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莫言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了许多人热议的话题。人们在兴奋之余，也在探寻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的原因。除肯定莫言作品中鲜明的本土化、富含魔幻现实主义的人文情怀、以及《红高粱》电影的传播效应等以外，都强调了充分贴切的翻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莫言正是得益于其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20部长篇小说中，有18部已有外文译本，特别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等3部重要作品，都有了瑞典文译本。应该说，这些翻译成果，在帮助莫言走向诺贝尔文学奖殿堂中，功不可没。

    在跨文化时代，语言翻译在不同文化的沟通中，越来越显得重要。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籍评委马悦然早就指出，缺乏好的外文译本，是中国文学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视野的很大障碍。不仅中国作品在国际得奖，就是中国图书走向国际市场，对外翻译的严重滞后，都成为加速走出去的共同瓶颈。据统计，我国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人员约6万人，不同程度涉及翻译工作的有数十万人，但基本胜任中译外的一成都不到。不少签订了对外输出版权合同的图书，如曾获“老舍文学奖”的小说《受活》，皆因找不到合适译者，至今难以履约。

    尤其是光指望中国的译者把中国作品译成外文，其局限性很大，因为译者运用母语进行翻译，才最有优势。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中译外许多情节，涉及中国传统的习俗、典故、俗语、双关语等，单纯的文字转换，很难充分达意，需要译者用西方人的语言习惯和接受方式，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而这一点，正是中国译者的弱项。中华书局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英文版），就因为有外国译者，对原文的英文表达做了再加工，所以获得较好效果。莫言作品的外文译本，也都是由葛浩文、陈安娜等多位外国汉学家和外国译者承担翻译的。所以，要想走出去质优量多，无疑要首选运用母语翻译的外国译者。

    其实最理想的对外翻译，我认为，要提倡杨宪益和戴乃迭模式。文学翻译中常见的毛病是，外国译者不熟悉中国文化的深奥，外文虽通却理解不当；中国译者又因外文不到位，译法生硬，词不达意。“杨戴模式”正好实现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来源：上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