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当下的翻译，满意度不是很高。譬如许多文史哲著作的翻译，坊间一般还是更认可民国知识分子乃至改造后的民国知识分子的译作。当然，这并不能说明翻译水平就真的不如民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知识人的写作与研究放下了，但翻译这一块，却得以有限度地保存，甚至是“文革”期间，翻译这一块，也没有被彻底打倒。注重翻译，符合推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兵家遗训的领袖精神。一些读书种子及知识人，学有所长，歪打正着，得以在“翻译”中“偷生”。粗略判断，翻译水准的大幅下降，应该是90年代以后。当政治转向，“西方”的面目变得不再可亲，中方与西方的短暂甜蜜，在80年代末戛然休止。90年代后，中方与西方的浓情蜜意更多地转向民间。

　　翻译水准下降，固然有其功利性因素在内，但不可否认的是，翻译的受众发生了变化。比之民国，现在恐怕有更多的读书人散居于世界各地、以华语为母语的读书人，可以直接阅读外文原著，无需翻译。最挑剔的受众舍却了译作，几近于原始状态下的商业手法自然趁虚而入，粗制滥造，力求多快好省地制造文化乌有乡，于是有鱼龙混杂的翻译现状。但是，一个人的语言总是有限的，精通十几国语言的天才，每个时代大概数不出十人。有人能读英文原著，但未必能读法文原著。更多的受众，需要译作。善造“圆形方孔”建筑物的时代，亦有不为所动的人文理想主义者。

　　2012年9月的《文景》，收入王滨滨、张佩芬等人的文章，介绍德裔瑞士籍作家黑塞的作品及翻译情况。据张滨滨《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黑塞》一文，早在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德国文学史大纲》(张傅普)就介绍了赫什(即黑塞)的《彼得卡门青》等。随之，《现代文学评论》、《小说月报》介绍黑塞。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黑塞的中篇小说集《青春是美好的》。40年代，《文艺春秋》、《青年界》、《文艺复兴》等杂志再度推出黑塞的作品。50年代，冯至、钱春绮的译介，证明黑塞研究并没有完全中断。80年代对黑塞的重新“发现”，得益于现代知识人对黑塞的译介。

　　《世界文学》(双月刊)一向致力于外国文学的译介，挑选眼光独到。2012年9月，《世界文学》收入法国格里凡、雷泰、卡恩作等人的理论文选，译者李国辉在文章里提到现代学人对法国自由诗及理论的译介，胡适、周作人、梅光迪、吴宓、刘延陵、君彦等人对自由诗及其理论有所提及。这些学人对法国自由诗及其理论的推介虽粗疏，但也能提供不少有价值的文本线索。

　　前人有卓识，后人也未必全不花功夫。且不论翻译水准如何，后人，或者说今人，对翻译的热情是有增无减。期刊杂志对外国文学，不可谓不重视。除了《世界文学》、《译林》等杂志，像《作家》等杂志，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也颇看重。《西部》(2012年9月)之“意大利小辑”，收入马拉帕尔泰等作家的文章。卡尔维诺的《对一场战斗的回忆》，讲述“记忆”对“忘记”的迷恋、“忘记”对“叙事”的忠诚。马拉帕尔泰的《一份手稿的历史》，表达出对欧洲的忧虑，“只有通过自由和对文化的尊重，才能将欧洲从这种可怕的岁月中拯救出来”。后崛起的《天南》，非常注重文学的中外交流。《天南》的新锐，既体现在它对本土不按常规出牌的写作者的看重，也体现于它对外国文学中离经叛道者的译介，它的“语境”，是真正“世界”的。第九期《天南》收入何袜皮《闺房哲学》的英译文。“闺房哲学”之名称，无疑来自萨德侯爵的《闺房哲学》，当然，萨德侯爵也许目前不太适合翻译成中文，他的“施虐症”，过于惊世骇俗。极端的体验，冒犯道德，但往往能催生出文学的变革。不按常规出牌的写作者，带给读者不少惊喜。

　　杂志重视，出版跟进，翻译未必绝对无望。仍有不少执着的理想主义者，秉承现代知识传统，为人文增添内涵。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