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沉思录》，何以译介二十年后才突然如此风行？ 著名学者何怀宏详解其中缘由———
2008年，《沉思录》的流行颇为引人注意，从年初至今，光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译本“红皮书”，销量就已达到30多万册。而在图书市场上，《沉思录》的版本之多，更是到了“迷人眼”的地步，除中央编译出版社外，六七家出版社都先后推出过不同形式、不同包装的何怀宏译本。此外还有七八种不同译者的《沉思录》一并热卖，甚至华语世界最早的《沉思录》译著——译于1958年的台湾梁实秋版也被“挖掘”出来。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两千多年前写下的这些文字为何在变成中国简体字后，又过了二十年才突然如此风行？一些出版圈内人士不无醋意地把它归结为一种难以复制的机缘：从去年起，在一些公开场合，温总理不止一次披露他熟读《沉思录》的点滴，使得他无意中成为了这本书的形象代言人。他说：“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与此同时，1998年《纽约书评》上书评家盖瑞·威尔斯的一句话也被出版社有意放大，“1992年，我问克林顿，除了《圣经》，哪本书对他的影响最大。他略沉思了一下，回答说：‘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于是，“温家宝总理和克林顿总统共同的枕边书”成为了网上书店和图书征订单上的醒目字眼。
不过，作为《沉思录》的译者，何怀宏教授却认为，《沉思录》的流行原因并非领袖人物的示范作用这么简单，从《于丹〈论语〉心得》畅销开始，用图书进行“心理按摩”的需求已经逐渐凸显。作为例证之一，记录他自己青年时代思想“原始悸动”的《若有所思》虽然出版于20年前，近日也重新修订再版，并得到读者的认可。“这些书并不许诺廉价的幸福，不可以当成一本幸福指南书，但它们却具有一种力量，可以使人的心灵变得强大。”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何怀宏教授说,心灵类图书的流行需要一个过程，二十年走红，其实已经很快了。“它们不是时髦的书，但它们终究会赢得读者。”
■“《沉思录》让人正视不幸”
《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是斯多葛派著名哲学家，他在位的近二十年是战乱不断、灾难频繁的时期，古罗马帝国的颓势已定。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后十年，奥勒留很少呆在罗马，而是在帝国的边疆或行省的军营里度过。《沉思录》是一部他写给自己看的书，这本自己与自己的十二卷对话，大部分是在鞍马劳顿中写成。
记者：您第一次接触《沉思录》是在什么时候？
何怀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时候，当时我快三十了，在人大读研。那年回家休假，我带了一本耐读的书，就是《沉思录》。后来决定翻译，除了喜欢这本书外，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的祖母刚刚去世。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虽然她不识字，一生的主要生活范围只是在方圆数十里之内，认识的人大概也不过百人，但她却拥有一颗纯朴博爱的心和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她总是把她能给的东西都给出来了，即使是对路人，也会以微笑和热茶相邀。所以，尽管她是以92岁高龄辞世，我心里还是有一种久久的沉痛。是翻译《沉思录》渐渐抚平了我心中的悲伤，也使我更深地意识到，德性比知识更可贵，或者说，有一种知识即德性，而这种知识主要不是在书本。
记者：《沉思录》是在二十年前出版的，但到今年才炙手可热。您怎么看待《沉思录》的走红？
何怀宏：温总理的无意推荐肯定有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前几年，大家都在忙于财富的积累，顾不上心灵的经营，而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有了根基，于是有了心灵的需求，发现自己得到的东西并不能完全使自己满足。这是《沉思录》之类的心灵类图书走红的原因。
有人认为，《沉思录》的流行是因为人们对于幸福的向往和寻找。其实，这本书并不许诺廉价的幸福，它通篇没有出现幸福，更不要说快乐这种字眼，它许诺的是你能不能得到幸福，得看你自己。而且它所说的幸福和世人眼里的成功是不一样的，它更为纯净可靠，也更持久。因为它立足于心灵的基础上，而不是像财富和名声一样，需要依赖外界。它和心理学也不一样，心理学告诉人们如何化解烦恼，比如孩子不听话，心理学会让你换一个角度看，这说明孩子很有个性等。但《沉思录》会让你正视，不幸就是不幸，生老病死都不应否定，但心灵可以对它有另一种态度，让它到此为止。
这比于丹对孔子的解说“高级”很多。其实孔子也不是于丹解释的那么简单，但她确实把孔子学说“鸡汤化”，所以赢得大众。说实话，《沉思录》是需要某种精神力量的人，首先是精英接受，它会选择读者，大众也许不会一下子接受它，需要一个过程。《沉思录》二十年走红，其实已经是很快了。
■《沉思录》不是“指南针”
《沉思录》是写给自己看的，而不是供出版的，自然不需要过分讲究词藻、注意交代和安排结构，而集中注意于一种思想的深入和行进。有时话没说完又想到别处，并经常看到“但是”这样的转折。我们需要在阅读中记住这些，不然，也许会因为它不是一个精美的体系而感到失望。
记者：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政治家会对《沉思录》感兴趣，这些每天忙着处理紧迫的重大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人们为什么会腾出空来，耐心聆听这样一位两千多年前的哲人的声音？
何怀宏：一个外在的原因或可说是奥勒留也同样处在这样一种权力的顶峰，他有自己亲身的体验，他们想听听这位皇帝说了些什么。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一种既能够恰当地运用和把握权力，又不以不顾一切地攫取权力为意的超越精神吸引了他们。这种超越精神能够使人恰如其分地看待自己以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使他知道，无论这种权力以及由它带来的名声有多大，本质上都仍然是过眼烟云。有了这种超越精神和对权名恰如其分的认识，他就不容易自我膨胀，不容易滥用权力。而一个附带的有益结果可能是，不管他在政坛成就如何，甚至事业失败或者个人失意——这种失败和失意其实比成功更为常见，那么他还可以由这种超越精神得到一种安慰和解脱，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一种宁静。
记者：那么，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本书是不是离他比较远？读这本书能有多大的用处呢？
何怀宏：其实并不远。《沉思录》讲的是一种义务和职责，就如《礼氏春秋》所说，“贵为皇帝，贱为守门”，每一个人，哪怕是个扫地的，都会有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如何把自己的欲望处理得恰如其分，如何善尽自己的义务，这是共同面对的。
至于淡泊功利，则可以说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有意义，对现代人可能还尤其有意义。和古代世界不同，现代世界是一个追求物质利益的世界，也是一个崇尚经济成就的世界，不难看到物欲横流的状况。而奥勒留的书可以使我们转过来关心一下自己的精神，使我们知道，对人的评价并不应当主要看财富的多寡或者物质的成就，而是应当主要看他的德性、品格和精神。物质财富上的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甚至不是多数人能达到的，而心灵德性上的成就，则是任何身份、任何处境里的人们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的。
除此之外，这本书没有实际的用处，它不会让你赢得更多的财富或者更好的物质条件，找到一个好工作或好妻子，它不是这样的指南针。书里有些句子过了很多年仍然不褪色，仍然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当然首先你要装到自己心里去。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及人生哲学、社会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学术著作有：《良心论》、《世袭社会及其解体》、《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底线伦理》、《道德、上帝与人》等。另有随笔散文作品集：《若有所思》、《珍重生命》、《心灵瞬间》等。译著有：《正义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等。《沉思录》系何怀宏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重要译著。
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