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译《日瓦戈医生》纯属偶然，因为我从未想过翻译这本小说。我是1958年10月才从《人民日报》转载的苏联作协批判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中知道这本小说的。那时我正在青岛市李村镇劳动锻炼。一天，劳动间歇，我坐在山坡上休息，公社通讯员送来报纸，我一打开就看到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说来惭愧，我这俄语系的毕业生，听过一年苏联专家讲文学史的人，竟不知苏联有个叫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给我们讲课的苏联专家严格按叶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讲授，不敢越雷池一步，讲的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

　　我看了《人民日报》转载的文章，很想读《日瓦戈医生》，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据《参考消息》报道，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了这本书。回北京休假时便给在联合国工作的叔叔写了封信，请他给我寄一本《日瓦戈医生》。这里得说几句题外话。我叔叔上世纪二十年代到法国留学，后来就留在法国。1945年考入联合国翻译处，做中译法和法译中的翻译。由于父亲的关系，1950年他回国看望长兄。那时中国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联合国里没有中国工作人员，叔叔自然受到有关部门的注意。他们请他吃饭，希望他能寄几本科技书来，他们付钱。我叔叔完全不懂政治，觉得寄几本书并非难事，不用付钱。有关部门对我说，书寄给我，我收到后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派人来取。他们已经同邮局打过招呼，寄给我的书不检查。叔叔收到我的信便买了一本密西根大学出版的原文本《日瓦戈医生》夹在科技书里寄来。我第二次回北京休假便收到他寄来的《日瓦戈医生》，取出后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来取科技书。1958年我就有了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

　　我翻了一下，觉得难理解，便放下了。一放就放到“文化大革命”。“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揪出来，红卫兵抄家是迟早的事。其他书抄走就算了，可这本书可能是海内孤本，抄走了太可惜。可怎么隐藏呢？同其他书一起装入麻袋？整麻袋送进造纸厂怎么办？单独藏在别的地方，比如衣橱后面，也不行，搜出来必定引起警惕性高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注意，会追查到底。最后我走了一着险棋：把《日瓦戈医生》插在最显眼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当中，红卫兵胆子再大也不敢动列宁吧。其实我的顾虑完全多余，红卫兵根本不可能知道《日瓦戈医生》。如果找到，我可以说你们看封面，结满苹果的树下的熊熊烈火是革命的烈火，正在焚烧资产阶级腐朽的文化果实。红卫兵确实没动列宁著作，连看都没看。这样《日瓦戈医生》保存下来。

　　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过《滨河街公寓》、《阿列霞》等书后，与编辑交往多了。那时译者和编辑是朋友关系。路过上楼喝杯茶、聊聊天是平常的事。现在有的编辑就不那么好接近。1983年夏天，我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楼喝水。一位编辑正在发表宏论。他用肯定的口气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日瓦戈医生》的原文本，英、德、法的译本都是从西班牙译本转译的。我说有原文本。编辑顶撞我：“你见过？”我有点火了，说道：“不止见过，我还有呢！”话一出口，大家惊讶得不说话了。蒋路先生说：“你真有？”我说：“明天我就拿来给你们看。”过了一天我把《日瓦戈医生》带到编辑部，蒋路先生看了扉页和页数，当场拍板：“由你翻译这本书！”我本来是和编辑打赌，没准备翻译，现在蒋路先生让我翻译，我连忙说：“书太难，我翻译不了。”蒋路先生说：“你可以再找个人嘛！这件事就这样定了。”我想得找个中俄文都好的人，想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秉衡先生。我去找张先生，张先生知道《日瓦戈医生》是本名著，但并不知道它的难度，便欣然同意了。可这时我已经翻了一遍《日瓦戈医生》，知道第一部比第二部还难译，他俄文比我好，就请他译第一部，我译第二部。我们动手翻译了。我才知道诗人写的小说比作家写的难译得多。作家讲故事，诗人老忘不了抒怀。叙事抒怀糅在一起，可害苦了译者。

　　中间因故我们搁笔了，两三个月后，一天出版社领导率领三个编辑来到我家，问我们的进度，说要尽快出版《日瓦戈医生》。我实话实说，我们停译两个多月了。出版社领导倒也没说什么，走到日历前，在一个日期上打了个钩，对我说这天必须交稿。我们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有时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出版社每天下午派年轻的编辑取稿，终于按时译完了这部小说。以我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完成这部名著，翻译质量是可想而知的。出版社知道我们辛苦，特别提高稿费，千字十四元。以后《日瓦戈医生》还一再出版，每出版一次我就增加了一份对读者和作者的愧疚。

　　今年我重新翻译《日瓦戈医生》，疏漏和生硬的地方实在不少。重译比旧译好多少呢？也许好一些，但也不见得好多少，只是愧疚少了一些。好在还有其他译本在，帕斯捷尔纳克先生终究会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

　　补白：蓝英年先生已于五月中旬重新译完《日瓦戈医生》小说部分，书中的诗歌部分由谷羽先生承译。蓝先生说，此次重译时间充裕，第一次翻译时的吃力感减弱。

    来源：北青网 作者：蓝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