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回忆的事是生活中的诗。——威廉．赫兹利特

All that is worth remembering in life is the poetry of it.　－ W. Hazlitt

 

锺书先生仙逝已经 12年了。回忆 7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山清水秀、四季常绿的春城昆明。在见到他之前，我早已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传闻。据法国诗人雨果（ V. Hugo）说：传闻的真实性并不在历史之下（ Le genre humain a deux aspects: I'aspect historique et I'aspect legen-daire. Le second n'est pas moins vrai que le premier.）。而美国哲学家山塔亚那（ G. Santayana）则说：诗意盎然的神话传说使人更能忍受散文般平淡无奇的生活（ The poetry of myth helps men to bear the prose of life.）。关于锺书先生的故事，早已传遍清华联大。说他考清华时，国文英文都得了最高分，数学却不及格，是破格录取的。入学后他上课时五官并用，一面听讲，一面读课外书，结果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因为课堂上讲到的书，他多半已经在课外读过，并且说要读遍清华图书馆的藏书。据说教他英文的叶公超先生对他说：“你不该来清华，而应该去牛津。”在出国留学考试前，很多外文系毕业生听说他报了名，都不敢参加考试了，结果他就是去了牛津。这样一个超群出众的奇才，而告诉我这些故事的同学，又是联大工学院博闻强记的状元张燮。工学院有一门最难考的功课，考试时全班有一半同学都不及格，张燮却只用了一半时间就交头卷，而且成绩是一百分。这样一个天才学生口中说出的天才老师，怎不叫人觉得是奇中之奇！

1939年钱先生给我们上“大一英文”，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讲课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妙语如珠。如他解释怀疑主义时说：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 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hing is a full stop.）。用具体的标点符号来解释抽象的怀疑主义，而且问号和句点对称， everything和 nothing又是相反相成，使学生既得到了内容之真，又感到了形式之美，真是以少胜多，一举两得。物理系同学杨振宁先在钱先生这一班，后来调到叶公超先生那一班，叶先生讲到赛珍珠《荒凉的春天》那一课时，杨振宁发现有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不表示被动，认为这是异常现象，就提出了问题。这多少体现了钱先生讲的怀疑主义精神。而我自己在解释“博”和“精”的时候，用了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更是学了钱先生用 everything和 nothing的解释方法。

钱先生在讲《一对啄木鸟》的科学故事时，用拟人化和戏剧化的方法，模仿啄木鸟的声音动作，把一个平淡无奇的科学故事变成了有声有色的艺术，使散文有了诗意。不单是在讲课，就是在写文章或做翻译时，也是一样。出名的例子是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金岳霖先生译到“吃一堑，长一智”这个成语，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就来问他，他却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译成：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原文只有对仗，具有形美；译文却不但有对仗，还押了韵，不但有形美，还有音美，使散文有诗意了，真是妙译！这点对我影响不小。后来我译《毛泽东诗词》译到《西江月．井冈山》时，下半阕是“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我看到中外的译文，都是散文味重，诗意不浓，就模仿钱先生“吃一堑，长一智”的译法，用双声叠韵来表达诗词的音美：

 

Our ranks as firm as rock,

The cannon roared on Yellow Block:

The foe fled at nightfall.

 

译文把“森严壁垒”译成我们的队伍像岩石一般坚强，用岩石（ rock）的具体形象来译“壁垒”，传达原词的意美，并且和“队伍”（ ranks）押了头韵，好传达原词的音美。“众志成城”译成我们的意志合成了新的长城，意志（ wills）和长城（ wall）押了头韵，“合成”（ form）和第一行的“坚强”（ firm）也是头韵，“更加”译成“新的”，第二行和第一行对称，传达了原词的形美。这样就用钱先生“吃一堑”的译法，来传达原词的“三美”了。但是第三行的“黄洋界”译成黄色的界石，有人认为不忠实，怎么办呢？我就写信向钱先生求教。 1976年 3月 29日，钱先生回了我一封英文信，非常重要。现在把《续忆逝水年华》第 97页的译文摘抄如下：

钱先生这封英文信用词巧妙，比喻生动，引经据典，博古通今，显示了他的风格。他称我为“许君”，内容大意是说：谢谢你给我看你成就很高的译文。我刚读完。你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你对译诗的看法很中肯。但你当然知道罗伯特．弗洛斯特不容分说地给诗下的定义：“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我倒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我进退两难，承认失败，只好把这看作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的问题。根据我随意阅读五六种文字的经验，翻译出来的诗很可能不是歪诗就是坏诗。但这并不是否认译诗本身很好。正如本特莱老兄说的：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

读了钱先生的信，我觉得他告诉我的是：你在翻译中失掉了一些东西，你为了不得罪诗而得罪了翻译，你译的诗不错，但不能说是毛泽东的作品。

我看钱先生和我的矛盾，是求真和求美的问题。翻译要求忠实，重在求真；译诗要求传情达意，重在求美。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求的是真，有色玻璃般的翻译求的是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他采取消极的办法，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记得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我觉得也是译诗的成熟境界。“不逾矩”是消极的，说是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求的是真；“从心所欲”是积极的，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求的是美。结合起来就是说：在不违反求真的条件下，尽量求美，贝多芬甚至说过：为了更美，没有甚么规律是不可以打破的。如果说我译的《井冈山》是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失掉了一些东西，不能算是毛泽东的词。那么，其他中外翻译家译的《井冈山》有没有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是不是也失掉了一些东西？能不能算毛泽东的诗词呢？下面就举“早已森严壁垒”的两种译文为例：

 

1. Already our defence is iron-clad,（ Boyd& Yang）

2. No one cracks through our forest of wall,（ Engle）

 

第一种译文还原大致是说：我们的防御已经是铜墙铁壁，比起原文的“森严壁垒”来，防御工事太散文化，铜墙铁壁又太形象化。第二种译文说：没有一个人能冲破我们森林般的壁垒，森严的形象译出来了，但是“无人冲破”又嫌加字太多。没有一种译文能像无色玻璃。所以我认为译者只能在不违反求真的原则下，尽量求美。这个问题钱先生约我面谈过一次，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他译“吃一堑，长一智”的实践看来，他的译文是既真又美的。

198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约我英译《苏东坡诗词选》，我阅读了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读到钱先生说的“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我译成英文时，却把这七种形象译成是写“轻舟”的，是不是有误？就写信去问钱先生，得到他 6月 14日的回信说：“苏诗英译，壮举盛事……《百步洪》四句乃写‘轻舟’，而主要在衬出水波之急泻，因‘轻舟’亦可如《赤壁赋》所谓‘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放一叶之扁舟’……”钱先生同意七种形象是写轻舟，这是求真，但他认为“主要在衬出水波之急泻”，我觉得这又是求美，并且是“主要的”，因此，我看钱先生不但是在实践上，就是在理论上也不反对译诗要求既真且美，“从心所欲，不逾矩”。于是译苏诗时，我就还是把求真（不逾矩）作为消极要求，而把求美（从心所欲）作为积极标准。例如苏东坡最著名的西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要求真，“潋滟” 和“空蒙”很难翻译，所以只好求美，翻译如下：

 

The brimming waves delight the eyes on sunny days;

The dimming hills present rare views in rainy haze.

West Lake may be compared to Beauty of the West,

Whether she is richly adorned or plainly dressed.

 

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中没有词的解释。《苏东坡诗词选》的注解是：“潋滟，水满的样子。”“空蒙，形容雨中山色。”连中文解释都不容易恰到好处，更不用说翻译成英文了。但若求美，却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说天气晴朗，波光水色，赏心悦目。在蒙蒙细雨中，阴沉沉的山色也会透露出奇光异彩。最后两行如要求真可以译成：

 

If you want to compare West Lake to Western Beauty,

Both plain dress and rich adornment become her.

 

这样的译文，钱先生会说是“壮举盛事”吗？其实，严格说来，这种译文不但不美，也不能说是真或忠实。因为原诗具有意美，音美，形美，如果译文只是达意没有传达原诗的音韵之美，格调之美，怎么能算是忠于原作呢？因为原诗是既真又美的，译文不美，就不能说是真或忠实，因为它不忠于原作的音韵和格调。

苏诗之后，香港商务印书馆又约我译《唐宋词一百首》。诗到李清照的《小重山》，发现有几句不好懂：“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注解中说：“碧云”指茶叶。我想，是不是指清照早晨饮茶，“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呢？没有把握，又写信请教钱先生了。得到他 11月 25日回信，摘抄如下：

我昨夜自东京归，于案头积函中见尊书，急抢先作覆，以免误译书期限。李清照词乃倒装句，“惊破”指“晓梦”言，非茶倾也。谓晨尚倦卧有余梦，而婢已以“碾成”之新茶烹进“一瓯”，遂惊破残睡矣。

钱先生的信使我恍然大悟，于是翻译如后：

 

When grass grows green, spring comes to lonely room,

Mume blossoms bursting into partial bloom.

From deep red to light shade.

Green cloudlike tea leaves ground into powder of jade

With boiling water poured in vernal cup

From morning dream have woke me up.

 

译文还原大致是说：春草青青，春天来到了寂静的闺房；红梅已经初开，颜色有深有浅，不太均匀。碧云般的茶叶碾成了一笼玉屑，用开水一泡，倒入泡春茶用的茶杯之中，把我从早晨的春梦中惊醒过来了。原文中的“长门”是指“冷宫”，汉武帝把贵妃阿娇贬入长门宫，从字面上讲是冷宫，实际上是说丈夫离家在外，清照一人独守闺房，冷静寂寞，只有梦中能见丈夫，偏偏好梦又给早茶惊醒了。所以译文不能译字求真，而要译意，才能既求真又求美。

宋词之后，香港商务印书馆再约我译《唐诗三百首》，北京大学出版社约译《唐宋词一百五十首》，碰到了双关语的难题。如刘禹锡的“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相思）方尽”，如何两全其美，而不顾此失彼？我先译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Between the willows green the river flows along;

My gallant in a boat is heard to sing a song.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and 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

My gallant is 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

 

最后两句还原是说：西边笼罩在阴雨中，而东边沐浴在阳光下。情郎对我的情意就像天的晴意一样（你说天晴吧，西边在下雨；你说天雨吧，东边又天晴。情郎对我也是半心半意，就像天气是半晴半雨一样）。我把译文寄给钱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说：

…“ veiled”、“ basks”似乎把原句太 fleshed out，“ as... as”似未达原句的 paradox，但原句确乎无法译，只好 belle infidè le而已。

回信用的英文和法文都很巧妙。他说我译文中的“笼罩”和“沐浴”两个词有骨有肉，形象太具体了，说“情意”和“晴意”一样，也没有传达原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说法。双关语的确不能翻译，所以只好做个不忠实的美人了。钱先生这里引用了西方的俏皮话：说忠实的妻子往往不美丽，美丽的妻子往往不忠实。这和老子说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有相通之处，不过西方的说法更有血有肉，更具体而已。怎么能使美人更忠实呢？我试把三四句修改如下：

 

In the west we have rain and in the east sunshine.

Is he in love with me? Ask if the day is fine.

 

最后一句问道：情郎对我是否有情？那就要问天是不是晴了？天晴就人有情，天不晴就人无情，天半晴天雨，人也就是半心半意。这个译文有没有解决信和美的矛盾呢？我看不一定比原译更好。

钱先生给我们讲过英国评论家阿诺德的《经典怎么成为经典？》，说经典并不一定受到多数人欢迎，而只得到少数知音热爱。我就来看经典中的说法。《论语》有一句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就是说：知道不如爱好，爱好不如乐趣。应用到翻译上来，就成了翻译评论的三部曲：第一步，问译文能不能使人知道原文说了甚么？这是低标准。第二步，问读者喜欢译文吗？这是中标准。第三步，问译文能使人感到乐趣吗？这是高标准。两种译文都能使人知之，哪一种能使人好之或乐之呢？爱好和乐趣是个主观的问题。不是客观的科学真理，各人的答案可能不同。王国维说过：诗中一切景语都是情语。原译用“笼罩”来写雨景，用“沐浴”来写晴景，传达了诗人爱恶的感情，景语也是情语。读后使我能够自得其乐，所以我看还是原译比新译好。

北京大学出版社约译法文本《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其中有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思）方尽”这句双关语，我的英译文是：

 

The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译文把“丝”译成 silk，又把谐音“相思”译成 lovesick，而 silk和 sick既是双声，又是叠韵，颇为巧妙。但是法文能不能翻得一样巧呢？于是我又写信去问钱先生，得到他的回信如下：

李商隐句着眼在“到”与“方”，其意译成散文为：

 

Le ver ne cesse d'è ffiler la soie qu'a la mort.

韵文有节律，需弟大笔自推敲耳。

 

经推敲后，我把“相思”译成 soif d'amour（渴望爱情），全句译为：

 

Le ver meurt de soif d'amour, sa soie é puisé e.

 

这样， soif和 soie（丝）也是双声叠韵，全句是说：蚕丝吐尽，就相思而死了。虽把散文“诗化”，但为甚么会相思而死？并没有说明白。不过，译诗不是说理，而是传情，景语成了情语，也就差强人意了。

四川出版了我的《李白诗选》英译本，我寄了一本给钱先生，得到他的回信，他对我开玩笑说：“顷奉惠寄尊译青莲诗选，甚感。太白能通夷语，明人小说中敷陈其 ‘醉写吓蛮书’，惜其尚未及解红毛鬼子语文，不然，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明人小说《今古奇观》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蛮夷之邦用夷语来信挑衅，满朝文武都看不懂，只有李白生在西域，就用夷语回了一信，才把番邦吓退。钱先生说：可惜李白不懂英文，若在今天，定会和我无话不谈的。说来也巧， 90年代德国交响乐团来京演出《大地之歌》，第三乐章是根据李白的诗改写的，但是听众不知道是哪一首。诗中出现了“玉虎”字样。记得钱先生讲过，西方诗人喜欢中国象形文字，如日月为“明”，女子（男女）为“好”，我就想到：“玉虎”是不是“琥”呢？李白诗中提到“琥珀”的，有《客中作》，于是我就推断是《客中作》了，也许解决了一个难题。

总而言之，钱先生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很大，指引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他在联大只有一年，外文系四年级的王佐良学他，去英国牛津读了文学学士学位；杨周翰跟踪，学了比较文学，成了国际比较文学会副会长：李赋宁听了他的文学理论，主编了《英国文学史》；许国璋学他写文章，讲究用词，出版了畅销全国的《英语》读本，三年级的周珏良做过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查良铮（穆旦）翻译了拜伦和雪莱的诗集。二年级的吴纳孙（鹿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出版了回忆联大的《未央歌》；一年级的我出版了唐诗宋词的英法译本，还有工学院的状元张燮，理学院的状元杨振宁（后来怀疑宇称守恒定律，得了诺贝尔奖）。钱先生考试时要我们写作文，论“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我看联大的历史也可说是人才的竞起，不少人才受过钱先生的教诲，是他在茫茫大地上留下的绿色踪迹。

出处：香港《苹果日报》 2010/10/31

 

（见《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沉冰主编）

 

“1939年，钱锺书先生教我《大一英文》的时候，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外文系的学生。”许渊冲教授不无自豪地回忆起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就读的那一段日子。他说：“我最感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这所一流学府中遇见了20世纪中国文、理学科的两位大师：钱锺书和杨振宁。钱锺书先生对中西文化了解之深、涉猎之广，即使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加以考察，也是首屈一指的。”

沉冰：据说钱锺书先生曾发“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杨绛先生、李赋宁先生等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作为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您怎么看待这句活？

许渊冲：钱锺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我的朋友、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钱先生是“眼高手高，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外间盛传的这句话相信是钱先生的口气，对三位老师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准确的、有道理的：胡适要叶公超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译，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吴宓属于古板脑筋，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但对现代文学(特别是苏俄进步文学)根本不了解；陈福田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学的是美国英文，当时美国英文是压倒英国英文的。

沉冰：钱锺书先生给你们上课时，都讲些什么？

许渊冲：钱先生讲课只讲英语，不说汉语；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不过，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

沉冰：难道钱先生就没有讲错的时候吗？

许渊冲：偶尔也有。比如有一次，他给我们讲爱伦·坡的作品《一个凶手的自白》，其中有这么一句：“My mind to do sth”。某位同学问：这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钱先生答：名词后面省略了动词(be)，原句本应作：“My mind was to do sth”。后来我们一查原书，原来是名词前面漏了一个动词，原句是“I made my mind to do sth”。当然，钱先生的解释也通，但毕竟不及原作来得圆融。钱先生肯定读过爱伦·坡的作品，但也做不到句句都过目不忘。

沉冰：听说钱锺书先生在联大外文系过得并不是很愉快？

许渊冲：当时《大一英文》分3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钱锺书注重英国英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陈福田和叶公超都有排斥钱先生的思想，所以，钱先生在联大只教了一年(1939年)，后来就去湖南了。

沉冰：钱先生离开联大之后，您与他还有联系吗？

许渊冲：有一些间接联系，因为他去湖南不久之后又去了上海，在震旦、光华、暨南等大学教书，我在那些地方都有些熟人，偶尔听他们谈到钱先生，道听途说吧。钱先生在暨大教书时，许国璋也在。当时吴宓先生想编一部字典，请钱先生编辑“新增字”部分，钱先生没有答应。吴先生又邀许国璋参与其事，钱先生对吴说许国璋不行；后来许国璋请吴先生吃饭，吴先生还是让许国璋参与字典编纂工作了。由此可见吴先生与钱先生两师弟之间的不同：吴先生是古典派，讲人情；钱先生注重“真”，不行就不行，即使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也毫不客气。其实，钱先生还是很喜欢许国璋这个学生的，因为许国璋写文章有些学他，钱先生曾说：许国璋的英文写得比王佐良好。

沉冰：您再次见到钱先生是什么时候？

许渊冲：不是1950年，就是1951年。我去吴达元先生家拜年，遇见钱先生夫妇，他那时胖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吴达元先生和钱先生夫妇在讲林徽音家的猫发情，和钱先生家的猫打架的事情。

沉冰：这件趣事在杨绛先生的《写〈围城〉的钱锺书》一文中也有记载。

许渊冲：在清华教书时，钱先生还指导过一名研究生，他就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黄爱(雨石)。

沉冰：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许渊冲：黄雨石先生如今还健在，住在清华大学，也有80多岁了吧？他是湖北人，1943年至1946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

沉冰：解放以后，您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有哪些？

许渊冲：那主要是围绕着翻译的一些事情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由钱先生定稿，金岳霖负责《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目的翻译，钱先生负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篇目的翻译。当时王佐良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工作，他说钱先生和金岳霖他们比起来，也不怎么显得出众。恰好我有个表弟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工作，他从小在英国生长，名叫熊德威，他说钱先生很谦虚。这表明钱先生有时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神。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比钱先生低3班的索天章，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教，他告诉我：他曾有个问题请教钱先生，钱先生并不是当场回答，而是回去查了一下书籍以后再回答他的。

沉冰：钱锺书先生似乎也参与过《毛主席诗词》英译的工作。

许渊冲：“文革”期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号称是毛泽东诗词的作品，我就写信问钱先生：那些诗词是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钱先生说：不是。“文革”末期，大概是1976年，毛主席的《鸟儿问答》被译成了英文，译文没有押韵，有人说这是钱先生翻的，我又写信给钱先生，请教他：是否押韵更好？钱先生回信说：他只是“奉命定稿”，“并非草创之人”。

沉冰：“文革”结束后，您和钱先生的交往应该多一些了吧？

许渊冲：“文革”之后，李赋宁先生邀我去北京大学英语系任客座教授。1983年我去钱先生家，问他能否把我调到社科院。钱先生说：我在社科院不管事；况且，你到这儿来，肯定有人不愿意；你一来，对他们是个威胁，他们会“退避三舍”；你的“价值”比他们高，但“价格”没有他们高。

沉冰：钱锺书先生说您“价值”高，一定很欣赏您在翻译方面的才华。

许渊冲：钱先生评价我的英译《李白诗选》，说：太白“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他又说我的《翻译的艺术》专著和《唐诗三百首》英译：“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徵非知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不过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和钱先生有分歧，这种分歧是真与美的分歧。诗代表美，翻译代表真，所以译诗不是“得罪”美，就是“得罪”真，钱先生是两害相权择其轻，他选择了真；而我则选择了美。我和他之间讨论这一问题的许多信件都发表过，钱先生不赞成我的做法，他怪我“你把我的信示众了！”

 

来源：互联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