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互文性理论，因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所以文本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性、相关性和综合性，同时互文本之间又可以相互转化、吸收，融合、渗透和辐射。这种侧重相互联系、影响的互文性理论对后现代文学和翻译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在《话语与译者》一书中,Lemke指出，互文性有两种，一种是某一文本中各种成分之间存在的指涉关系。另一种是完全不同的文本之间的指涉关系。[2]而互文指涉又是发散性的，某一确定文本可以指涉出多个文本，而被指涉的文本又可以产生新的文本。既然文本之间是一个相互指涉的关系，意义恰好产生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和扩散之中了。这种意义扩散的关系为翻译中的文本再创造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和理论指导。从本质上说，翻译也是一个跨时空的交际行，翻译的文本性与翻译研究的共时/历时层面使互文性进入翻译研究的视域找到了理论的契合，从而使翻译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维度。[3]因此从后现代翻译观看来，译作和原著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上述互文性理论无疑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让子弹飞》中的互文翻译策略探析
殷企平(1995年)指出，互文性表现在三个方面：文本的改写(作者的角度)、文本的完成(读者的角度)和文本的阐释(批评家的角度)。[4]互文性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作为原文与译文的媒介，要力求顺利改写原文的互文本，准确传达原文的互文信息，实现原文与译文的互文连贯。在这个过程中会根据情况选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此处我们从异化源语电影字幕的互文语境和归化源语电影字幕的互文语境这两方面对《让子弹飞》中的字幕英译文本进行分析。
(一)异化源语电影字幕的互文语境
这部电影的很多人物对话都具有很强的互文性，即不同人物的语言及和整部影片内容、风格呈内互文性。因此在翻译中，要保持其原本的文本内互文性，采用异化手段是必要的。但这种异化的实现不是通过简单的直译和死译，而是一种灵活协调、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异化。根据源语和目标语的特点，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的内容和形式，也就是最大限度地结合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依存的文化互文性而产生的翻译形式。比如：
(1)鄙人，张麻子。
译为：“Pocky” Zhang.
在汉语互文语境里面，称呼某人为某麻子给人感觉会比较反派猥琐。但是在《让子弹飞》中姜文扮演的土匪张麻子的脸上非但没有麻子，相反却是十分英武有魄力魅力十足的。人们不愿相信土匪的名字叫张牧之，他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长着麻子。这一点在鹅城城门贴的对于张麻子通缉令上的画像进一步得到了强调。画像上的人丑陋猥琐，满脸都是大大的黑麻子。所以麻子在这里并非描述土匪的真实面目，而是代表了中国文化里对于土匪的一个典型的形象联想。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称呼上，译者直接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保留了“麻子”的源语形象，也将中国文化里面的互文信息进行保存并传达，以期引起异国观众积极的互文联想。
(2)花姐，大哥说得对!
译为：Flora，chief is right!
花姐是剧中一名青楼女子的名字。“花”在中国文化中经常被用来指代女子，“花姑娘”更是自古代以来就有妓女的意义。Flora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古罗马花之女神(Roman flower goddess)。可能这里读者会有不解，花神和妓女这两个词如何对等呢?这里就不得不对花姐这个神秘女子稍加分析了。《让子弹飞》中一共有两个妓女形象，刘嘉玲扮演的县长夫人是风骚迷人并且依附于男人的。而花姐确是年轻清爽，有着温暖笑容的风尘女子，不但没有世俗妓女的风骚形象，倒是颇有几分侠女风范。并且直到现在观众对其在剧中的行为仍然是猜测不透，这一点难道不像那神秘美丽的花神吗?所以在这一个人物名称的翻译上，笔者认为译者正是参透了原剧的内在精神气息所做的一个恰当的互文语境转换。很容易就让外国观众领略到剧中花姐形象的气质内涵。
(3)黄四郎：“我要你看一看，什么叫做草船借箭。”
胡百：“老爷，咱们放的是马，不是船。”
译为：Ill show you how to “borrow arrows with a straw boat”.
But we just sent horses,not straw boats.
师爷被炸死之后，张麻子发誓要为六子、师爷、夫人报仇，在重返鹅城之后正式公开跟黄四郎宣战，并且扬言三天之内要除掉黄四郎。在第一个回合中张麻子散在大道上的银子已经都进了百姓口袋了，第二天黄四郎的“草船借箭”在大道上跑了一趟即刻使得百姓全部齐刷刷地交回了银子。草船借箭这个成语出自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指的是运用智谋，凭借他人的人力或财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作为电影字幕这里不允许用过长的解释和注解来解释这个中国传统典故，所以译者直接将原文中的互文语境搬过来，草船即straw boat,箭即arrow，使得译文尽可能地忠实于此处涉及的中国文化典故。正如韦努迪(异化翻译法的代表人物)认为，“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在这里，译者运用异化翻译法，保留了译文的原文中的互文语境特色，并向目的观众传播了源语文化。
(二)归化源语电影字幕的互文语境
归化就是以译者本民族语言为中心，让外语尽量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和表达习惯。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是归化翻译法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翻译源语文化因素要以目的语文化或译文读者为归宿，使译文的表达方式趋于自然，并尽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归化源语电影字幕的互文语境，指的是译者用新的本族语中的互文语境来替代电影源语中的互文语境。当然，这里的替代文本也是用得跟原文互文语境最为贴切相像的，最能创造出相似艺术效果的。比如：
(1)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小六子邀请县长夫人等这桩买卖做完以后跟他们回山上做压寨夫人的时候，张麻子说的话。)
此处直接转译为：One should always aim high.直截了当地表达出原句的含义那就是：人应该志向远大，县长夫人怎么能跟他们上山过土匪的日子呢?
(2)师爷说：“刘邦是个小人!”
译为：Robin Hood is a common thief!
Robin Hood(罗宾汉)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侠盗式的英雄人物。他武艺出众、机智勇敢，仇视官吏和教士，是一位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刘邦为汉朝开国皇帝，是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发于平民，起于绿林。译者用本族语互文语境中的罗宾汉直接替代了刘邦，既避免了给不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目的语观众带来困惑，又恰到好处的讲源语互文语境中的“刘邦”转化为了认同率更高更能引起观众共鸣的“罗宾汉”。
(3)力拔山兮气盖世!
译为：With Samson's might and Solomon's wisdom!
Samson参孙，旧约圣经人物，力气奇大无比，可以徒手击杀雄狮。Solomon 所罗门，古代以色列国王，以其聪明智慧，精力充沛而著称。英语里面称赞一个人聪明才智，常用“wisdom of Solomon”(所罗门的智慧)来形容。在电影开头，冯小刚扮演的师爷拍马屁,分别把马县长比作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和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对没有深刻中国文化修养的目的语观众来讲这两个互文语境是他们很难理解的，所以这里译者直接转化为英语里面耳熟能详的两个英雄人物，可以说是达到了比较完美的互文语境转化效果。
本部影片英文字幕中的归化互文语境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把“南国一霸黄四郎”转化为“local godfather”(美国电影中最为深入人心的黑手党领袖形象);将“小凤仙”转化为“Mata Hari”( 美国电影史上最有名的一位装扮成异国情调舞女的双面间谍)。由此看出译者在处理不同文化信息对接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考虑了译文互文语境之于受者的反应以及理解。
总之，根据互文性理论，任何文本的形成都要受到作者先前知识的影响，而且对任何文本的理解也同样受到读者先前知识的影响，在这个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之下，译者必须要尽可能灵活地运用各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在更好地传播华语电影和中国文化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不仅忠实表达源语言文化信息，更应考虑本文化观众的期待视野和审美情趣。电影与观众之间最直接的关系体现在电影是否大众化，是否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文化文本和译文文本产生紧密的互文关系，处于互文运动的“场”中，两者共生共存。
来源：南媒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