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本《艾略特文集》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T.S.艾略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批评家、剧作家之一。在该书的出版研讨会上，与会者探讨了艾略特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深刻影响。

　　赵武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艾略特文集》策划

　　张守进　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艾略特文集》译者之一

　　严　锋　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张新颖　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赵武平：艾略特的一些作品，以前有些出版社零零散散地出过。93年我们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组织，书就都不出了，因为没有人愿意重新买版权。大概在2004年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酝酿要出这套作品，到现在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这次出版，我们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的文学所所长，以前外文所的副所长陆建德先生，他研究的课题就是艾略特。我们结合他手头的资料，把所有出版过的艾略特的作品搜齐，让他从学者的眼光来综合判断，重新编选。

　　我们非常想收赵萝蕤先生翻译的《荒原》，但是赵先生已经去世，他的家人因为稿费的问题不愿意。我们最后就选定了裘小龙、汤永宽先生。另外，艾略特有一批诗歌当时用法语写的，以前从来没有出版过，我们请了南京大学的徐知勉老师来翻译。除了艾略特的戏剧代表作《大教堂谋杀案》是李文俊先生的译本，我们还请一批中青年学者把以前没有翻译过的戏剧作品翻译了。但是非常遗憾，艾略特关于宗教和哲学的一些文章因为版权的原因我们没有收进去，但五本书基本能够代表艾略特的文学作品。

　　张守进：T.S.艾略特的戏剧作品可能在国内相对介绍得比较少，可能艾略特自己也感觉他写的戏剧没有那么完美。包括我翻译的《家庭团聚》，他一开始自己认为写得并不好，到了二战以前各个剧场演的时候，都说这个剧本前面铺垫得好，悬念特别多，最后却是一个像诗歌式的突然结尾。但是自从他去世以后，这部作品非常受欢迎，在伦敦、纽约的各大剧院上演都很卖座。

　　严锋：我其实是带着伤感的回忆和遗憾来到这里的。这个遗憾更像是一种迟到感，在我们充满激情最渴望看到艾略特的时代，我们得到的是零零碎碎的，充满了浮夸、误读的阅读，当我们激情消退时，好东西来了，万事俱备，最好的翻译，最全的资料，可是没有人读了。

　　八十年代，在大学生中，“开谈不讲艾略特，读尽诗书也枉然。”1982年我到复旦大学的第一天，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到我们寝室和我的一个上海室友聊天，他们聊得很晚，我就听到一个词——艾略特。这个人言必称艾略特，后来我们就给了他一个绰号“艾略特”。那是一个如饥似渴的年代，我们刚从完全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面对着琳琅满目的文学珍宝，有一点饥不择食。今天看来，这种热情有很大问题，当时言必称艾略特，可是大家读来读去也就是《荒原》，引来引去也就是一句“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那个时候我们讲到的这些名家，是二手的介绍，是片言只语。后来对艾略特的研究，也都带着八十年代的痕迹。但是另一方面，这又是非常有意义的，艾略特构成了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文化养分。这里有幼稚无知，有激情，是各种各样成分的混合物。

　　艾略特和中国的渊源非常有意思。他对我们来讲耳熟能详，但是对他的理解中充满了误读、歧义和一知半解，这可以追溯到西南联大时期以及《九叶集》。但是艾略特对中国现代文学又很有意义，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充满了情感的宣泄，一个激进的，言必称革命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艾略特的某种保守主张，对我们的文化是非常珍贵的参照系。有些敏锐的人，像卞之琳、冯志、查良铮（穆旦）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一直是非主流。当然更加复杂的是，艾略特是既保守又激进的，只取其某一点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以后，艾略特虽然是一个腐朽的现代派，但在文艺谱系当中，实际上还是一个潜在的写作影响，到了朦胧诗的年代就显现出来了。比如北岛的《白日梦》，“在秋天的残暴之后，十一月被冰霜麻醉，展平在墙上”，这是非常艾略特的风格。十一月是时间，冰霜是具象的，麻醉、展平是动作化的，展平在墙上，又是把它凝固化，这就是一种情感的冷却，一种外在化，客观化，物质化。看看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让我们走吧，正当朝天空铺展的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台上”，简直是一一对应。这里不是说北岛抄袭，相反我很高兴在北岛这里看到有这一个脉络，就是艾略特不死，九叶派不死。

　　张新颖：拿到这个书的时候，很激动，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这确实和个人的记忆有关，其实也和二十世纪几代中国人的记忆有关。把几代人联系起来就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艾略特的《荒原》是1922年发表的，1928年徐志摩写了一首诗叫《西窗》，副标题叫“仿T.S.艾略特”。今天我们会惊讶，因为这两个人实在太不一样了。

　　1930年，有个人写了一首四百行的长诗，叫《自己的写照》，他就是我们复旦大学外文系的教授孙大雨。这首诗写的是1930年代的纽约，混乱和现代文明的巨大活力联系在一起，写得和艾略特太像太像了。这首诗出现得太早，所以被埋没是很正常的事情。

　　接下来，1931年，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上英诗课，讲的是浪漫主义，特别是讲雪莱，底下的一个学生，卞之琳，他的感觉是，“天花乱坠，天马行空”。这门课没上完徐志摩就出事了，然后代替他上这门课的是叶公超，讲的和徐志摩完全两样，他讲艾略特、奥登这样英美的现代诗，对卞之琳的启蒙太大了。另外一个和卞之琳差不多的同时期的例子是赵萝蕤，他是在清华大学外文研究所读研究生，听到美国老师罗伯特温德详细地讲《荒原》。后来戴望舒请赵萝蕤翻译《荒原》，他的注释用的完全是在课堂上听来的注释，这本书1937年抗战爆发前出版。

　　像卞之琳、赵萝蕤这种孤零零的个人经验，再往后就变成一个群体的东西，就是西南联大时期。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诗人，又是一个新锐的批评家——威廉·燕卜孙，他开当代英诗课，完全不讲文学史、源流，他直接给学生诗歌的文本。一开始学生抱怨说这实在太难了，可是后来他们回忆，这样硬碰硬的，一句一句去读的东西，对他们的影响才最大。这些学生后来都是鼎鼎大名的，王佐良，穆旦等等，那个时候他们最喜欢的两个诗人，一个是艾略特，一个是奥登。

　　艾略特对中国诗歌最落实的影响，其实是表现在穆旦的创作上。而穆旦的诗又不是模仿，而完全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痛苦，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既折磨人又被人折磨的痛苦。

　　拿艾略特的诗歌和穆旦的诗歌直接比较，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有更根本的一致，简直令人惊讶。七十年代，东方歌舞团的一个人写信向穆旦请教怎样写诗，他偶尔找到穆旦四十年代的诗却读不懂。穆旦就解释，写诗，第一，不能用现实的材料，第二，要用非诗意的诗句、意向、句子来写你个人的经验。为什么？因为我们过的是完全没有诗意的日子，所以要用完全没有诗意的句子把这种经验表达出来，转化成诗。1950年，艾略特有一个演讲，叫做《但丁对于我》。他说诗人的任务就是从未曾开发的，缺乏诗意的资源里创作诗歌，诗人的职业要求他把缺乏诗意的东西变成诗。这和穆旦所说的东西完全是一样的。1970年代的穆旦不可能读到艾略特的这个东西。

　　这套书其实承载着好几代中国人的记忆,是一个历史的积层。八十年代，哪一个文学青年不沉迷于艾略特？那时袁可嘉编的《外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是怎么卖的呢？装一大卡车拉到复旦食堂，中午吃饭的人一轮一轮的围在外面来抢购。袁可嘉——穆旦的同学，选了艾略特的两首诗，一首是《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首是《荒原》，前者是穆旦的译文，后者是赵萝蕤的译文。如果我来编，我会有一个更平衡的选择，比如《普鲁弗洛克》一定会用穆旦的，《荒原》一定会用赵萝蕤的。

　　赵武平：穆旦的版权现在都在人民文学，不是想用就用的，当然也不排除我和主编交流不够。

　　严锋：信达雅的标准在诗歌翻译上，比重可能和别的不一样。穆旦先生的翻译，有时比较偏意译，有时甚至可能有一些误译。汤永宽先生呢，总的来讲比他准确，但是准确在诗歌上不一定是最好的，准确可能是有代价的，而诗化也是有代价的。这里面就看取舍。另外一个问题，诗歌的翻译没有绝对好坏，很多人觉得某个译本好，可能是最先看了那个译本。

　　艾略特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他对流行文化的意义。比如说他的《猫》，改编成音乐剧，很流行。另外在流行歌曲当中，会引用他的诗，像鲍勃·迪伦就特别喜欢艾略特。

    来源：北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