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肖像油画里右一）是西方派来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当时只有三个人会讲中国话，他是其中之一。

　　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8年创建的广雅书院。图中对联是张之洞为书院题写的对联：“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移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

　　老城纪事

　　梁 驹

　　作为广州口岸这个最早的外贸基地来说，学习外语已经不是稀罕的事。十三行的搬运工很早就“发明”用广州话来“说”英语、葡语、印度语等等，如英语的Today(今日)就用广州话“土地”来代替，甚至编成一本书叫《鬼话》，以致一个外国学者说“我常常想是谁最先把外国话创化成为一种当地语言，应该在他的祭台上点起红烛献祭清茶……”当然，对日益深入的中外交流来说，这种简单的会话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公元1861年1月13日，由总理通商事务大臣恭亲王奕奏请，先在北京，渐次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同文馆”（即外语学堂），培养外文翻译及外交事务的人才，并学习西洋的科学。他说，“……欲悉各国情况，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经批准后，首先成立英文馆，陆续又成立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各馆，都以培植外语翻译人才为中心任务。到了1866年，北京同文馆决定扩大范围，12月11日，由奕奏议在各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文馆以外，专设一馆讲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这一创议非常重要，把单纯培养外语专门人才的学校，推向为改良主义的温床。奕在奏折中写道：“……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求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苟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仍无裨于实际……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巳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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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同文馆旧址即今日之广州朝天小学。

　　广州同文馆的创立，后于北京同文馆两年，即是1864年6月23日。同年8月7日，由首任同文馆提调(校长)王汝梅转呈广东巡抚上疏陈明同文馆成立并附章程。章程规定招收学生20人，于驻防满州旗和汉军旗的子弟内共取录16人，本地人4人，年龄都在满14岁至20岁之间。这20名是正规学生，由政府供给膳宿和发给助学金。另外由举人、监生、秀才之中拔选10名，自备伙食入学。初定修业年限为三年，毕业后分到广东省内各重要衙署担任译员的职务。每年年考，由广东巡抚派员监试，成绩良好的，奏请给予七、八、九品顶戴的功名，如遇需要，也可于学生中抽调外语优良者，临时担任“华洋纠葛事件”的翻译。广州同文馆为初级，修业期满后，可以升上北京同文馆，北京同文馆毕业后还可以选派出洋留学，为“洋翰林”。

　　广州同文馆馆址设在西门惠爱三约朝天街，即是现在中山六路朝天路，初是拆拼民房改建而成，校舍广阔。由于经费充足，其课堂、宿舍、膳房等基本建设均极宏伟。其后沧桑屡易，经过广东军阀政权、民国政府、敌伪统治等时期，陆续被利用来做不同程度学校的校舍。解放后，改为“朝天路第一小学”，是越秀区较大的一所小学。它的前门由于修建马路而稍有变迁，非原状，内部建筑更有所扩充。昔时旧状被保存下来的，已经剩下十分之二三了。顺便说一句，政府应该在现今朝天小学门口挂上纪念牌匾，说明当年情况。

　　广州同文馆直接归两广总督管辖，总督任命总办一人、会办三人管理校务。最后一任总办是由粤督岑春煊委张鸣岐担任(张后来继岑任粤督)的。同文馆经费主要由海关拨付，当时中国海关操于英人之手，英人赫德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因此同文馆与海关的关系较深，历任的同文馆英文总教习均由海关总税务司介绍，手续上则由总办向粤督荐任。

　　馆内设四个分馆，即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和日文馆。各分馆设总教习一人、学监一人，总教习均由总办推荐外国人担任，随着时代变迁也有变更。如英文馆有一届总教习为英人森马士，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上海海关税务司，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推荐，是一个讲究礼貌的英国绅士；法文馆总教习马尔德是一个资本家；俄文馆教习萨泽基是一个研究物理学的；日文总教习为小川，是学法律的。外文教习薪水较北京同文馆为高，年达1200两纹银，而汉文教员的报酬则甚低，尽管是翰林、举人出身，月薪亦不过数十元至百余元，相差近十倍。外国总教习出门坐轿子、藤兜、轿夫三名，穿白布制服，绣红字二行“同文馆总教习”。气派之大，远非中国教员可比。当时沙面划分英租界及法租界，英、法、俄总教习均住沙面，惟日本总教习小川则住城内抚台衙门附近之联新街，今之连新路雨帽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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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中国民间故事为英语读本。这些故事，多为学生所熟知，学习英语，容易领会。

　　广州同文馆最初只以英语的学习为主，汉文为辅，除提调主堂校务外，仅设外国教习一名，每天教授英语文字共三小时，设汉文教习一名，分教习二名，以其余时间教授汉文。1867年，北京同文馆特别是科学馆的学生，依赖教习译成的课本受业，外文成绩不佳。所以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奏请于上海、广州两同文馆毕业生中，择选外语优良的送入北京深造，并使原有学生于洋文一道得其濡染，改用外文书籍授课。自此，沪、粤两馆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赴北京继续求学，于是这两馆成为北京同文馆的“预科”，但亦因此之故，沪、粤两馆范围日益扩大，外语专科除英文外，更陆续增设了法文、俄文、日文各科。而且亦渐渐增加政、法课程，如《富国策》、《资本文义经济学》、《万国公法》等。北京同文馆是八年毕业的。粤馆所习课程和其头三年相类，故入京深造也可衔接。大抵涉猎各科课程如下：

　　1、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词句，讲解短文和浅书。

　　2、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3、第三年：讲各国地理知识，读各国史略，翻译文学作品选读，《富国策》浅说，《万国公法》浅说。

　　4、第四年：数学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5、第五年：讲求格物(物理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6、第六年：讲求机器、微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7、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译书。

　　8、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名(国外古物、古迹、碑刻)、富国策，译书。

　　综合以上课程来看，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并涉及文学、艺术，范围甚广。说到译书，是同文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同文馆学生以译书作为一种必要的作业，使其本身在翻译技巧上得以提高。而老师为了培养生徒，在这方面也视为重要的工作，他们也翻译了许多书籍。因此，同文馆章程规定，不论师生译书有成与否，即给予奖励，出版后更依法享有著作权。二是当时统治阶级改良派渴切求得西洋知识，凡同文馆所译的书，印刷后要分送各有关部门参考，作为借鉴的资料。为了出版文馆师生所译的作品，北京同文馆附设印刷所一所，备有中文与罗马字母活字大印刷机一台，并有手动机七部，这是我国开始采用西洋印刷术较早的一个出版机构，在近代出版史上有一定价值。

　　广州同文馆英语教习三顺，为了教授生徒，著有《三顺调音》和《三顺文法》等书，为较早的学习英语拼音和文法的工具，特别是《调音》一书，模仿《鬼话》一书，为广东人学英国语音的津梁，利用广州发音作说明的，因之也为后来的“两广方言学堂”等校继续采用。同文馆甲班为高年级，由外国总教习任教，三年为期。总教习授课全用外语，训练学生能讲能听，初期由甲班毕业生担任翻译，以后则不设翻译。乙、丙班为低年级，外语为甲班毕业生任教。英语课本由森马士自编英文文法讲义，读本则由甲班毕业生翻译一些中国民间故事如三国演义、蔡文姬归汉、廿四孝的卧冰求鲤、哭竹生笋等，成为英译初稿，由森马士修正作为讲义。这些故事，多为学生所熟知，学习英语，容易领会。外语授课时间在上午，总教习早上打轿来校，授课三节，11时便起轿回家。汉文授课为古文评注、东莱博议、资治通鉴和唐诗，每月作文一次，甲、乙班学生出色的文章选出贴堂，分为三等给予奖励，一等奖一元五角、二等奖一元、三等奖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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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认真求学，准备做钦差大臣，公使、领事，外国教习教学常常借题发挥宣扬其本国物质文明。

　　同文馆虽没有明白定出校训，但当局和中国教员经常勉励学生要恪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外则鼓励学生认真求学，准备做钦差大臣，公使、领事。这时期学生为了做官，学习一般是较为认真的。

　　外国总教习教学也颇认真，堂上很少谈到中国的事，但常常借题发挥宣扬其本国国力强大，物质文明，森马士趾高气扬地夸耀大英帝国无日落。各馆的总教习每月总有一两次邀约他们特别喜爱的同学到家里吃餐。请餐之外，还在家里举行跳舞晚会，会中没有中国的女子，只有西妇，中国学生拖着辫子，长袍大褂参加跳舞；森马士有时还专请粤海关税务司参加晚会，规模自然要大些，地点则假座税务司的住宅英领事馆右邻(沙面复兴路)。这种场合，森马士便情不自禁地宣扬英国的“文明”，介绍文化、礼仪习俗，虽不致丑诋中国，却以含蓄的语气讥笑我们的辫子，指为PigTail(猪尾)。他们对当时的洋务派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恭维备至，尤其是日本总教习小川，夸赏李鸿章是中国当代了不起的人物。青年学生眼见满清朝的腐败，又受到这些有“权威”的总教习迷惑，民族自尊心已消磨殆尽，一心向往洋人。英语总教习森马士之后为荷伦，是一个粗鄙的人，对中国学生态度异常傲慢，经常嬉笑怒骂，学生忍无可忍，请同文馆总办转请海关总税务司撤换，总税务司后将荷伦调走，把上海副税司列次调来继任。中国教员也有不像样的，如地理教员周某，不学无术，学生多看不起他。有一次他讲世界地理，摇头摆脑念着“红海之水红，黑海之水黑”，学生哗然，立刻把他哄走了。每次赶老师的风潮总是满族学生出头搞的，汉族学生虽有见解，但怕招祸，故多不理事，只埋头读书。满族学生对待下人尤为骄横，同文馆给学生的待遇是颇优厚的，除供给纸笔课本外还供应膳食，八人一桌，食之不尽，但满族学生常嫌不合口味，动辄打碗打碟，把厨工叫来拍桌诟骂，继之拳打脚踢，厨工只有跪下认错求饶，厨工怕的不是挨打肉痛，而是膳具打破了他们要赔而赔不起。

　　因为全馆学生都是官宦、贵族子弟，同学中种族歧视甚深。当朝皇帝属满洲人，满族气势最盛，看不起其他民族同学，汉旗人原是汉人，凭借满人，地位仅在满人之下，亦轻视一般汉人。满族学生有钱有势，骄奢淫逸，不务学业。汉人人数较多，且勤奋好学，又轻视满人，满汉之间，互相诋毁诟骂，争吵打骂，极不相容。汉旗人处于两大之间，暗中亲近汉人，但表面上不敢得罪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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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同文馆出身的学生，活跃在清代统治改良主义运动和外交活动上。

　　广州同文馆出身的学生，在参加清代统治改良主义运动和在外交上从事活动比较显著的：第一届中有杨枢、左秉隆、王皖南、茂连(满族)；第二届有黄诰、柏锐(满族)；第三届有杨晟、周自齐、马廷亮等人。杨枢在广州同文馆毕业后，入北京同文馆深造，以考试成绩较优未毕业即被派为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西文文案(类似秘书)。张之洞为改良派的中坚分子，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的主持下，派杨枢为“广东道督办洋务”，在广州创办了兵工厂、造币厂、纺织厂和机械厂等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形式的工厂。后来杨枢转入外交部门，曾经出使日本和比利时。在日本时值日俄战争，杨枢根据日文报导资料，写成《日俄战事纪要》一书，在东京以汉文出版，指出“日俄之争，实为中国之患”。左秉隆为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西文文案，1880年曾纪泽出使俄国，左秉隆与之同往，在签订“伊犁条约”时，索还帝俄强占伊犁以西地区，左担任翻译和襄助工作。

　　到了1902年，北京同文馆宣告合并于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时，广州同文馆亦随之撤销，利用原来校址，另设两广方言学堂，全部教师以国人担任。

    值得一提，两广方言学堂师生的觉悟比同文馆时激进了很多，闻名的革命领袖朱执信是学堂中的教员，年纪很轻，却拥有很高的威信。学生中的林云陔(1932年间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陆嗣曾(1932年间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同学都知道他们是搞革命的同盟会员，革命派虽没有在学生里公开活动，但暗中活动，大家心照不宣。两广方言学堂学生曾反对校长陈介石，结果陈被迫辞职；学生监督隗文云无故辞退教员，引起学生殴打监督又罢课抵制。这些学潮学生当时都知道是同盟会员朱执信等在暗中策动的，学校只装聋作哑，避免干涉。宣统二年(1909年)两广方言学堂正式成立学生自治队，总干事有林云陔、林继昌、李其微、张允广、李宗本等积极分子。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梁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