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手中接过了获奖证书，45年来的写作，终于得到了回报。受《周末画报》之托，勒·克莱齐奥作品的中文版译作者、知名学者许钧在11月的巴黎采访了这位法国当代文学之星。在谈及小说的艺术时，勒·克莱齐奥认为在现今的消费社会里，人与人的信任发生了危机，小说实际上影射着这一形式的战争。
自勒·克莱齐奥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们通过电邮，通了多封信。生怕打搅他，信每次都写得短短的，我可以想象，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要忙着跟媒体打交道，跟书商打交道，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可我没有想到，他还是像过去一样，离开了热闹的巴黎，离开了媒体。他写信告诉我，他去了加拿大，又去了英国的一个小地方，那里连互联网都几乎不通。后来他又去了毛里求斯，去接受当地设立的一个文学奖。那个奖是10年前设立的，两年一次，他已经是第二次获奖了。
许=许钧 勒=勒·克莱齐奥
许：20多年前，自从翻译了你的《沙漠》一书后，对你的创作我一直很关注。3年前，我给瑞典文学院写信推荐时，表达的是我的一种愿望，一种希望，也是出于我对你创作的喜爱和信念。坦率地说，这次获奖出乎你的预料吗?
勒：真的非常感谢你在中国为我做的一切。这次获奖，还是出乎我的意料。这几年，文学界一直在议论某某有获奖的可能，虽然我也在其中，但从可能到现实的机会还是很小的。那天我在巴黎家中，电话响了，我夫人接的，对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通知我获奖了。真是个好消息，我很惊喜。
许：我在与你的通信中，已经和你介绍过，你的作品当中先后有7部被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选中并翻译，具体有《沙漠的女儿》 、《诉讼笔录》、《少年心事—梦多与其他的故事》、《战争》、《流浪的星星》、《金鱼》和《乌拉尼亚》。对这一选择你怎么看?
勒：这一选择很好，应该说与我写作发展的情况是相当一致的。当然，在时间顺序上，稍有不同。应该是《诉讼笔录》先翻译出来的。关于作品的主要内容，中国翻译家所选择的这些作品比较看重的是我在写作上所追求的社会性介入。比如说《诉讼笔录》一书，是我年轻时写的。写这样一部书，与当时法国的政治与社会状况有关，也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当时法国正经历阿尔及利亚战争。作为一个青年，随时都有可能被征召入伍。我对自己的前途，对社会的前途，感到迷茫，从心理上说，也有些害怕和不安。在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种政治介入和社会介入。我写的《沙漠》也一样，表明了我对殖民主义的立场，我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至于去年在中国出版的《乌拉尼亚》，这是我对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的思考。书中对坎波斯的描写，有理想主义的层面，也有现实的层面，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还是给人希望的。
许：最近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法国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他们对你的创作都比较肯定，意见也相当一致，他们认为你的创作可以明显区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63年到1970年代末，第二个时期是从1980年代初至今。前期的作品在创作上可以说与法国当时的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情况紧密相连的，是与法兰西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的。第二个阶段似乎越来越脱离法兰西语境，出现了世界主义的明显特征，表现出了对他者、有可能消失的文明的关注。像《寻金者》、《奥尼查》、《乌拉尼亚》等。对于这一分界，你有明确的意识与追求吗?
勒：我看，这还是一种表面的理解。由于我个人的出身和经历，以及接受教育的情况，我一直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世界是法兰西，我出生在法国，中小学和大学教育都是在法国完成的。另一个世界与我父亲有关，他一直是英国籍，他生活在非洲，可以说是第三世界。我最早有两个国籍，法国籍和英国籍，后来毛里求斯独立后，英国籍变成了毛里求斯籍。我一直在这两个世界中游走。我对处于辉煌地位的法兰西文化的认同也一直有些困难。关于创作，正是因为我个人的这些经历，有时会着重于法兰西世界，有时会关注另一个世界，也就是处于主流文明之外的那个世界。我想那是正常的。
许：在你的创作经历中，你始终在探索，试图通过小说的艺术去揭示人的存在中难以意识的东西，进而加以质疑。我的这种看法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勒：谈到小说的艺术，确实这太复杂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文学界的焦点在于探索或创造小说的新的可能性。那个时期，大家都在探讨小说的艺术，但我看到了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倾向。走上了形式主义的极端，就会导致对形式的过分追求，内容反而不那么重要了。现在，在法国，对小说的艺术的探索不太一样了，也比较自由了。没有谁会规定小说应该怎么写。小说本身也比较自由了。
许：关于你的近作，也就是刚刚出版的那本《饥饿的前奏》，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前的那个时期，人们感觉到了危险的迫近，但谁也无法阻止。这是《寻金者》和《奥尼查》等书的继续吗?
勒：这几部书之间，有着相似性。我写这部书，是因为我的母亲。我母亲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当然比小说的主人公大几岁。我觉得当时的战争就像是人发烧，温度不断升高，谁也阻止不了。在那段历史中，法西斯主义不断升温，极右势力不断升温。不仅在德国，在西班牙，在意大利都有，那是非常恐怖的。我母亲去过西班牙，去过意大利，感觉到战争不可避免。在街上走，警察让你走左行道，你绝对不可以走右行道。她看到这种状态，看到了独裁的制度，认为就是这种独裁最终会导致战争。我查阅了当时的一些资料和文献，想尽量弄清楚为什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许：今天这个时代有了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现代社会过度物质化，过度的消费主义，人的信任发生了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像这次金融危机。你的这部小说是否也是影射这一形式的战争?
勒：是的。人与人之间不信任，难以交流，是消费社会难以避免的一些结果，还有对金钱的贪婪，有危机存在。这些情况，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洲有相似的地方。我在书中也谈了我家族的历史，我们家就是在那个时候破产的。当然，战争也不是绝境，人类总有绝处逢生的希望。在我们社会目前所处的环境中，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乐观的解决方法的。
许：最后我想提一个问题，这与你的创作无关。你是否读过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呢?
勒：我读过，比如《四世同堂》。我很喜欢老舍的作品。他的作品的法文本，我几乎都读过，有的英译本我也读过。他有一些中短篇，对自然因素的描写，我觉得很有意思。对老北京的描写，也让我喜欢。虽然现在的北京跟过去的北京不太一样了。他写作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也有像超自然的神秘的因素等，比如《正红旗下》，比如《月牙儿》等。许多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社会，实际上不完全是。对于中国的古典作品在法国的传播，艾田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他有些极端，但他主持的《认识东方》丛书，组织翻译了中国的四大名著，有的我读过。不过我对中国当代作品了解很少。我承认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知道得不多。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