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去世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内容齐备、装帧精美的纪念文集，书名《千思一泪》十分典雅。这样的速度，在出版界恐怕是罕有的。特别是作为封底的钱钟书、杨绛两位先生并肩缓行的背影照片，和书中插页的另一幅钱钟书一个人的半身正面照片，给我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至今仍然印象深刻，经常浮现于眼前，联想不已。那幅两个人的背影照片，如是不认识的人，是不会辨认出是何人的。但凡认识钱钟书和杨绛夫妻的人，从那背影的轮廓，身姿步履，一眼就能辨认出是谁，似乎还能听到他们边走边谈的声音。
当年我到文学所，第一次与他们夫妇不期相遇，就是这样的一次晚饭之前的散步途中。当时文学所还归属北大，在西郊中关村。那时的郊区是一片广阔空旷的田野，只有一条由城内通往颐和园的公共汽车大道。当时我家住城内，每天早晚都是乘这条路上的公共汽车来回。初遇上他们俩时，我迎上前去，主动作自我介绍，然后说出对钱先生大名的久闻，对其本人的久仰。他却有些狼狈地用他家乡无锡话连连说：“奴奴”（而不是用日常工作和与夫人、女儿交谈时夹杂的no，no）。杨先生马上仰着笑脸，前来助他解困，并催我赶快去公共汽车站候车。然后他们也就开始了黄昏时的散步。这几乎成了当年中关村黄昏一景。
晚霞已经暗淡，天空依然晴朗，把他们边走边谈的背影轮廓、身姿都映衬得十分清晰。空旷的田野上，公共汽车的大道上空无一人，即使这样，他们也不走在大道中间，而是贴着路边。可以想象乃至听到他们的谈话，那不过是互相交换着一天工作的心得，趣事轶闻，断断续续的闲言碎语，用来消解一天的紧张劳累；同时蓄养夜间继续工作的精力。不知是哪位有心人，将此摄入镜头。这比那些正面像给人以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更加耐人寻味的蕴涵。
另一幅照片则是钱钟书先生个人的半身照片，这是应摄影者的要求，摆出来的姿势。他正伏案笔耕，却不像经常在报刊上看到的学者那样悠闲典雅，更不像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见到的，总是含笑流眄，幽默潇洒。而是左手按卷，右手执笔，那笔却像沉重的铁钎，作艰巨的开掘，脸上泛着带有汗水的反光，双唇微启，竭思尽虑，似笑非笑，一脸艰难劳作的苦相。这种神态使我想到钱先生常说的那句名言：“既然已经吃到了鸡蛋，又何必要识那下蛋的母鸡？”这句话意味深长，其实内涵心酸。都知道，产蛋要经过很长时间，产蛋后咯咯嗒嗒的鸣叫，在捡者听来是欢乐报喜，其实是完成一次生命的延续，经过长时间艰难过程后产痛的释放。养过鸡，捡过蛋的人都知道，新产的蛋壳上，常带有血丝……
杨绛先生1935年与钱钟书先生在苏州结婚。钱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教育部第三届庚款公费留学生，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杨绛先生自费留学，同船赴英。她第一学年并未入学，而是在旅馆自修，系统阅读、研究了西欧近代小说的流变，作寻根溯源的探索。回国后，她于1958年10月翻译出版了法国作家勒萨日47万字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此书收入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该丛书编辑委员会有规定，译本前都必须有一篇高水平的研究性的译本序言，如果译者不能，则另请专家撰写。杨绛先生的“译本序”是一篇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对于作者和作品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吉尔·布拉斯》是法国十八世纪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该书分四部出版，前后相隔二十年，“正是法王路易十四去世，路易十五即位的那一年”， “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真相，就极生动地反映在《吉尔·布拉斯》这部书里。”“作者在作者声明里说，这书只求描写人生，贴合真相。”“他写的不仅是法国社会，是一切社会。我们可以修正一点，他写的是一切制度相似的社会。”“《吉尔·布拉斯》是一部风行的小说，当时深得读者的喜爱，后来小说家受它影响也很多……拜伦、狄更斯、萨克雷等有名作家都熟读这部小说。这些事实证明它不仅是法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著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译本序”长达一万字，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该书作者的身世经历、作品的主题风格影响。对于作品中一般读者罕知之处都一一作了详细的注释和评点。关于一般读者生疏的作者，在译本序言中，也作了必要的介绍。而关于该书是否勒萨日的创作，曾有争议，“竟成了文坛上一个争论之点”，“所谓吉尔·布拉斯问题”，虽然已断定不成问题，但都是约略提及，她却细加考订予以证实。这篇“译者序”实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探源，译本是其范例。
杨先生已近晚年时，开始了《堂吉哥德》的翻译。《堂吉哥德》早有译本，而且广为流传，那是通过其他外文转译的，她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可以说是原汁原味。为此，她晚年还自学了西班牙语。这又是另一重要文学的探源和范本。翻译界公认，这是至今最好的译本。但是关于这部巨制的作者“一辈子只是个伤残的军士、潦倒的文人。后世对他的生平缺乏确切的资料”。“曾几度入狱，据说《堂吉哥德》的第一部就是在塞维利亚的监狱里动笔的。”死后葬在修道院的墓园里，但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墓址。杨先生则沿着作者历史年代对其身世及其亲属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重大历史事件，都作了详细的考查，在“译者序”中作了简明扼要的清晰介绍，使我们对这位巨制的作者的身世为人有了一个明确而生动的印象。
《堂吉哥德》原文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有经作者本人修改的不同版本，对作者本人的修改，她都作了核对、比较，“细细斟酌”，选其中之优，即她翻译的版本。并且在译文注释中指出作者本人前后所写的不同之处，加以比较说明。
译文的注释更是非同一般。除了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典故，对当时的民俗、民谣以及与本书有关的其他流行作者、作品，也都作了注释、介绍，使中国读者对这部巨制的丰富内容有了直观的了解。这是其他译文所没有的。
西班牙政府为此授予杨先生该国家最高级别的奖赏，并一再邀请她到西班牙访问，也为中国赢得了声誉。
杨绛先生同时还有关于小说创作方面的研究专著，《春泥集》即是。这“春泥”的书名，有些灵巧，似乎是散文随笔的书名，其实是一本缜密严谨的学术研究的结集。不过，因为作者本人就是著名的作家，是长篇小说《洗澡》、《干校六记》等著名作品的作者，在她的关于艺术创作的研究论文中，还包含了她本人的创作体会，格外细密真切。她对创作概念的结论是：“创作就是克服困难。”这与钱先生关于创作的鸡与蛋的比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这使我想到周敦颐的《爱莲说》，全文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一共只有144个字，不是因为它短而流传至今，而是生动精炼的文字，形象地概括揭示了一种人生应有的精神境界，提升了人类自我完善的自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之君子也”。用这来概括钱先生与杨先生的人品是适宜的。钱先生的窍天锥地的《管锥篇》，杨先生的探本溯源的译著，应该称之为奇峰对峙，他们结为伉俪，相伴终生，始终如一，是稀世罕有的并蒂莲。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朱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