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与杨绛，两位老先生，一位一百零六，另一位一百零一，他们仍思路敏捷，笔耕不辍，成了一个文化的传奇。对比阅读周有光与杨绛两位老先生，必定会读出很多有趣的意味。

　　周有光先生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四朝元老”，今天依然硬硬朗朗。作为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周先生先后担任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从1955年起，周先生便被委以文字改革的重任。由他主抓并最终制订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被世界所公认，人们尊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周先生的“拼音方案”造福世人，惠泽数代。他站在思想的前沿，以全新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解读和诠释，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高远清新的窗户。

　　杨绛先生早先求学于振华女校，而后就读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并随钱钟书先生留学英伦。杨先生的低调，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透露着她近乎执拗的文化品性，更是包含了她对钱钟书的深情。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杨绛先生的人生已经到了一种“纯净”的境界，正如她的文字，看似平凡、不动声色的表达，充满了思想的韵味。

　　不过，现如今人们提起杨绛先生，总要提起她是钱钟书夫人，因为钱钟书的名气要大一些，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杨绛不仅是才女，更是贤妻。钱钟书婶婶对杨绛的评价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在当今世界，百岁以后还在思考不倦、笔耕不止的文化人，恐怕难得一见。周有光先生的《朝闻道集》，讨论的问题诸如民主与专制、科学与信仰、历史与真相、理想与现实、金融危机与全球化。周先生心平气和地谈出自己的理性思考，他无意强加于人，读后却让人心悦诚服。杨绛先生的《洗澡》、《干校六记》，还有翻译经典《堂吉诃德》，每一部书都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与其他的作家不一样，阅读杨先生的作品，能比较容易了解她，她写的不是别人，更多的是“自身的经历与体验”。但在其中，我们又能读到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与她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虽然平时走动要很小心，耳朵也离不开助听器了，但周有光先生思维依然敏捷，且笔耕不辍。新近出版的《静思录》，是周有光先生在一百岁之后出的第十本书，从中不仅让人领略到周先生的静思，而且还引导我们进行人生的探索。杨绛先生至今仍埋头长篇小说写作。在把钱钟书先生数量惊人的手稿整理出来交付出版后，写了散文集《我们仨》，记录和回忆与钱先生及女儿钱瑗一起生活时的情形。那本书写得沉蕴含蓄，异常精彩。四年后，她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做了一次终极思考。老人家虽年事已高，仍神清气朗，思路清晰。

　　周有光与杨绛两位先生，简直就是活着的奇迹。他们兼有俯瞰全球的文化视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背景，语言大师的精通文字，历史老人的清明睿智，现代公民的社会关怀，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最使人心生感慨的，其实不是两位先生在这个年龄还能阅读和写作，而是他们在今天仍在不停思考，这对我们这些晚辈来讲，不能不有所启迪。

    来源：汕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