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可莫言先生多次强调的一个说法：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他本人的事，与国家、民族没有太大关系。在我心中，文学自成一个独立王国，人们阅读莎士比亚不是为了向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大英帝国致敬，而仅仅是感受文学本身，正如瑞典人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亦只是表彰莫言本人的文学成就，并未同时含有肯定中国当代文学的意思。那些认定其中藏有别种积极或消极意义的言论，恐怕会错了情。

　　文学的魅力，自始至终源于作家的独创性，尊重文学与尊重作家的独创性，大可混为一谈。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专题演讲时说：“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这间接呼应了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的经典断语：“作家最根本的野心必然在于与众不同。”源乎此，对那些试图将莫言得奖与他种非文学因素挂靠的做法，我就懒得尊重了。

　　简单地说，面对一项文学奖，你不能用一种看上去无比崇高的理由，来达成否定或削弱文学的目的。再则，我们没必要用猴急的方式来表达对民主的渴望，都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猴急”肯定不算。一位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公民，也理应是一位有教养的文学读者。文学教养的不二法门是：除了文学标准，其他一切标准都属外道。文学离不开政治是一回事，将文学政治化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回事。

　　我们知道，任何作家的文学成就，都不会取决于红地毯上的文学演说。场面越是盛大，演说的内容就越可能服务于世俗礼仪。考虑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较当年许海峰那枚意味着“零的突破”的奥运金牌具有更多象征意味，演说的礼仪化因素理当愈加丰盈，我们更可能听到的，乃是莫言展示文字外交词令的技巧。但话也说回来，没有一位诺奖得主会对领奖演说掉以轻心，毕竟，这样的机会不会出现两次：你话音刚落，就会被翻译成全球各主要语言并在次日出现在全球主要媒体上。

　　看上去，莫言获奖前后发生的那些“精彩的故事”，让他失去了从容，他在演讲中的表达远没有那套中山装来得熨帖。只有最懒惰的人，才会对演讲标题“讲故事的人”不以为意。因为，这是一个对莫言的文学独特性缺乏锁定的浮皮概括。哪位小说家不是广义上的“讲故事的人”呢？中国上世纪80年代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小说面面观》，作者、英国著名小说家E.M.福斯特开宗明义地写道：“小说就是讲故事”。

　　然而，稍一寻思我们就会发现，伟大的小说从来不止于讲故事。单论讲故事，几乎没人比得上侦探小说家、武侠小说家，但瑞典文学院一次也没有把荣誉颁给他们。不断有人提及诺贝尔文学奖错过的大师，但我从未见到有人替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叫屈，尽管他讲故事能力一流。可见，莫言把自己定位成“讲故事的人”，说得客气点，也等于啥都没说。

　　将文学政治化固然不妥，把文学弄成道德秀，也好不到哪儿去。也许莫言急切地想安抚听众，他演说的核心内容是一阕母爱颂歌。这是一个安全的叙述策略：母爱当然是普天下最能引起共鸣、最不会引致非议的角度，当一位作家声情并茂地谈论母爱时，哪怕说得絮絮叨恕，人们也会报以掌声。甚至，他说得越是絮絮叨叨，那些老油条听众，还越会配合出一副感动的面容。

　　不过，莫言并未就母爱与自身写作间的关联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我们除了知道他的母亲具有质朴正直的品行外，还知道她“不识字”。至于不识字的人敬重识字的人，原是一个极为平常的现象，据说三国时的“猛张飞”也有类似特征。

　　见到“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就立马意识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作为一种拔高主题的方式，这似乎也过于讨巧。他在演说结尾表达的信念“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也显得突兀，因为听众并未从整篇演说的表述脉络、逻辑关联及主题立意中，捕捉到这份信念。

　　不必说，当莫言强调自己受惠于美国现代作家福克纳和当代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时，一边表示自己“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一边又表示“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我也稍稍有点脸红。对一位具有超常感悟力的作家来说，仅读几页就大致明白“他们是怎样干的”，这完全可能，但若要谈论自己的“追随”，或许远远不够。

　　好了，红地毯上没有文学，一篇礼仪性的文学演讲也不值得过度关注。但愿，等到大家该干啥还干啥时，文学莫言会翩然重归。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周泽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