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时期的鲁迅
编者按：1918年，鲁迅写成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给中国文学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从那时起，以西方文学的观念，融合中国传统，观照本民族的苦难命运，成为鲁迅不曾放弃的追求。也是从鲁迅开始，文学的目光更多聚焦于中国国民性和理想人性的艰难话题。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本刊特邀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撰文，以志纪念。
《诗经·小雅·鹤鸣》中有一名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后引申为借鉴其他国家、其他领域或其他个人的成功经验。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鲁迅进行创作也有他所借鉴的“他山之石”。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坦言，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狂人日记》，“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但是，他先前究竟看过哪些外国作品，因为缺乏物证，成为了鲁迅研究领域一个未能彻底解开的疑团。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问世之前，习惯于阅读章回小说的中国读者基本上不知现代短篇小说为何物。1909年3月至7月，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用文言文合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域外小说集》分上、下集先后出版。鲁迅曾豪情满怀地宣布：“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文术新宗”，即指文学艺术的新流派、新形式。然而，鲁迅热情的额头上立即被浇上了一盆凉水。当时的读者不仅对外国小说中的人物感到隔膜，而且还不解地摇头道：“怎么刚刚开头，却又刹了尾呢？”所以，《域外小说集》上册只卖出了21本，下册只卖出了20本。
这种情况直到1918年才发生根本改变。这年3月15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发表了《论短篇小说》的讲演，指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讲稿经傅斯年记录整理，胡适审定，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号。于是，读者这才了解到现代短篇小说往往是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并不追求情节的完整性和传奇性；而“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不过，胡适在论及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史时，却把《桃花源记》一类散文和《石壕吏》一类诗歌都划入短篇小说范畴，不免造成了文体概念的混乱。同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讲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连载于5月20日至6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以及《新青年》第5卷第1号。讲演从一千多年前日本平安时代小说的萌芽讲起，重点介绍了近三十年来日本小说变迁的概观，并总结了日本小说之所以发达的一条重要经验，即善于“创造的模拟”：“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
首先将周作人提供的这条经验付诸创作实践的无疑是鲁迅。同年5月15日，鲁迅的《狂人日记》跟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同时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白话小说由此诞生。虽然早在1917年6月，女作家陈衡哲就在《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4期发表过一篇《一日》，使用的也是白话文，但手法传统，内容琐屑，连作者本人也认为这“只能算是一种白描，不能算为小说”，更没有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鲁迅承认，1834年俄国作家果戈理就创作了《狂人日记》，这篇作品在日记体裁和心理刻画等方面对他的同名小说有所启示，这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模拟”。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狂人日记》“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因为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只是描写一个九品文官普里希钦的变态心理。他暗恋司长女儿而不得，精神颠狂，幻觉中出现了狗的书信，以及自己成为了西班牙国王，结果被关进疯人院，受到拷打，向妈妈发出求助的哀号：“妈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把泪珠儿滴在他有病的头上吧。”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暴露了中国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文末的“救救孩子”并非个人的呼救之声，而是呼唤中国民众挣脱封建桎梏和精神枷锁，从而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创造”和超越。
那么，鲁迅究竟何时通过何种途径读到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呢？这本来可能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大约在1992年，我主持了一个“鲁迅藏书研究”的集体科研项目，被批准为“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当时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姚锡佩等同志在研究过程中，从鲁博的文物典藏部门发现了鲁迅留日时期的一个剪报合订本——《小说译丛》。从中得知，鲁迅是从1907年日本出版的《趣味》杂志第2卷第3号至第5号读到这篇小说的。日译者二叶亭四迷（1864—1909），小说家、翻译家，原名长谷川辰之助。二叶亭四迷是他的笔名，意为“你给我死掉算了”（又译为“该死的，见鬼去吧”），含有自嘲和对社会的不满。笔名亦有“二叶亭主人”、“冷冷亭主人”等。他曾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专攻俄语，深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影响，在日本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以他率先翻译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绝非偶然。二叶亭四迷对俄国作家迦尔洵的译介也为鲁迅所欣赏。除了翻译之外，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也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言文一致的新文体，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特别是对“文明”背后隐藏着的丑恶现象和不合理制度的暴露。
除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之外，在鲁迅的这本剪报《小说译丛》中还有其他九篇日译小说，篇目为：
普希金： 《彼得大帝的黑人》，昇曙梦译，载《新小说》第十二年第二卷，1907年2月发行。
果戈理： 《昔人》，二叶亭四迷译，载《早稻田文学》五月之卷，1906年5月发行。
《外套》，西本翠阴译，载《文艺俱乐部》第十五卷八号，1909年6月发行。
莱蒙托夫： 《宿命论者》，栗林枯村译，载《新古文林》第一卷第十号，1905年12月发行。
《东方物语》，嵯峨之家主人译，载《文艺俱乐部》第十一卷十三号，1905年10月发行。
屠格涅夫：《妖妇传》，嵯峨之山人译，载《新小说》第二卷，1903年3月发行。
《水车小屋》，嵯峨之山人译，载《新小说》第九卷，1903年9月发行。
《草场》，昇曙梦译，载《新小说》第十卷，1904年10月发行。
《森林》，长光迂人译，载《新古文林》第一卷第七号，1905年10月发行。
不过，仅根据上述日文译本我们还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俄文原作，而不阅读原作就不可能真正进入研究，准确判定这些作品对鲁迅日后创作的具体影响。在以上十篇日译作品中，中国读者只对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和《外套》比较熟悉，而对其他日文译名则感到陌生。这并非完全由于知识的匮乏，而主要因为日本明治时代的翻译虽然取材广泛，兼收并蓄，但追求速度，不拘小节；不但常采用旧形式，而且常对原作进行意译、编译和改写，因而被讥为“豪杰译作”。比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日本译者井上勤就不但将书名简化成了《月界旅行》，并将作者说成是“美国查理士·培伦”。同一法国作家的科幻小说《地底旅行》，也被日文译者三木爱华和高须墨甫改译成了章回体，并将原作者误为“英国威男”。正是基于这种状况，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莱蒙托夫什么时候写过《东方物语》，也不知道屠格涅夫的《妖妇传》究竟是一部什么作品，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自然会降低《小说译丛》这本剪报的研究价值；而想彻底搞清这些问题，则必须请教既精通俄文又精通日文的学者，还需要参考完备的相关日文、俄文资料。这又谈何容易！
最终帮助我们搞清这一问题的是东北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孟庆枢。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访学，翻译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巨著《怎么办》，俄文水平可想而知；又曾多次到日本访学，对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有精深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钻研精神和“为他人作嫁”的无私奉献精神。这样，经过绵延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我们才搞清了鲁迅剪报《小说译丛》所收小说的通译名称：普希金：《彼得大帝的黑人教子》；果戈理：《狂人日记》、《旧式地主》、《外套》；莱蒙托夫：《宿命论者》（《当代英雄》中的一章）、《歌手阿希克·凯里布》；屠格涅夫：《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白净草原》、《波列西耶之行》。
根据通译篇名重读《小说译丛》所收十篇俄国小说，我们发现有些日文译者比较严谨，如二叶亭四迷。还有昇曙梦（1878—1958）——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了解，就是通过他的《露西亚文学研究》一书；鲁迅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也是根据他的日文译本。而另一些译者的译文，则有点类似于前文提到的“豪杰译作”。比如“嵯峨之山人”把屠格涅夫的《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翻译为《水车小屋》就有悖作者原意。在日文中，“水车屋”指的仅仅是“磨坊”，而屠格涅夫的这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猎人叶尔莫莱和磨坊主老婆阿林娜的故事。同一译者翻译屠格涅夫的《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也是擅改题目。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25岁的军官，在黑海19中队监督海军建筑工程，身上常带着一笔数目相当大的公款，因此陷入了一个犯罪团伙的圏套，不仅折了财，而且险些丧了命。因为作品中主人公把那位勾引他的17岁的小姑娘科里布利称为“小妖精”，日文译者于是就将小说篇名改为《妖妇传》，殊不知这样一改，原作中的次要人物就取代了主要人物的位置。最不可解的，是日文译者将这篇小说主人公库兹马·瓦西里耶维奇·叶尔古诺夫改名为“久山加太郎”，将海军中尉译成了“大尉”，这就不仅是擅改，而且可以说是误译了。同一译者还将《歌手阿希克·凯里布》改译为《东方物语》，也曾让我们坠入五里雾中。因为这本是一个土耳其童话，后流传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一带，莱蒙托夫1837年流放到高加索时整理而成。“东方物语”这个篇名一般人都会理解为“东方的传奇小说”，其涵盖范围太过宽泛，读者难以联想起阿希克·凯里布这位歌手。另一位日文译者长光迂人将屠格涅夫的小说《波列西耶之行》译为《森林》也曾使我十分费解。“波列西耶”本是一个使屠格涅夫十分感兴趣的狭长地带，因为在俄语中含有“森林连绵的低地”之意，故日文译者将这个地名直接译为“森林”，这也不尽符合作者的原意。这类“豪杰译作”曾经一度对鲁迅产生不良影响。1903年鲁迅在翻译科学幻想小说《地底旅行》时，就以文言章回体将原有17章改为12回；但很快他就吸收了中国六朝和唐代翻译佛经的经验，在“信、达、雅”这译文三要素中强调以“信”为主。1908年鲁迅翻译俄国安特莱夫的小说《谩》和《默》时，就切实做到了“字字忠实，丝毫不苟”，完全改变了他此前的译文风格。
对于这本剪报中涉及的四位俄国作家，鲁迅都进行过评价。早在1907年，鲁迅在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指出，在19世纪初叶，俄罗斯的文学开始革新，重要的作家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鲁迅十分爱读果戈理的作品。他多次赞美这位俄罗斯写实派开山祖师的文才，尤其欣赏果戈理直面社会人生黑暗的精神，悲喜交融、千锤百炼的讽刺艺术，以及能从平常人、平常事中揭示出几乎无事的悲剧的卓越手法。鲁迅感到果戈理作品中的官吏、绅士、医生、闲人，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可以遇见类似的人物。对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鲁迅既有赞美也有批评。他指出俄国自有普希金以来文学才获得了独立的位置，但普希金的《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金诺纪念日》两诗却为沙皇的侵略战争辩护，这种“爱国”只不过是一种“兽爱”。鲁迅认为莱蒙托夫的作品想象丰富，充满反抗精神，但内容也有颓废的一面。
在这本剪报集中，数量最多的是屠格涅夫的作品。鲁迅在日后的创作生涯中，还购置了包括这位作家全集在内的多文种译本。留日时期，鲁迅和周作人不仅准备翻译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犹太人》、《莓泉》，而且特别重视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巴札洛夫有锐气，肯战斗，憎恶伪善，反叛传统，向往意志自由，这些气质都跟鲁迅青年时期的精神追求相一致。鲁迅十分欣赏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白净草原》（日本译名为《草场》）的写作技巧。在鲁迅《社戏》中阿发、双喜等偷吃罗汉豆的少年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白净草原上费佳等五个煮食马铃薯的孩子的身影。我们看到绍兴水乡的月色、灯火，闻到豆麦和水草散发的清香时，也会想起白净草原上的篝火、星光，闻到被晨曦染红的灌木丛的清香。鲁迅和周作人还想将这篇小说译为中文，后因《域外小说集》滞销而搁浅。
鲁迅留日时期接触的外国小说当然绝不止于以上10篇。仅这本剪报涉及的5种日本文学杂志，就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小说。1903年至1909年，在日本春阳堂发行的《新小说》月刊上，刊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梅特林克、莫里哀、显克维支、高尔基、霍普特曼、安特莱夫、迦尔洵、王尔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在1906年至1909年日本彩云阁发行的《趣味》月刊上，刊登了莫泊桑等人的作品。1906年至1909年早稻文学社发行的《早稻田文学》月刊上，刊登了爱伦·坡等人的作品。在1905年至1907年近事画报社发行的《新古文林》月刊上，发表了赫尔岑、雨果、莫泊桑、狄更斯、霍桑、梅特林克、邓南遮等人的作品。在1903年1909年日本博文馆发行的《文艺俱乐部》月刊上，刊登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柯南道尔等人的作品。从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杂志来看，日本当时输入的文学作品内容虽然广泛，但其关注的中心是俄罗斯文学，这跟鲁迅当年进行翻译活动的取向是十分接近的。
作为鲁迅早期接受外国短篇小说影响的物证，除了前文介绍的《小说译丛》之外，还有鲁迅跟周作人共同翻译并公开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这部多国多人的小说合集中，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12篇小说，鲁迅翻译的3篇小说——安特莱夫的小说《谩》（通译为《谎言》）和《默》（通译为《沉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通译为《四天》）。鲁迅当时认为，在中国人的人生中，最缺乏的是“诚”与“爱”。所谓“诚”，即活得真实，言与行、表与里、灵与肉和谐一致。所谓“爱”，主要表现为反对强权者对弱势者的摧残、上等人对受苦人的凉薄。迦尔洵的《四日》通过俄土战争中一位俄国伤兵的自述昭显战争的残酷，呼唤相互救助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安特莱夫的《谩》和《默》则揭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欺诈，期盼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拆除使心灵产生隔膜的精神障壁。翻译这三篇域外小说，正是鲁迅用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初步尝试和具体实践。据周作人回忆，鲁迅青年时期最喜欢的俄国作家是安特莱夫；鲁迅本人也对友人冯雪峰说，在俄国作家中，安特莱夫对他的影响越过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鲁迅承认，《药》的结尾部分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其二）》，跟安特莱夫的《齿痛》也构思相近。至于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更是鲁迅跟安特莱夫共同采用的创作手法。《域外小说集》中还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王尔德、爱伦·坡、莫泊桑、安徒生、契诃夫、梭罗古勃、显克维支等人的作品，这些都是他跟鲁迅共同商定之后才着手翻译的，译文又经过鲁迅的加工润饰，所以理所当然地也可视为鲁迅早期接触的外国小说。
最后，想简略介绍一下这个剪报册的发现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很多珍贵文物遭到了毁损和浩劫。1966年9月14日，钱玄同先生的长子钱秉雄给鲁迅博物馆打来电话，说钱玄同遗物中有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时代人的信函手稿，如果需要请赶快搬走。鲁迅博物馆十多名工作人员闻讯，即刻赶到了存放这批资料的“岳家老铺”。这家老铺位于前门大栅栏，有一座四合院格局的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存有钱玄同的大量遗物。鲁博的工作人员先后三次，从中搬出了十几个书箱。正是在这批资料中，发现了鲁迅致钱玄同的书信，钱玄同本人的日记，还有鲁迅留日时期的两个日式装订的剪报册。除开本文介绍的《小说译丛》之外，还有另一个剪报册，保存了鲁迅本人的文言论文和译作，以及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黄侃、汤增璧等12位作者的诗文共60篇，大多刊登在《河南》《浙江潮》《民报》《天义报》等报刊。这两个剪报册都有鲁迅手书的目录，可以确认是鲁迅寄放在钱玄同处的遗物。它们逃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保存至今，成为了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由鲁迅留日时期的一本剪报册，连带介绍了一些鲁迅当年接触外国文学的情况，浮光掠影，浅尝辄止，难免贻笑于大方之家。但从接触这本剪报到赶写这篇文章，其间却经历了将近二十年！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漱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