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13日，已经定居上海的鲁迅写了一封给回日本探亲的友人内山完造的信，之前内山写信（4月2日）劝鲁迅离开大革命失败后被恐怖文化笼罩的中国，去日本居住一段时间，以调适身心。鲁迅在回信中说道：“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何况佐藤先生（指鲁迅友人佐藤春夫）和增田兄（指增田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鲁迅友人）大概也要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这样一个累赘到东京去，确实不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写些迎合读者的东西，那最后就要变成真正的‘新闻记者’了……书店（指内山完造在上海虹口区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开设的书店）还是每天都去，不过已无什么‘漫谈’了（此前内山书店曾于1923年设立‘文艺漫谈会’）。颇为寂寞。仁兄何时来上海？我热切地盼望你能早日归来。”
此时此刻的鲁迅确实是寂寞的，一贯以冷眼看人生的他，对于这位日本友人表现出的“热切”，并非形式主义的礼节，而确实是一种在孤寂而压抑的公共生活中，对于知己的期盼。无疑，内山完造成了晚年鲁迅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位外国友人之一，其开设的内山书店，更是成为鲁迅汲取了解新知（他购买了大量的日文书和翻译书籍）和文艺界的窗口。纵览鲁迅这几年“流水账式”的简略日记，内山、内山夫人和内山书店出现的频率极高，鲁迅、许广平一家与内山一家的交往极为频繁，两家经常共同宴饮、互送玩具和食品，比如1932年5月20日条目下，鲁迅记载：“上午内山君送来海苔一合（盒）及增田君所赠之香烟道具一副、玩具狮子舞一座。”甚至在内山书店发生财政困难的时候，鲁迅会为内山代为支付员工的工资。
内山文化程度并不高，小学四年级时就辍学，而后做过学徒、店员，1913年他来到中国上海，1917年创办内山书店。十年之后，从广州迁徙到上海的鲁迅，在一次偶然的闲逛中发现了这家日本人开的书店，从此与内山结下深厚友谊。这自然与鲁迅在青年时代曾长期旅居日本有关，他懂日语，又对日本文化和生活非常熟悉，更有一群交往密切的日本友人。内山书店对于鲁迅来说不仅是一个购书场所，更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承担着其他书店无法代替的功能。学者王晓渔在研究这一时期上海知识界所写的专书《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中指出：“对于缺乏体制内交往空间的鲁迅来说，内山书店成为他跟外界交流的重要渠道。不管许广平还是内山完造或店员王宝良，都特别提到内山书店的一个细节，即专门辟有茶座，设有七八张沙发和椅子围着一张小桌子，供客人联络感情、交接朋友之用。内山书店成为具有一定开放性的空间，一方面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鲁迅认识了大量日本人士；另一方面鲁迅可以在此约见朋友，文学青年也慕名前来结识、拜访。”
近期翻译出版的内山完造的回忆录《上海下海：上海生活35年》让我们能够窥见这个神秘的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尽管这本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不太高，内山完造在书中发表的议论也大多流于对中国的浮光掠影式的印象，但仍然值得一读，尤其是回忆录最后的“上海漫谈”部分，提供了一个日本人观察上海的视角。他从黄包车夫的日常生活、上海公园的管理方式等谈起，认为日本人所谓的“在中国住的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无疑是一种傲慢和偏见，他认为中国社会能够维持几千年的长时间的集体生活，倘若没有秩序、毫无章法的话是不可能延续的。因此，内山认为中国人自有其独特的习惯与秩序的形式。对于中国人之间发生冲突解决的主要方式之一——仲裁，内山显然也特别地欣赏，并借此反思日本人动辄诉诸暴力和战争的极端形式，正因为如此，内山看到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方式，虽然与日本人那种一丝不苟的较真与细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未必不是一种缓和冲突促进和解的生活态度。
内山的回忆录细致地记录了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前后，中国普通老百姓逃难的情景，这种记录弥漫着内山自己所称的“人道的愤怒”：“每天中国人持续搬家，终于在7月28日这一天达到顶峰。卡车、汽车、黄包车、老虎车、小车排成长长的一列。乡下的百姓们也带着一大家子人，卷起席子、提着箱包、空罐子和粪桶（中国特有的圆桶状的大便器），父亲一边担着旧桌子、椅子、凳子（没有椅背的椅子）、脸盆，另一边担着米袋，争先恐后地朝租界蜂拥而来。”在逃难的人群中，也赫然展现着贫富的两极分化。内山写道：“时髦的妇人把大皮包放在路边，和车夫讨价还价；七八个工人把铺盖（被子）用席子裹起来扛在肩头走着；父亲担着扁担，前面的筐子装着一个孩子，后面的筐子装着家具和生活用品，临产的母亲坐在黄包车上，怀里还抱着两个孩子和米袋。”显然，租界无法提供相应的居住空间，这些从各自的家庭空间出走到租界的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地方落脚，内山完造充满同情感地记载道：“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徘徊着。到了晚上，倘若是晴天的话，就会像并排的咸鲥鱼干一样随便躺下，和衣而睡，但是下雨的时候当然就不能睡在街道上了，也不能在街道上徘徊，那么这么多人到底去哪里了呢，真是难以想象。”或许从这些记忆的底层视角，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如此深邃尖锐的左翼作家鲁迅，为何会跟一位显然思想力度不够深刻的日本文化商人，长时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内山也以自己与鲁迅的交往，以及作为民国上海独具特色的文化空间的内山书店的创办者，而被载入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唐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