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我们先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汉字，中国和中国人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但是中国的汉字却被公认是世界上最难懂得的文字，在中国文明圈里长大的人都不会感觉到学习汉字和使用汉字有什么难处。只是当我们从汉字文明圈里走出来向外张望时，才发现那些嫌学习汉字太难的外国人是有道理的。我这里所说的外国人多指西方人，因为我们走出汉字文明圈时，也多是向他们看齐，甚至讨教。比起西方人的拼音文字，儿童们学习汉字确实耗时较多，我们从儿童时代开始，仅仅学习基本的常用文字就用去了九年的时间，而西方人在少年时代最多用五年的时间就能达到读写自如的程度了。
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么长的时间学习我们民族的文字？原因就是我们的汉字“预约”的内容太多，比如读音。“预约”就是不用讲道理或不用讲太多的道理，只要死记硬背即可。这也对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造成影响，许多本可以“商量” 或探讨的东西，在中国人这里就被忽略过去，以为没有商议的必要，先人或长官说了，照章执行即可。这也必然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停滞和保守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为什么读“dà”，“小”为什么读“xiǎ0”，没有道理可讲，换一个地方另一种方言读别的音，也不奇怪，习俗而已，先人定下的规矩，服从即可。
汉字危机
尽管我们的汉字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是我相信，汉字将与我们的民族一直共存下去，很难设想在遥远的未来中国人会丢弃汉字，成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但是在90年前，却有一场汉字的危机。我们民族的文化精英甚至严肃认真地提出过汉字的废止问题。
清末民初，中国人在思考民族的命运为什么那么乖舛时，把汉字的繁难列为其中的一个原因。胡适就提出过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的主张，并不惜使其沦落为“被西洋人保存埃及的象形字和巴比仑的楔形字”的地位。（见胡适《答蓝志先书》）1923年1月，钱玄同发表了著名的《汉字革命》，主张把汉字改为“国语罗马字母”。文章中那句“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真是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瞠目结舌，有那么严重吗？他的这句话是说得是有点耸人听闻，但是却有道理。试想，如果中国人永远在文化上一穷二白，那么当时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和东海外的那个恶邻确实要磨刀霍霍向中华了。而在那个时候，拦在中国复兴的道路上的文化普及工作确实很难开展，繁难的汉字难以被那么多的民众在短时间内所掌握。以当时的手段、当时的社会管理和生产力的水平，普及文化知识的第一步就很难以起步，那就是识字问题。现在看来，以胡适为主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提倡和发起白话文、废止文言文的运动，虽然没有减少汉字的“预约”，但是把文言文中的许多生僻字剔除掉了，使得文字贴近了大众、贴近了社会生活，从另一个方面减少了学习和使用汉字的难度，这就把民众于文化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一大半。以前文言文和以文言文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是有意识地割裂开大众和高阶层之间的距离，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条鸿沟。
汉字是怎样度过了不被信任的危机的？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彻底地改造了中国文言文和以文言文为基础的官场语。社会用语确实是把中国人这个整体分裂成两大块（上等华人和下里巴人）。林语堂就曾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在文字国（指中国）中，文字是缙绅先生的专有品，文字的艰深是他们戕贼百姓，使盲聋废疾的武器。”（林语堂《萨天师语录》）新文化运动发起的白话文运动，让大众的语言成为“官话”和社会用语，汉字虽然还是汉字，但是组成词的汉字都变换了许多，例如书面语“尔曹”变成了“你们”。这样的改动贴近了公众的生活，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得明白。
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和推广“汉字简化方案”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投入为背景的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让全国半数以上的文盲成为粗通文字的“非文盲”，成果显著，与此成果相配合的是汉字简化方案的公布与实施。国家颁布的第一批和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简化了繁复的汉字体系，用6400个常用汉字取代了40000多个汉字。成为社会常用文字工具。它基本满足了非专用领域的日常文化交流之用。
是来自西方的科技手段的传入和运用也对汉字的“转运”来讲是一场“甘霖”。现代印刷术尤其是信息网络的发明和运用，让中国汉字基本摆脱了繁杂的窘境。人们得到学习汉字的机会多了，汉字也变得好写了，文化普及的成本（包括社会推广成本和学习者的时间成本、财务成本）都减少了，中国汉字获得了重生。
汉字之长短
值得说的一点是，由于汉字的“预先约定很多”的特征，在计算机时代的今天，甚至还产生了对西方拼音文字的某些优势。西方人的文字与语言之间的障碍很少这一特性，也使得“预约”的信息也相对要少。例如，只有二三十个字母的读音是预先约定的刚性元素，剩下的就是“搭配”。只要知道读音就知道它的含义；只要看到这个词汇，就能读出它的发音，而中国的汉字是不存在这样的联系的。中国的汉字原来有几万个字，它的含义、它的发音，乃至蕴涵其中的寓意都是“预约”的，这样，它们的“信息浓度”就高，特征性就强。比如一句“过五关斩六将”六个音节的成语，其中蕴含的内容简直太多了；再比如日本、台湾地区有一个评选年度汉字的习俗，一个“变”字或一个“乱”字就可以把某一个年头的基本特征精炼出来，这不能不说明中国汉字的独特功能，因为它的形、它的意、它的音比十几个几十个罗马字母的含义丰富得多深奥得多。
还有就是汉字之美。我每每在用毛笔字随意走笔时，往往产生这样念头：比起西方人来，中国人有幸享受到西方人不曾享受到的艺术之美，那就是书写汉字和欣赏汉字书法的愉悦。书写汉字时，当自己能取得一点进步时，自己内心就有一种满足感，在看到古代和当代书法家的优秀作品时，人们就能获得一种特殊的美感，产生“高山仰止”才能抒发出的向往之情。
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不应当只使用汉字而对它的发展无所作为。我们还应当对它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不足做点什么。
中国汉字是一种艺术性极强的文字，用来写作文艺作品是非常适合的。但是把它用来作为科技、学术和政治表述工具它就略显不足了。其中，产生“歧义”是它最大的缺点。一种合同文本或法律文书，如果用汉字表述很可能产生多种解释法，这就容易引起矛盾和冲突，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就太多了，只能一一评述。
一字多义、一字多用、多字同义往往造成不便，尤其是阅读的不便。
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赵元任写过一个小故事，说一个住在石室的诗人施某，一贯爱吃狮子，发誓要吃十只狮子，到市上去正好有十只狮子上市出售，于是就买回来吃了……。全篇故事不算标点一共92个字，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发音“shi”，只是音调不同，只用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变化（见附注）。故事虽然近乎荒谬，但能用同一个发音把一个完整的故事讲完，世界上别的文字是做不到的。当然汉字能用到这个极致的份上，这个事例是很少见的。
汉字的这个特征具有混杂多解的短处，又有高度“凝结”信息的长处。现在许多广告用语也利用了汉字这个特性，以加强其吸引公众关注力的效果。例如，山西汾酒的广告词利用老幼皆知的《三国演义》的开篇白的谐音“话说天下大事，汾酒必喝，喝酒必汾”，使得这条广告的艺术性和商业效果非常地好。
改造汉字之我见
我注意过各种杂志上的同一篇文章的多种文字的译文，并把它们的篇幅进行了比较，无论是西方文字或是中东的、非洲的文字，篇幅最小、用字最少的是中国字，有的西文甚至要用大出几乎一倍的幅篇才能表达出汉字所能表达出来的意思。
但是现在有一种现象我感觉应当引起注意，那就是现在无论是网络上还是某些不严肃不正规的出版物上，汉字的“自由放任”必须引起多方面的注意。我认为，为了我们的汉字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对汉字的变迁进行“有限度和有水平的管理”，不能让网络文学、低俗文艺作品和某些利用媒体进行商业炒作的广告作品“牵着鼻子走”，以防止汉字的演变受到不利的影响，降低汉字的表达效能。如果说得严重些，为了防止汉字的走形甚至“堕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有关部门”对汉字的公共使用进行行政干预。
我主张，凡是在公共场合上张贴的广告、提示、各种须知，都要有一个“公共用语审查部门”进行审读，通过后才能张榜公示。许多非文字部门张贴告示、须知之类的文字只是由本部门的“土秀才”编好词就完成了，就上了街。例如有些交通提示、安全提示用字就很不文雅或不合适。比如北京地铁上多年来就有提醒“老残人”注意的提示用语，每次看到我都感到很不舒服。大街上的安全提示也常常把文字弄得很带有血腥味，可能是言者想让驾车者或行人引起足够的注意，但是他们没有深厚的文字修养，不知道应当在完成提示的同时，还要注意影响社会文化环境水准的这种“公共美学”。
再有，我认为应当有专门部门负责对汉字的使用，进行日常管理，对已经使用中的某些汉字的用法进行改动或纠正。下面仅举一例。
由于天高皇帝远，广东福建一带的方言一直与标准国语（普通话）保持距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广东的文化和经济反过来对内地的影响加大，许多广东方言的用字进入了“主流圈”，对汉字的使用和发展起了某些不好的作用，虽然这些影响不大，我认为不能因此而放任不理。
“的”是最常用的汉字，因此应当让“的”字专门只用来所示其所属为的含义。把出租车称为“的士”最早是70年代末从广东传到全国的，再早则是香港人的习惯。“的士”作为“taxi”的音译，我认为应当进行修改。例如可以将“taxi”的音译改为“迪驶”，起码也应当改为“迪士”，把“的”解放出来。由于“的士”衍生出来的“的哥”、“的姐”、“打的”等等出现在日常社会用语中很是影响阅读效率，最常影响到的是播音员的工作质量，当播音员读到这个“的”字时，谁都会有一个很暂短的“思维刹车”，如果用“迪驶”来取代“的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以上这个事例只是一个简单的“个案”，它所反映的问题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既要利用汉字的“一字多义”的特点提高效率，也要采取措施克服“一字多义”的负面效应。而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应当考虑某些最常用字的专用。我认为应当以立法的手段规定几十个最常用的汉字的专用地位，上面说的“的”字就应当禁止作为他用。
外来语的翻译用词也应当立个“外来语言文字的翻译法”，别让头一个翻译某个新词汇的翻译者很随意的一个念头成为以后亿万人随大流的根据。现在如果让翻译家翻译Ordo Dominicanorum这个外来名词的话，就不会被翻译成“多明我”，以色列的米拉特和银行（Mizrahi Tefahot Bank）也应当被翻译成“米拉特赫银行”。除了上面所说的“的”字、“我”字以外，其他最常用字，如“打”字、“他”字“和”字等等也都应当被排除在翻译用字之列。这里的例子很多，如地名“山打根”、“斯堪的纳维亚”、“马耳他”、“拉脱维亚”等等，其中的“打”字、“的”字、“他”字、“脱”字应当分别被改成“达”字、“迪”字、“塔”字、“托”字，我感觉这样有利于展示汉字的美感，也能大大地减少阅读障碍，提高交流效率。周恩来总理就做过这方面的有益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非洲国家莫桑比克，60年代以前叫“莫三鼻给”，既难听又难看。改动这个名称是在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莫桑比克首个访华代表团时当场提出来的。
总之，汉字既然是那么多人的交流工具，使用频度又那么高，在基础方面多做一些看似极其“琐碎”的修补工作，也绝对是划得来的，因为汉字我们将会永远使用下去的。
现在，我们国家的日益强盛，汉字的生存和发展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不应当止步于此，仅仅充当祖宗遗产的受益人，我们还应当为汉字的更加完美做些什么，付出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贡献，使得我们的后人能使用上更加完美的汉字。
（附注）赵元任的《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此外还有杨富森的《于瑜与余欲渔遇雨》也很有趣。
于瑜欲渔，遇余于寓。语余：“余欲渔于渝淤，与余渔渝欤？”
余语于瑜：“余欲鬻玉，俞禹欲玉，余欲遇俞于俞寓。”
余与于瑜遇俞禹于俞寓，逾俞隅，欲鬻玉于俞，遇雨，雨逾俞宇。余语于瑜：“余欲渔于渝淤，遇雨俞寓，雨逾俞宇，欲渔欤？鬻玉欤？”
于瑜与余御雨于俞寓，俞鬻玉于余禹，雨愈，余与于瑜踽踽逾俞宇，渔于渝淤。
来源：银行家 作者：高旭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