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来了！或许只有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辉煌的人，才能真正懂得这一声“来了”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化意味。
评论家张新颖至今还记得，艾略特的作品是伴随着停在复旦大学食堂前的小卡车而来的。“记得吗？那时候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是用车拉到复旦校园来卖的，中午食堂前围了一群人抢购。光是用这种方式，书就卖了1万册。”对于书中的选本译者，他也是记忆犹新：《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用的是穆旦的译文，《荒原》是赵萝蕤重新修订的译文，“后来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里有了裘小龙等翻译的那本厚厚的《四个四重奏》，我好几个同学有一阵子书不离手，不断地在书页上画条条杠杠、波浪线、三角符号”。
在评论家严峰看来，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热情有很大问题，当时言必称艾略特，可是大家读来读去也就是《荒原》，引来引去也就是一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后来谈到对艾略特的研究，其实也只是说他的保守、“去个人化”、“客观对应物”，都是一些刻板化的，带着那个特定年代的痕迹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构成了我们一种文化的养分，一种集体无意识。”
日前，五卷本《艾略特文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文集几乎囊括了艾略特作为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所撰写的全部最优秀、最有价值的作品，同时也囊括了卞之琳、李赋宁、汤永宽、裘小龙、张子清等众多翻译名家的精彩译作。诚如出版人赵武平所言，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家就想读艾略特，读全部的艾略特，盼了20多年，艾略特终于以更加完整丰富的面貌来了！这一声“来了”更让珍藏着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的记忆的人百感交集。
带着“一声叹息”与会的严峰如是感慨：在这样一个文学不断被边缘化，诗歌尤其是边缘的边缘的时候，见到这样一套书，有最好的翻译，最全的资料，可谓万事俱备，遗憾的是他终究还是迟到了。“真有一种‘恨不逢君未嫁时’的感觉，在我们最渴望看到艾略特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是零零碎碎的，充满了浮夸的那种片段式的阅读，当好东西来了，我们的激情消退了。很多事往往就是这样。当你满心希望读到的时候没能读到，可以读到的时候却没那么多人想读了。也许一万个人里有一个人读，对文学和诗歌而言就还有希望。”出版方更是明了当下不容乐观的文学环境，就这样一套“梦想之书”，只首印了5000套，他们还是十分担忧“能不能卖出去都不知道”。
如是担忧或许是多余的，因为艾略特从来不曾过时。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组织了一次网上投票，请听众和观众推举“全国喜爱的诗人”（不包括莎士比亚），艾略特排名第一，约翰·多恩紧随其后。这说明，艾略特的诗学价值已经泽及最普通的大众读者阶层。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也就是艾略特刚出道的时候，他的诗作只有极少数文学艺术界的前卫人士才能欣赏。
这些能欣赏的“前卫人士”中，自然也包括了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徐志摩、孙大雨和以穆旦、卞之琳等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张新颖说，追溯艾略特与几代中国诗人的关系，把它们连缀起来就是一个很长的动人故事。很少有人能想到，艾略特在1922年发表了《荒原》，六年后徐志摩就写了一首副题为“仿T.S.艾略特”的诗《西窗》。此后过了两年，也就是1930年，又有一个人，他在纽约，在俄亥俄，然后回到中国，写了一首四百行的长诗，叫《自己的写照》。“他本来计划写一千行的，但是只写了四百行，写这个长诗的青年人就是日后当了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的孙大雨。这首诗是完全艾略特式的，今天读来依然震撼。”
后来成了翻译家的王佐良，在写于1947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描述艾略特的影响：“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轻作家迫切地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穆旦于1949年赴芝加哥大学读英文系研究生时，成绩单上排在最前面的一门选课就是：T.S.艾略特。张新颖这样解释这些青年人刚接触到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时的那种兴奋和沉迷：“这些诗击中了他们在动荡混乱的现实中所感受的切肤之痛，并且磨砺着他们对于现实的敏感，启发着他们把压抑、郁积着的现实感受充分、深刻地表达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艾略特在中国成了一个反动文人，腐朽的现代派，但作为一种潜在的写作影响，他依然惠及了北岛等朦胧诗诗人的写作。在严峰的理解里，朦胧诗中有很多新时期的浪漫主义的成分，但在北岛的诗中也出现了去浪漫化的痕迹。“比如他的《白日梦》，写的‘在秋天的残暴之后，十一月被冰霜麻醉，展平在墙上’，可以说是从《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照搬过来的。艾略特这样写道：‘让我们走吧，正当朝天空铺展的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台上。’我很高兴在北岛这里，看到艾略特不死，九叶派不死。北岛那个时代那么艰难，还能将这些薪火相传，能把这个脉络续上。我们这个时代难道就甘心让它永远失落了吗？”
而这脉络之所以能接续，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还在于艾略特诗歌的时代感。“文集”主编、艾略特研究专家陆建德在序言中，特别引用了艾略特在1930年为约翰逊博士两首诗的合订本作序时写到的话：“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他们的感受性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但是只有一位天才人物才能改变表现的方式。很多二流的诗人之所以是二流的，就是因为他们缺少那种敏感和意识来发现他们与前一代人感觉不同，必须使用不同的词汇。”事实上，艾略特就是一位改变了他那一代人表现方式的“天才人物”。
艾略特曾在1950年发表过一次题为《但丁对于我》 的演讲，他解释什么是诗：“新诗的源头可以在以往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荒芜的、绝无诗意可言的事物里找到；我实际上认识到诗人的任务就是从未曾开发的、缺乏诗意的资源里创作诗歌，诗人的职业要求他把缺乏诗意的东西变成诗。”
让张新颖感到惊讶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东方歌舞团的一个人写信向穆旦请教怎样写诗时，穆旦做出的解释和艾略特的诗歌见解几乎一模一样，连表达的意象都特别相像。“要知道那个年代，穆旦不可能读到艾略特的这个演讲。所以这样的相通可以给中国新诗带来多大的改变。不过，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理解新诗的时候，还是会把诗想象成一个浪漫的、风花雪月的吟诵，那就比上世纪40年代都不如了。”
或许正因为此，当艾略特以全新的面貌来了，激发我们的不该只是重温一遍《荒原》 第一节的开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死去的土地里/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而是对艾略特的整体理解及对其诗歌理想和精神的重新领悟。因为只要回到内心的本源，直到今天你一定还能清晰地感受到，在我们的时代里，艾略特依然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