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翻译的要求，茅盾先生曾说过一句很有指导意义的话，那就是：“需要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的古老源头和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现存《诗经》是由战国时的毛亨和汉代的毛苌编订并传下来的，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包括《风》160篇、《雅》105篇和《颂》40篇，共305篇。

　　最早被译成外文的《诗经》是1626年在杭州出版的拉丁文译本。译者是来华传教的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从18世纪开始，西方陆续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和匈牙利文的《诗经》译本。在东方，早在中古时期《诗经》不需翻译就直接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等通用汉字的国家。然而在印度尼西亚（印尼语起源于古马来语）、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等使用马来语的国家，至今尚未有印尼文和马来文的《诗经》译本。

　　为了扩大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弘扬中华文化，我从2005年开始本着忠于原作的宗旨，采取先易后难、细水长流的方法，先将《诗经》选译成每句七言的白话诗，然后再译成印尼文。迄今已译出120多篇，也撰写了《诗经》赏析50余篇，同时在印尼的《呼声》月刊和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文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诗经》选译和《诗经》赏析数十篇。

　　翻译的初步体会是，首先需要正确理解《诗经》的原文本意，并准确而完整地把它翻译出来。同时，译文应力求简练和押韵。对于翻译的要求，茅盾先生曾说过一句很有指导意义的话，那就是：“需要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宋代诗人欧阳修对《诗经》的解读，也主张要以文本为依据，反对臆测、假设、牵强附会和曲解原意等不正之风。

　　可以说，采取文本主义的学风是译好《诗经》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有些研究者仍有某种偏见，一种是把涉及爱情的民歌都看作是“黄色歌曲”；另一种则是把《诗经》当作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史诗，认为经典诗歌不可能歌颂“草民”。受此影响，美国诗人宾纳、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和韦利等人的英译《诗经》大都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君子”译成“王子”（prince），把“淑女”译成“王妃”或“贵妇”（noble lady）（参见吕叔湘编著《中诗英译比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把黄河岸边从事采集水荇菜劳动的“农村姑娘”译成“王妃”显然不符合原文本意。

　　其次，要掌握有关《诗经》的时代背景和作者身份等相关内容。例如，《诗经》产生的时间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奴隶制农业社会，山西的魏国征收双重税（劳役和实物地租），河南的郑国商业较发达、民风较开放等。由于《国风》多为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而且口头相传、年代久远，原作者已难以考证。但从作品中可以判断作者的身份，如劳动青年男女、服徭役者、服兵役者、马车夫、流浪儿、留守妇女或没落贵族等。他们的诗作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千姿百态。

　　另外，要正确理解、准确翻译《诗经》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词句。古代汉语已发展成一种书面语言，与现代白话文区别很大，需要先译成白话诗，并将它与外文译诗以互相对照的形式呈现给中外读者，以便推进双语教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从而达到文化交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例如，《秦风·权舆》中的“夏屋”并非大房屋，而是盛放牛羊祭品的大型青铜器。又如，《秦风·无衣》中的“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有两种解读，一种是“你我穿着同样的战袍”上战场（指穿着同样的军服或制服）；另一种是“你我共同穿一件战袍”（一件汗衫、一件战裙）上战场。显然，前者较为符合实际，也合乎情理。还有《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友之”和“乐之”是及物动词，可分别译成“善待她”、“取悦她”，比译成“相亲热”、“永相爱”较为贴切。因为《周南·关雎》只写暗恋、单相思和未来的设想，没有互动的内容。

　　最后，译文应力求简练和押韵。将古文诗句译成有字数限制的七言白话诗，本身就有简练和押韵的要求，而译成多音节的拼音文字的外文诗大都是自由诗，但也要有韵味，这样才不至于译成散文。当准确、简练、押韵三者不能兼顾时，应首先坚持准确，因为忠实地表达原作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凌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