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李醒嘉是联合国的一位文职官员。

    除了闽南腔暴露了她来自台湾以外，李醒嘉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女性一样，没有任何的特别。她穿着随便、也不好打扮，就和菜市场里见到的居家女人一样，随和而亲切。

    退休后的她，仍保留着在联合国积累下来的那份悲天悯人。如今，她分别在云南和贵州资助贫困儿童。在昆明某聋哑学校，她捐助了12名聋哑儿童，每人每月500元。

    从一个云南籍迁居到台湾眷村的女孩，一步步成长为联合国官员，这其中，除了她自身的努力外，更多的是她面对人生时的那一份坦然，正如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生命中许多没有发生的事，就是根本不该发生的。看来是缘自偶然的机遇，却隐藏着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每一段艰难的历程，都是为迎接下一个挑战而做准备。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我一步一步地实现我的宿命。

    来自眷村的云南女孩

    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退守台湾。包括60万军队在内的大量国民政府党团官员、公务员及各省有意迁台的居民合计约120万人，离开自己的故乡，随着历史洪流涌入这个之前一直不被人关注的小岛。到台湾后，为了解决移民住房问题，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各地大量兴建房舍，并将这些新移民聚集在一起，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座座 “眷村”。

    也就在这一年，刚半岁的李醒嘉跟着母亲、姐姐和哥哥还有奶妈陈嫂，从出生地南京飞到台湾。他们一家人被安排暂时住在台北近郊阳明山的空军新招待所里。不久，全家就搬到台湾南部高雄县的冈山镇，住进空军眷村。这一待，就是24年。

    尽管在台湾生活，但李醒嘉听到最多的故事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云南。李醒嘉记得，小时候，父亲最爱给她讲当年自己在巫家坝机场学习飞行的故事。1925年冬天，18岁的李父为了报效国家，瞒着父母报考了云南航校。学成后，李父离开云南，投效了当时的南京中央，并为中央航校培养飞行员。以后的十几年，李父分别在南京及成都工作。离开昆明后，李父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直到她30岁到昆明时，才真正见到父亲说起的那些故事中的原景。“从小就从父亲口里听到的乡音和故事，让我很容易就习惯了昆明的风土人情，并立刻爱上了乳饼和饵块这些家乡的食品。”

    在此之前，尽管李醒嘉没有在云南生活过，但她却讲了一口地道的云南话。在台湾，这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在一个被称作“眷村”的地方，充斥着天南海北，来自不同地域的乡音。

    在台湾，因为她是幺女，加上善解人意，深得父亲宠爱。每次父亲下班回家，她都是第一个迎上去，替父亲拿拖鞋。一向严肃的父亲，看到女儿撒娇，也总是眉开眼笑地把她抱起来，而且还会把她放在腿上，抖动着来逗乐。自小，李醒嘉就有别于其他女孩子，特别调皮和独立，总习惯跟在哥哥后面，跟着小伙伴们趴在地上打弹珠和圆牌。

    这个无忧无虑、曾幻想着一辈子陪在爸爸身边的假小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出“眷村”，前往一个新奇陌生而又充满挑战的世界。

    偶然机会踏进联合国

    李醒嘉没有想到，自己进入联合国工作，竟然缘起于一次赴美探亲。

    那是1972年，当时的李醒嘉正在中央通讯社担任英文部的助理编辑。当年夏天，为了陪同母亲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园探望姐姐和姐夫，她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

    在美期间，她游览了许多国家公园和名胜，还跑去联合国总部参观留影。当时的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进到这个国际机构工作。

    假期里，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朋友告诉李醒嘉，联合国中文处要招考翻译，问她是否愿意去试试。此时，在纽约的李醒嘉正百无聊赖，就答应去参加考试。但因为她对联合国的专用名词以及内地的用语不熟悉，那次她并未通过考试。

    后来，她又去考抄写工作，也就是把翻译好的文件重新抄写一遍，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这次她很轻易地就通过了联合国文书人员的英文考试。1974年9月，联合国大会开会前，李醒嘉正式开始工作。就这样，她成为联合国的一名国际公务员，走上了一条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路。

    直到今天，李醒嘉还说，自己进到联合国纯属幸运。但了解她的人都清楚，也都爱借用她的话说，任何偶然中都有着某种必然，包括她到联合国。

    见证一个国家诞生

    作为联合国文职人员的先遣队，1989年3月10日，李醒嘉与几名总部的同事到达纳米比亚的首都温得和克。在此12年之前，联合国通过435号决议，要求终止南非统治，并要求在联合国监督下由公民投票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在李醒嘉到达这里之前，闲坐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的温得和克市民，压根不把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当真，他们以为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组的监督下通过选举，让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独立，只是一个过期的、实现不了的承诺。

    纳米比亚位于非洲西南部，从15世纪开始即成为西方国家殖民地，先后被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统治过。1920年后，该国又长期被南非统治，成为世界的最后一块殖民地。

    从7月初到9月底，超过总人口一半的70多万合格选民，在70多个固定登记中心和2200个巡回点进行了注册。与此同时，有10个党派正式报名参加竞选。随着他们在全国各地竞选活动的开展，联合国的监督任务也更加繁重。各个党派必须严格遵守“行为准则”，也就是各党派都有权发表政见，而无须担心会受到威胁。

    但不幸的事件还是发生了。8月18日夜间，联合国的一个办事处被人掷了炸弹，一名年仅22岁、联合国雇佣的当地警员被炸死。9月12日，就在“行为准则”公布的几个小时后，一名西南非民组的白人活跃分子被暗杀了。

    但是，选举的势头已定，再也不能逆转。

    11月7日，投票第一天的凌晨三四点钟，人们在寒冷的夜空下，静静地在全国各地的投票站前排起长龙。刚刚7点，李醒嘉一行人就被人声吵醒。他们把投票所的门一打开，等待在外的选民就沸腾起来。虽然投票过程不到5分钟，但是对于第一次行使投票权的纳米比亚人民来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10月14日傍晚，选举结果揭晓，为纳米比亚独立奋斗多年的西南非民组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民主党紧跟在后，取得议会72个席位。这次选举没有输家，所有纳米比亚人民都是胜利者。

    1990年3月21日，纳米比亚正式诞生，并于同年4月23日加入联合国，成为第158个会员国。留守在温得和克的李醒嘉和同事有幸参加了建国庆典。

    亲历南非大选

    如果说纳米比亚任务的成功完成仅算小试牛刀的话，那么1994年的南非大选，就算是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了。

    1989年，在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下，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推行政治改革，逐渐取消对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释放了民运领袖曼德拉等人，并决定于1994年举行由各种族参加的大选。

    但刚刚解除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局并不稳定，政治暴力和冲突事件仍然不断发生。拥有400多万选民的祖鲁族自由党，背负着几百年前伟大的祖鲁王沙拉留下的光荣勇猛传统，不肯参加选举。

    选前形势并不看好。

    1994年4月18日，李醒嘉和40多名同事被纽约总部选派为南非选举观察员。来之前，很多人都焦虑不安，为自己的人身安全焦虑，到达约翰内斯堡的下榻酒店后，几位男性观察员，一直坐在大厅发愣，连门都不敢出。

    不过仅仅一天后，好消息就传来，自由党突然决定加入选举，从而使得整个局面缓和下来。

    4月26日是投票的第一天，李醒嘉和她的“同伴”，来自突尼斯的政府官员哈密德一同前往联合国负责的投票站。哈密德显然是头一次担任选举观察员而且还是首次来南非，总是跟在李醒嘉身后，有点不知所措。

    李醒嘉和哈密德负责的其中一个投票点设在一个叫希望井的白人小城，但选民有来自附近居民点的有色人及黑人，于是他们刻意地在排队投票的人群中来回走动，让所有的选民都能看到穿戴着有联合国标志的蓝色帽子和背心的他们在现场。

    还有一站是设在一个当地的小学里，选民们都很守秩序地排着队。不料一个当地的警卫人员悄悄地走到李醒嘉身边对她说，有人在厕所里发现一个可疑物，恐怕是炸弹，但已派人检查。李醒嘉没有做任何反应，也不想告诉已经十分紧张的哈密德，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几分钟以后，警卫人员出来，向她摇头示意，表示没事了，李醒嘉这才放下心。

    1994年5月10日，曼德拉以75岁高龄宣誓就职，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民主选举出来的黑人总统，结束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政策，举世欢庆。

    在萨拉热窝的190天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冷战的结束，南斯拉夫逐渐分裂成6个独立的国家。之前掩盖的种族矛盾，此刻像潘多拉盒子一般，各种罪恶从中涌出。其中1995年塞族部队对波斯尼亚的种族大屠杀，尤为震惊世界。

    情况紧急，从南非归来后的李醒嘉，还未完全调整好，又接到新的任务，前往处于武装冲突中的萨拉热窝，负责协调从联保部队过渡到波黑特派团的各项后勤工作。

    1995年10月16日傍晚，李醒嘉乘坐C-130货运机，从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抵达萨拉热窝机场。头顶着沉重的钢盔，身上压着防弹背心，她随着维和部队缓步走出机舱。

    由于天黑，又没有路灯，她未能看清在进城沿路写着的标语：欢迎来到地狱。

    刚到萨城住了不到两个星期，就开始下雪了，夜里的气温降到零下15度，窗台甚至可以当冰箱来存放食物。由于没有暖气，李醒嘉的房间就成了一个冰窖，她的房东玛丽达的母亲怕她受冻，每晚都替她灌个热水袋，悄悄地放进她的被窝里。

    也许是没什么朋友，玛丽达很快就把李醒嘉当成了知己。两人除了每个星期日一起去市场买菜外，还经常去泡咖啡馆，多半时间，李醒嘉都在耐心地倾听着玛丽达不愿意在母亲面前吐露的苦衷。

    经过三年多塞军的炮火轰击，萨城已经是满目疮痍。就像萨城的其他居民一样，玛丽达失去了一切产业。所幸她们的住房足够坚固，最终顶住了炮火的轰击，只有一个墙角被火箭炮击中。当时，她们一家人和临近的几户人家都躲在地下室里。

    萨城在被塞尔维亚族军队围攻的三年多时间里，所有的高层建筑和基础设施都被摧毁。暖气来源断了，水电供应也不足，饮用水只能全部依靠地下水源。

    无论李醒嘉多么注意保暖，但在天寒地冻的萨城，还是免不了会感冒。1996年的阴历大年初一，备受病痛折磨的李醒嘉还躺在床上发烧，后来吃了法国维和部队军医给的特效药才见好转。

    让李醒嘉最难忘的，还是在萨城度过的1996年新年前夜。当晚，李醒嘉邀请了来自尼泊尔的司机塔帕和他的几个朋友，以及从总部来看望她的那林来家中做客，李醒嘉亲自下厨，烧了几道家常菜，来陪衬玛丽达做的年夜饭。

    午夜时分，他们举起香槟，正要敬酒碰杯。突然，漆黑的窗外传来一连串清脆的“啪啪啪”的响声。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凝重了起来，没人敢出声。

    过了一会儿，有人小心翼翼地推开窗户。原来，巴尔干民族正在用他们最喜欢的对天鸣枪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欢庆心情。

    听到窗外的欢呼声，受尽战争煎熬的玛丽达与母亲和两个女儿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欢喜得抱头痛哭。

    此刻，李醒嘉心中暗想，1996年到了，但是这里的人民能够盼来和平吗？

    来源：昆明信息港 作者：宋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