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记》是本翻译札记，全书依照翻译者出生年月的顺序编排文章目录，悄然呈现了中国翻译家队伍的历史纵向轨迹。翻译家都很少发表个人的翻译感想，都以写作专业论文为职业习惯，甚至可能认为那些论述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或作家研究的文字更具有专业意义，忽视和轻视所谓“写在译本边上”的“余墨”，这其实是种误区。《译书记》其中不乏大家名家，也有中生代和新生代，应该说都是肺腑之言，说的都是这些中文孵化者幕后的甘苦和出版的艰难历程。
苦译60年，稿费知多少
朱曾汶/文
朱曾汶，1923年生，翻译家。译有《自由主义》、《政治中的人性》、《美国政治学说史》、《林肯集》、《杰斐逊选集》等。
60年译著达1000万字
施康强先生在《文学翻译：后傅雷时代》一文中，用具体例证说明翻译家月收入不足2000元，从而提出翻译稿酬极低的结论。此文深得我心，不独在稿酬问题上，文中有关翻译甘苦的体验都说得极为真切。于是我想结合自己的切身经验和体验，来谈一些看法。
我1945年秋大学毕业后考入美国华纳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宣传部，翌年升任宣传部经理，即开始以麦黛玲笔名写了大量关于好莱坞影片、影星的评价报道文章，资料均取诸于英美电影杂志，这可以说是我从事翻译工作的滥觞。
我的第一个正规译作是电影剧本《左拉传》，1948年刊登在上海《大公报·大公园副刊》，1984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51年华纳公司上海分公司解散，我工作无着，自恃有些外文基础，就开始搞起翻译来，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单干翻译道路，如果从1946年算起，至今已有整整60个年头了。
这60年，可以分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我译书甚滥，小说、戏剧、教育，什么都译，抓在篮里就是菜，一共译了15本书，可惜现在只陆续找回几本。后阶段我改弦易辙，专攻经典社会科学著作，共计为商务印书馆译出了包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内的14本专著（商务编审方生称我是“商务译书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译者”），如《林肯选集》、《杰斐逊选集》、《政治中的人性》等。70岁时，迷上了儿童文学，我白天译童书，晚上译古典，左右逢源，自得其乐。后阶段我一共译了32本书、800万字，加以前阶段15本、150万字，一共47本、950万字。另外我又为《解放日报》编译了8个连载小说、50万字，加在一起，正好1000万字。
译著稿酬一年仅一万
这1000万字，我一共拿到多少稿费呢？
在前阶段，稿费一般是千字5－11元。我1958年为作家出版社译《黑帮》，1962年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译《苏联教育学》，1964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斯堪的纳维亚短篇小说集》，都是千字7元，倒是像群众出版社这种地方出版社，因为出惊险小说，印数庞大，稿费高达千字9元，而且一次可拿几个印数定额，像我1956年译的《海底英雄》，薄薄数十页，一次拿了1000多元，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款了。
在后阶段，物价涨，但稿费并没有跟进。如我1983年为商务译的《林肯选集》，稿费仍只有千字8元，以后20元、30元、40元、50元逐年上升，直到最近几年，21世纪出版社张秋林先生才率先给我开了千字60元，但距国家规定的最高千字80元仍有一段距离。我2006年为商务译的《最高法院与宪法》倒是拿了千字80元，但那是因为我对拿再版稿费不抱希望，干脆卖断算了。艰深的社科著作和相对较容易的儿童书一个价。这也说明了我国稿酬制度的不合理。
这样，我前阶段的稿费收入大概不超过1万元，而后阶段则书和清单俱在，总计25万元。25年25万元，一年1万元，一月800元。
翻译工作要悠着点儿
这样少的稿费，我又是怎样生活的呢？我有个好妻子，她是电台知名播音员，工资较高，她一个人的收入足够全家开支，这样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心译书，稿费则作为旅游和高消费品之用。有位青年朋友见我活得“潇洒”，表示希望也学我的样，做职业译者，我向他连连摇手，说除非你家底厚，银行有大笔存款，否则千万别走这条路。要知道，别的不说，仅仅从2006年9月份起，我才托政策之福，以“高龄无保障老人”的名义，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医保和养老金的甜头。所谓“职业”是自封的，其实是无业。
中国稿费低还是高，难道我的切身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有人说了，你的工作量太少了，你把工作量提高，稿费不也就多了吗？李继宏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把翻译速度一下子提高到日译8000字，得出了月入10560元的数字，从而证明稿费不是低了，而是高了。他的这种“以量取胜”的策略，有点像给你一个月2万元的“高薪”，但是规定你必须每天做20小时的工作。这能行吗？再说，稿源也是有限的，一般译者不会有那么多约稿。任凭你电脑怎样飞快发展，翻译工作终究是要靠人脑来完成的，这样的超高速度，质量能保证吗？身体吃得消吗？琢磨推敲、涂抹删改，这些翻译的必要条件和乐趣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味求快，神经绷紧到了极点——这肯定是不能持久的。用超高的工作量来制造一个虚假的高稿酬现象不会改变中国翻译稿费低的现状，而只会使现状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我已是80多岁的老人，在行将告别我心爱的翻译工作之际，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国的翻译稿费提高得快一点儿，各位译家译得慢一点儿，精一点儿，大家悠着点儿。
我译《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不只是童书
这书给我以卢梭《爱弥儿》、裴斯泰洛齐《醉人之妻》以上的感动。我在四年前始得此书的日译本，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阅读时，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除了人的资格以外，我在家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亲，在教育界是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了流泪。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于是不觉就感激了流泪。
这书一般被认为是有名的儿童读物，但我以为不但儿童应读，实可作为普通的读物。特别地应介绍给与儿童有直接关系的父母教师们，叫大家流些惭愧或感激之泪。
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地，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因了这种种，早想把这书翻译。多忙的结果，延至去年夏季，正想鼓兴开译，不幸我唯一的妹因难产亡了。于是心灰意懒地就仍然延搁起来。既而，心念一转，发了为纪念亡妹而译这书的决心，这才偷闲执笔，在《东方杂志》连载。中途因忙和病，又中断了几次，等全稿告成，已在亡妹周忌后了。
这书原名《考莱》，在意大利语是“心”的意思。原书在1904年已300版，各国大概都有译本，书名却不一致。我所有的是日译本和英译本，英译本虽仍作《考莱》，下又标《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几字，日译本改称《爱的学校》（日译本曾见两种，一种名《真心》，忘其译者，我所有的是三浦修吾氏译，名《爱的学校》的）。如用《考莱》原名，在我国不能表出内容，《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似不及《爱的学校》来得简单。但因书中所叙述的不但是学校，连社会及家庭的情形都有，所以又以己意改名《爱的教育》。这书原是描写情育的，原想用《感情教育》作书名，后来恐与法国佛罗贝尔的小说《感情教育》混同，就弃置了。
其实，这本书也可以用这样的书名：一个意大利市立小学三年级学生写的一学年之纪事。——然而我说：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我不能断定他就能写成恰如此书所印的一般。他是本自己的能力，慢慢的笔记在校内校外之见闻及思想于一册而已。年终他的父亲为之修改，仔细地未改变其思想，并尽可能保留儿子所说的这许多话。四年后，儿子入了中学，重读此册，并凭自己记忆力所保存的新鲜人物又添了些材料。
译文虽曾对照日英二种译本，勉求忠实，但以儿童读物而论，殊愧未能流利生动，很有须加以推敲的地方。可是遗憾得很，在我现在实已无此功夫和能力。此次重排为单行本时，除草草重读一过，把初刷误植处改正外，只好静待读者批评了。
来源：译书记
柳鸣九 等著
金城出版社
201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