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先生喜欢说笑话，不管你是否反应过来，他总是带头哈哈大笑。

　　喜欢了一辈子法国小说，也研究了一辈子，至于原因，他是这样概括的：“法国小说好看啊，都是偷情、美女，哪个年轻人不喜欢看这样的故事？”

　　72岁了，郑老童心未泯，因成功翻译了波伏娃的《第二性》，他与郭宏安先生(《加缪文集》的翻译者)共同获得今年的“傅雷翻译奖”。令人唏嘘的是，在这个日渐衰微的行业中，郑先生们也许是最后一代“翻译家”了。

　　不否认，越来越多的外国著作正被翻译成中文，可翻译的收入却长期在低位徘徊，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这导致严肃读物的译者越来越少，坚守下来的人们只能凭兴趣，业余在从事相关工作，他们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不明白未来是什么。

　　对于心中仍有梦想的年轻翻译们，郑先生不知道该给出怎样的建议，“也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严肃文学总是一件美好的事业，它的魅力绝非现实的功利所能阻挡，所以，郑先生坚决地认为：今后还会有翻译家，这一点毋庸置疑。

　　学法语是因为自己喜欢

　　北京晨报：您是1957年考上北京大学法语系的，那时学法语的人非常少，您是怎么想起报考这个专业的呢？

　　郑克鲁：其实很简单，我中学时喜欢看小说，最喜欢法国和俄国小说，1957年，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一点问题，加上俄语人才过剩，各校都不收俄语专业了，学不了俄语，我只好去学法语。那时也没考虑今后干什么，毕业后都是国家分配工作，这恐怕是今天大学生们无法想象的事了。

　　北京晨报：您是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先生的曾孙，当时这个身份对您是否产生了消极影响？

　　郑克鲁：那倒没有，隔了好几代了，当时对我曾祖的评价也还可以，认为他思想比较进步(编者注：毛泽东年轻时曾多次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北京晨报：您中学时喜欢看外国小说，家长不干预吗？不觉得会耽误您的学业吗？

　　郑克鲁：那时功课不紧，家里也不管，我报什么专业，父母根本没过问，考上北京大学后，邻居还奇怪：怎么考了个文科，不考理工科呢？说实话，我当时也没什么理想，觉得将来能研究法国文学也挺好，不能搞也无所谓。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