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我去湖南大学拜访一位彭教授，在他的书架上看到了一套辽宁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的《钱歌川文集》，我左翻右翻，爱不释手。我当然想开口向彭教授借，但再蠢我也知道这口是不能开的，真正爱书的人之间，最好别提借书二字，因为借书如借命。归家后，我便上孔夫子旧书网查询，发现北方某书店有一套，标价五百余元。我试着网购，未果。此时此刻，我心里都还是欠欠的。

　　关于钱歌川，我想偷偷懒，借用一下陈子善先生一篇文章中的介绍：“钱歌川生于一九零三年，湖南湘潭人，自号苦瓜散人。早年负笈日本，毕业于东京高师。回国后参与创办开明书店，三十年代初任中华书局编辑兼综合性月刊《新中华》主编，后游学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抗战期间先后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世说》周刊主编等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主任秘书，卸任后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后转任成功大学英文教授和陆军军官学校教授兼英文系主任。六十年代赴新加坡，先后任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一九七二年退休。晚年旅居美国，专事写作，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三日在纽约病逝。因此，钱歌川的一生大致用六个字概括：编辑、教授、写作。”在此，我想作一点小小的补充。“五四”前夕，钱歌川是在湖南益阳上的中学，那中学名桃花崙。一九二零年他东渡日本是自费的，直到两年后他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三部，即英文系，方才成了湖南省的公费生。一九二六年他从东京高师毕业，就在这一年，他与同在日本学习音乐的凌琴如（丽茶）结婚。结婚后，他便携着新婚的妻子回国。回国后他们就在长沙明德中学等校任教。钱歌川在《悼学仪》一文中还提到：“十六年我在长沙古稻田第二中学教英文和国文”。此外，钱歌川侨居美国十八年，却一直未入美国国籍。一九八六年，钱歌川将自己积蓄中的一部分八千美元捐赠给了湖南大学作奖学金。

　　赵景深在《现代文人剪影》一书中有《钱歌川》的剪影，说钱歌川夫妇从东京归来后，曾到他家作友谊的访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凌女士很漂亮，在我的朋友们妻子中间，像这样具有丰仪的女性是很少的。歌川的肤色也很白皙，略为隆起的希腊式的鼻梁，与丽茶真是一对璧人。”钱歌川的多才多艺那是非同一般的，他不但字写得好，篆刻也好，还钟情木刻。他收藏了大量与木刻相关的书籍，欣赏之余，又技痒，于是偶尔也就刻上几幅。且有理想，他要用“外国木刻的技巧，来表现中国的画面”。他还说他很讨厌许多中国人所作的木刻，背景是洋房子，人物是高鼻子，就作品本身看，没有一点中国的气息。钱歌川还是一位有名的翻译家，翻译过不少英、美、东欧和日本的小说、剧本和童话等。他写过一本在海峡两岸都产生过很大反响的书《翻译的技巧》，从中受惠的中国学人不知凡几。

　　钱歌川最看重的是他的散文创作，他的成就无疑也是他的散文。据陈子善统计，他在大陆和海外总共出版了《詹詹集》、《流外集》、《偷闲絮语》、《北平夜话》、《巴山随笔》、《虫灯缠梦录》、《竹头木屑集》等散文集二十多本，其数量超过了林语堂和梁实秋，仅次于周作人。其质量呢？有评家称其散文有英国散文的味道，闲散，渊博，隽永。陈子善说他读钱歌川的散文能“感受到一种修养，一种直率，一种亲切，一种人生的态度，就像他的笔名‘味橄’的含意那样，如嚼橄榄，深有余味，甘美无穷。”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而言，将钱歌川誉为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大家，那他都是当之无愧的。钱歌川的散文很注重自我，他对英国散文大家蒙田的散文理论“我所描写的，便是我自己”特别推崇。他在《谈小品文》一文中阐述过自己的理论：“最上乘的小品文，是从纯文学的立场，作生活的记录，以闲话的方式，写自己的心情。”

　　这两天，我把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的《钱歌川散文选集》又重读了一遍，读到最后一篇《我没有什么怪癖》时，实在是有一种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他说他是一个与文字结了不解缘的人，并无什么怪癖，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好买书。“有时遇到一本好书，而能先人一着发现把它买回，把玩不忍释手，那时便有人间无比的快乐。如果发现某家有本什么我多年求之不得的逸品，而怀中又无充分的财力，可即把它据为己有，便要先把它藏在不打眼之处，回家典当衣物，想尽办法都要去买回来，若不幸被人捷足先得，我便要懊恼好几天，郁郁不乐，甚至陷于食无味，寝不安的境地。好书不见犹可，既见却又不能买回，真是人间一件最难受不过的事。”我虽然没有因买书而典当衣物的经历，但向书老板打欠条的事，似乎也不是一次两次。回到文章的开头，那套四卷本的《钱歌川文集》，我还是得想办法去买回来的，哪怕是“钻山打洞”。

    来源：星辰在线-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