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是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标准语的创始者，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别林斯基认为“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冈察洛夫称“普希金是俄罗斯艺术之父和始祖，正如罗蒙诺索夫是俄罗斯科学之父一样”。普希金的作品中描写了“中国”的作品有《致娜塔丽娅》、《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叶夫根尼·奥尼金》（草稿）、《致骄傲的少女》、《普加乔夫史》五种。
分析普希金笔下的中国，离不开对普希金所处时代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和文化空间的探究。1799年，普希金生于莫斯科，1811年，他进入彼得堡的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读书。彼得堡郊外的皇村本是皇室夏季度假之处，1811年，亚历山大一世授意在此地为贵族子弟专设一所学习法律、政治等内容的学校，旨在为国家培养高级官员。该校效仿法国学校，除了开设法律课程，还传授启蒙主义思想、德国的古典哲学。在这里，学生们接受法国自由思想和平等精神的熏陶，“法律和精神”成为他们心中治理国家的准则。
在皇村，少年普希金的诗作中出现了“中国”。《致娜塔丽娅》：我不是叙利亚、阿拉伯、土耳其的君王/不要把我看成谦恭的中国人或是鲁莽的美利坚人/更不要把我想象成德国鬼子的样子/头上带着小帽/手端满杯的啤酒/嘴里叼着雪茄。皇村学校对法国思想的崇尚，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主导社会潮流，在这首小诗中表露出来。古代希波战争留给欧洲文化关于东方的历史记忆、拜占庭帝国衰亡的直接肇事者阿拉伯人的可怕形象、俄美公司活跃贸易中俄国人对美国人的初步印象、使两代沙皇不满的“德国鬼子”在诗歌中叠加。被大量引入俄国的法国思想和以法国为中心的“中国热”，也在普希金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诗歌片断体现了年轻诗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真实理解。
1817年，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到外交部任职。这一时期，其《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以及一些针对沙皇当局的讽刺诗，流传很广，使沙皇当局感到恐慌。1820年，亚历山大一世决定将普希金流放至西伯利亚（后改为流放到南俄）。1817—1820年间，普希金根据民间故事和传说，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该诗向贵族文学提出挑战，被看做是俄国诗歌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流放中的普希金对承载着他少年时情感的皇村充满故园之情，在《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有这样的诗句：迷人的田野上/五月的风凉爽地吹过/中国的夜莺/在婆娑的树枝上歌唱。皇村是几代沙皇度夏的皇家园林，留有大量的“中国”印迹：中国村，中式房子，房子周围的小径、草地及中式园林、湖景，普希金在诗中勾勒的就是这些画面。美好的“中国”画面是流放中的普希金故园思绪中的一部分。
流放南俄之后，普希金与一些曾远行东方的旅行家相遇，其中包括在1805年随拟访华的戈洛夫金使团到达中俄边境地区的维盖尔。普希金与之多次会面、交谈，西伯利亚和中国是他们谈话的主题，并与普希金少年记忆中的“中国”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在普希金创作长篇诗体小说《叶夫根尼·奥尼金》前两章的过程中，“中国”曾是诗人脑中挥之不去的内容，草稿中曾有这样的诗句：还有中国人、神、蛇/在舞台上奔忙喧闹……诗歌中的内容来自于曾在彼得堡红极一时的芭蕾舞剧早年由狄德罗导演的《汉姬和陶》（亦称《美女与野兽》）。该剧将法国女作家博蒙夫人的童话《美女与野兽》中的故事移到中国。这部芭蕾舞剧的主要角色是中国人，与中国人角色一起出现的，是爱神和蛇。芭蕾舞剧浪漫的剧情令彼得堡人久久难以忘怀，曾在彼得堡皇村学校学习的普希金对此记忆犹新。
当时，俄国报刊上日益频繁出现的“中国”，也促进普希金对“中国”兴趣的增长。在普希金的藏书中，有1818—1824年间全套的《西伯利亚通报》，而在普希金流放期间经常使用的特里戈尔斯基镇图书馆，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俄文书，如1710年维列夫金翻译的、由欧洲入华传教士传回欧洲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庸》等。
1825年，尼古拉一世登基后宣布大赦，普希金回到莫斯科。起初，普希金曾对沙皇妥协，幻想尼古拉一世会致力于社会改革、重视国民教育，成为一代“开明与宽容的君主”。但现实特别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使普希金保持独立的见解，并和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写了不少关于十二月党人的诗篇。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一些人的流放地已离蒙古和中国很近，这也刺激着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1827年起，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相继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杂志（如《莫斯科通报》、《莫斯科电讯》、《北方蜜蜂》、《俄罗斯人》等）上大量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遥远的中国逐渐成为诗人脑中挥之不去的幻象，与比丘林的相识，使普希金脑中的“中国”更加具体。
1828年，普希金向莫斯科“第一美人”冈察罗娃求婚不成，对爱情极度失望，已投笔从戎的他，在《致骄傲的少女》一诗中，将目光再次投向了远方，以“中国”寄托自己的情思：走吧，我已准备好，跟随你们，朋友们/无论你们要去哪里，我要跟随你们/走遍天涯，离开那傲慢的少女/去长城的脚下……在这里，中国的“长城”成为普希金脑中充满幻象的“远方”的直接指代。
1830年，为考察中俄贸易情况，俄国向中俄贸易中心恰克图派出了希林格男爵率领的考察团，比丘林受命加入此次考察。比丘林和希林格男爵邀请普希金一起前往中国，但未能获得沙皇的批准。回到莫斯科，普希金参加了由诗人杰利维格主编的《文学报》的编辑工作。对《三字经》俄译本的评论、比丘林等人的信札、考察中国情况的报道，都出现在《文学报》上。1831年，婚后的普希金迁居彼得堡，回到外交部工作，受命编辑关于彼得一世的史料。18世纪农民起义的领袖普加乔夫成为诗人关注的目标，他于1834年撰写了《普加乔夫史》一书，于1836年撰写了有关普加乔夫起义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在《普加乔夫史》中，普希金表达了对比丘林的谢意并高度评价了比丘林的中国研究。
普希金对中国的关注和描述，在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笔下的中国，是当时俄国整体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实中的“中国”，而他编辑的《文学报》发表的长达20页的比丘林俄译《三字经》评论文章，引发了其他杂志、俄国读者对《三字经》、中国文化的强烈关注。普希金之后，从赫尔岑到恰达耶夫，从阿克萨科夫到别林斯基，从冈察洛夫到契诃夫，从托尔斯泰到索洛维约夫，“中国”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意义逐渐加大。就像普希金引领着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发展的方向那样，普希金笔下的中国也引导着中国思想文化在19世纪俄国的传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作者：柳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