿本”。

　　在西方，莫言的体制内身份，并没有评论家引为排斥的论据。作为中国首位合法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更多被当成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接纳。

　　在2005年发表于法国《世界报》上的一篇文章里，莫言记述了在1937年观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时的体验：周围的人都在为片中女主角的悲剧命运哭泣时，他感到不可理喻的“荒谬”，“差不多忍受了同等苦难的观众，怎么可能看到比我们还惨的生活而为之哭泣？”他最终得出这样的观察，在“文革”中“人们丧失的不仅是生活的自由，还有感受力的自由”。

　　而这一点，正是厄普代克、史景迁等西方知识分子进入莫言作品的切口。厄普代克在给《丰乳肥臀》所写的评论中，曾提到，“莫言作品的低俗闹剧和粗野淫秽的表面之下，那种道德风险反而消失了。尚未被拖垮的读者在疲惫中所忍受的，是上个世纪中国人生存的连绵苦难。”

　　2008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在评论莫言的力作《生死疲劳》时，甚至从“小说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看出了“反政治的激情”。他进而预言，“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

　　他的小说艺术成就在西方读者中所引起的争议，在于他不同于传统、陈旧的语言叙事风格。热情的西方译者在把莫言比作拉伯雷或狄更斯式“粗俗、大胆、幽默的语言大师”时，也承认“他那种中国民间传统讲故事的方法，有时也会显得啰嗦”。 厄普代克在评论莫言泼墨奔放而旁枝错杂的文体时，就曾下过这样的论断，“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在今年10月11日文学奖最终揭晓时，表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还特别推荐了其早期作品《天堂蒜薹之歌》，而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政治风波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黄修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