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的首部自传《游走：从少年到青年》简繁体版近日同步上市，同时，美国PODG出版集团以及几家海外出版机构宣布将联合出版张炜的《古船》、《你在高原》、《游走：从少年到青年》等26部重要作品的多语种版权。这样的大动作似乎容易让人形成中国文学热世界的印象。然而，《环球时报》记者在英国、法国、瑞典、德国等调查后发现，总体来说，中国文学在当地仍是“异国文学”，中国文学在世界的推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文学在欧洲影响力很弱
的确，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意义重大。但在英国《卫报》对莫言获奖的报道下，一位读者的评论颇为直白：“除了亚马逊网站上的前十名和一些在书店销售的书籍，大多数英国民众对外国文学是没什么了解的。”这则评论揭示了诺贝尔奖似乎更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而国外普通大众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十分有限。即便如虹影、严歌苓、张翎等在欧洲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她们的读者群体也大多局限于一些严肃文学的爱好者。
事实上，近一个月来，除了莫言获奖前后的几天，不论受众最多的美国书评圈，还是公认“最国际”、对东方作家最“客气”的法国书评圈，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分析、评论和介绍都寥寥无几，并未出现某些人所想象的、“爱屋及乌”式的“井喷”。
法国最大连锁书店FNAC的一位图书部经理菲利普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法国文学界始终关注中国文学，几乎所有中国有影响力的当代作家都有法语版图书在法国上市。”但在法国读书界中，中国文学还远远不是影响力最大的外国文学。巴黎三大的副教授、专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等专业的张寅德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总体而言，美国文学对法国普通读者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英国文学。就亚洲文学而言，日本文学的影响力超过中国文学。这有多方面原因，但最主要还是美日文学很早就进入法国市场，从营销到故事情节都较符合法国读者的口味。
德国柏林自由汉学学者彼特·舒米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文学在德国正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时间最长，经历上百年，一直到21世纪初。那时，对德国人来说，中国文学就是孔子等古人。近10年，用外文写作的海外华人作家，在德国引起一阵“中国热”，比如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虹影的《中国情人》和裘小龙的《红英之死》等，都进入德国畅销书榜。而2009年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让德国人更深入认识了中国文学。莫言的获奖更助推了这股中国文学热。
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小说受欢迎
谈到瑞典读者喜欢的小说类型，精通中文的瑞典中国通杰克·赫尔斯托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瑞典读者最欢迎的是能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真实的百姓生活的作品。瑞典和中国相距遥远，总体而言瑞典人对中国仍缺乏了解，而一部优秀的小说可以大大增进这种了解。在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眼里，越是乡土的作家越受欢迎。他说沈从文是五四运动以来他最钦佩的中国作家，后来他发现了山西作家曹乃谦，也是一个“土得掉渣的作家”。马悦然翻译了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因此荣获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年度翻译奖。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精通汉语的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开始翻译当代中国文学，她先后译过莫言、余华、苏童、韩少功、虹影、陈染等中国作家的作品，至今已出版译著30多本。因译笔优美，陈安娜获得过瑞典文学院授予的文学翻译奖。她翻译的包括《生死疲劳》在内的3本莫言的小说对莫言最终获奖起到重要作用。而瑞典的鹤出版社在纯文学出版物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冒着商业风险推出陈安娜的这3本译作，可谓慧眼独具。
鹤出版社总裁斯图勒布庸·古斯塔夫松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他认为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当代，中国文学都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角色越来越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在瑞典被阅读，中国式的叙述技巧也越来越为人了解。
张寅德介绍说，中国文学吸引法国读者的还是能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生活的题材，类型也以小说为主。一些作家如莫言、贾平凹、余华、毕飞宇、韩少功、姜戎、阎连科等的作品的读者均不少。法国读者对文化的差异性、异国情调很敏感。
翻译需跨文字文化双重沟壑
莫言获奖是在2012年，但其头两部作品《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早在1988年便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此后20多年里，其大部分作品陆续被翻译成英、法、西、德、瑞典、俄、日、韩等十多种语言，出版到几十个国家，其中美、英、法等出版大国几乎出版过其所有主要作品。而诺贝尔奖的“主场”瑞典，近年来也接连出版了3部之多。这些作品大多由主流出版社发行，承接翻译的也多是著名汉学家，如美国的葛浩文、法国的诺埃尔和莉莉娅·杜特莱夫妇、尚达尔·陈-安德罗，以及瑞典的陈安娜等。
获奖固然是得益于译作。但翻译是个苦差事，翻译文学作品，则因信、达、雅三要素的高标准、严要求，需要译作不但要传意，更要传神，要让译作即便以被翻译语种来衡量，也仍然是同语种同类文学作品中的佼佼者，需要译者具备相当的文学功底、扎实的外语能力和丰富的异文化知识。正因如此，不论外译中、中译外，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来都是慢工出细活。“买彩票心理”是要不得的。
诺奖桂冠显然不能解决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具体难题，鹤出版社总裁古斯塔夫松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有两个瓶颈需要克服：一是缺乏高水平的译者，二是英语文学读物左右欧美文学市场，其他语种的读物很难被翻译和出版。对瑞典来说，每年被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大多是从英语译过来的，译自中文的作品只占少数。“中国通”赫尔斯托姆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瑞典读者要了解中国文学，翻译和出版社的作用非常关键。20世纪以来，老一辈中国作家如鲁迅等虽然文学造诣深厚，但是瑞典人对他的作品了解很少，就是因为鲁迅的作品介绍到瑞典的不多。
PODG出版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罗伯特·弗莱彻用“美文不可译”形容文学翻译的重要。他在张炜作品发布会上表示：“仅仅译出一些胶东半岛地区的传奇故事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在语言艺术的层面上做出其他语种的非凡表达。”对此，张炜深表认同：“实际上就文学作品传播的意义来说，糟糕的作品传播范围越少越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一直极为谨慎地对待自己作品的译介，并且不无忧虑地看待艰难的翻译。”
中国纯文学作品在德国仍凤毛麟角，其问题就是翻译。彼特·舒米茨表示，中国文学里面包含的历史、文化、社会等背景过于深厚，没有注解很难读懂。即使是当代文学，很多汉学系的德国学生，都喊看不懂。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作家表达方式比较“中国化”，这就特别考验翻译者。而且，新中国之后的中国作家，其外语能力不及解放前的一批作家，如鲁迅、张爱玲、林语堂等。他们的外语都不错，这有利于作家用另一种语言系统来审视自己的作品。否则，中国作家在国外，就全依赖翻译了。
翻译极大地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与认识。好的翻译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夫、敏感的文化触觉，甚至与作者和作品的情感联系，才能翻越文字与文化差异的双重沟壑，把作品的原貌和灵性完全呈现。记者采访的一位学者指出，现实问题是，作为职业而言，文学翻译的吸引力不高，文学翻译工作者往往需要在低薪下挣扎，极大程度限制了他们的创作力和对作品的领悟。据德国国际媒体研究所学者凡尼塔·波尔西了解，在德国，同样翻译一本书，翻译中国文学比英文文学要多一倍以上的时间，收入却要少。另外，翻译作品的选题还受到商业市场的局限。
国际发行要借助当地渠道
随着以马悦然为代表的瑞典汉学家逐渐把精力投入到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为瑞典读者所了解。
谈到翻译，法国一位喜欢中国文学、又懂中文的学者皮埃尔表示，大体上翻译是好的，但许多中国作家的韵味却很难用法语再现。张寅德教授也同样指出：现在对中国文学的翻译质量已经大大提高，而且数量也越来越多。他同时也指出对中国文学进入西方市场很重要的一点是，还要在翻译、发行、营销方面与当地国家联手，借助当地翻译与销售网络的力量，才能进一步发展。如果中国文学界、图书界想一味自己打造面向国外的图书，效果会很不理想。
张教授的想法也是阿谢特图书集团一位负责人的看法。这位专门经营国际图书经营的专家对记者表示：图书的国际发行最好是使用当地人做当地语言的翻译，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掌握语言的深度内涵与读者心态。这种微妙之处对图书的发行与营销是十分重要的。联想到媒体也同样如此：过去中国发行法语版的《北京周报》等，由于语言生硬，无人问津。现在法国出版机构办的《深入中国》就深受读者喜爱。这里的奥秘值得研究。
《山楂树之恋》的英译者郝玉青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传统的翻译工作者本身在出版集团之外，除了要翻译作品，还要肩负起向海外出版集团介绍甚至推销作品的重任。多数情况下，因为自身不具备出版能力，传统翻译者对译作的选择需要看出版集团的口味与兴趣。对中英两国出版业都有涉及的郝玉青说，中国的出版商需要更好地去了解国外的出版行业。高质有效地输出版权作品的前提是，中国的出版商有能力提供高质量的翻译及相关材料，并且对输出地区的相关版权法令保持一定的熟悉。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