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本土的，世界的

    2012年10月11日，用著名文艺批评家李敬泽的话说：“今天不论你的文学观点如何，都会是欢乐的时刻。”就在当天的北京时间19时，瑞典文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

　　中国作协一位负责人表示，莫言获奖表明百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发生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也正在非常有力地展开。然而，为什么在诸多中国作家中，是莫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此，本刊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编辑陈艳撰文回答这一问题。

　　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坛乃至普通民众中，都有一种强烈的“诺贝尔情结”，以至新世纪之初，国内某知名出版社甚至策划出版了一套“走向诺贝尔”丛书。这套丛书囊括了当代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洋洋大观，其中就有《莫言卷》。以往每年的10月，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之时，国内媒体和民众总要失魂落魄一阵。从某种意义上讲，莫言的获奖，可以说是“久旱逢甘露”，既圆了国人的诺贝尔之梦，也解开了所谓的“诺贝尔情结”。

　　早在宣布获奖结果前半个多月，莫言已经被传成今年诺奖头号热门候选人，紧随其后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预测莫言得奖的人很多，但也有作家同行和业内人士预测，莫言得不了奖，他们认为莫言的文学达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但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成绩的贬抑，长期的“求而不得”、“舍而不能”让很多人在心理上不自觉“神化”了诺贝尔文学奖。

　　就文学价值而言，莫言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为出色的作家之一，获奖乃实至名归。从1981年在地方文学刊物《莲池》上发表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棵常青树。1985年春，莫言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在中国文坛引发关注。

　　是年，“寻根文学”正热火朝天，《透明的红萝卜》被誉为这一潮流的代表作。1986年，《红高粱》的发表引起了轰动，两年后，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不光给导演张艺谋等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也提高了莫言在海内外的知名度。此后，《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的相继出版，奠定了莫言在文坛的重要地位，莫言笔下的文学版图也逐渐成型。1986年，莫言曾说过四句话：“树立一个属于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二十余年过去了，针对这四点，莫言公开表示自己基本上是做到了。他以“高密东北乡”为阵地，从“我爷爷”、“我奶奶”到“我母亲”，再到“我”，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谱系，以及五光十色的乡土景象，想象恣肆，笔力雄厚。

　　莫言的获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早在2006年，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就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预言：“以莫言强劲的创作能力以及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他将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实力的候选人。”据说，大江健三郎也是莫言此次获奖的推荐人。他与莫言是相知多年的朋友，两人的交往是中日文坛的一段佳话。2002年春节，大江健三郎曾与莫言回高密过年，并拜访了莫言的姑姑，莫言的姑姑后来成为莫言的小说《蛙》主人公的原型，而小说里的日本友人“杉谷义人”，正是隐寓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对莫言文学创作的熟悉，与其作品在日本的翻译出版分不开。事实上，莫言称得上海外翻译出版作品最多最好的中国当代作家。自《红高粱》起，其重要作品往往在国内出版一两年后就被翻译到海外，而且译者水准都很高。

　　在日本，莫言作品的翻译者是吉田富夫、藤井省三，在美国，则有葛浩文等，而瑞典文译者则是陈安娜，这些人无一不是一流的翻译家。毫无疑问，这些译者对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功不可没，而精准、及时的翻译也有助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莫言。在当代作家中，莫言不仅在海外有较高的知名度，而且拥有较多的读者。2004年，莫言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一奖项是法国四大勋章之一，为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2006年，莫言获得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是继巴金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中国作家。莫言在海外持续的影响力，使得他早已进入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的视野。近年来，莫言获奖的呼声其实一直都比较高。

　　莫言小说的题材和风格，也是他在海外备受青睐的原因。纵观他的作品，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民间”、“乡土”、“历史”、“现实”、“暴力”、“反讽”等等。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授奖辞这样写道：“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在莫言本人看来，这段授奖辞只表述出他创作的部分特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对莫言的早期创作确实影响很大，确立了他对乡土世界和民间社会的关注，在艺术技巧上反传统，注重形式的探索和想象的喷发。但莫言作为一个小说家成熟的标志，在于他充分自觉并不断“逃离”这两位大师的巨大阴影，最终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在这过程中不断滋养他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

　　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既是他的精神原乡，也是他的文学故乡，高密所处的齐地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就有浪漫不羁、怪力乱神的一面，《聊斋志异》正是这种文化的结晶。《聊斋志异》是莫言童年时最早读到的小说，对他影响很大。

　　他曾说：“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蒲松龄小说中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启发了莫言，这才有了敢爱敢恨的“我奶奶”。而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一开始写一个被冤杀的人，在地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后不屈服，在阎罗殿上，与阎王爷据理力争。

　　但阎王爷不为所动，强行送他转世投胎。这个故事的框架，莫言承认是从《聊斋志异》里的《席方平》学来的，他在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

　　“口头文学”在莫言的创作中亦有重要位置。一次在与台湾作家交流时，对方说自己5岁就读《红楼梦》，莫言说：“你是用眼睛阅读，而我是用耳朵阅读。”童年的莫言喜欢听村里的老人讲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鬼怪妖狐、历史传奇、战争英雄……这些故事后来都成了他小说的素材。对于善讲故事的人，当地有一个亲切而形象的称呼——“话篓子”。莫言虽人如其名，“讷于言”，但在小说中，却是十足的“话篓子”。

　　对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化的吸收，莫言是相当自觉的。在他看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学艺术必须有地区的特色，具有自己民族的风格，有自己文化的符号和表述方式，而且这些东西必须是鲜明的。与读者交流时，他坦承：“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莫言又清醒地意识到，文学艺术仅有特色没有共性是不够的，这个共性就是人的共通性，人性当中的共同的部分。莫言说道：“一些国外的读者希望从中国作家的小说里读出中国政治、经济等种种现实，但我也相信，肯定会有很多的读者，是用文学的眼光来读我们的作品，如果我们的作品写得足够好，这些海外的读者会忘记我们小说中的环境，他们会从小说的人物身上，读到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把全人类都能理解的情感表达出来，作品就具备了这样的共性。正是因为兼具中国性和世界性，莫言的小说才能在海外赢得广泛的读者，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

　　有人说，如果把莫言得奖前后的众生相写成一本书，将是一部很好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其实，很多人在此前后对莫言态度的改变，不一定是在逢迎，而是对新科诺奖得主莫言的大将之风的折服。

　　获奖后，面对巨大的荣誉和蜂拥而上的媒体，莫言始终表现得淡定、低调，有礼有节。这个农民出身的作家，依然保有庄稼人的朴素、勤劳。这也是他成名以来一贯的生活态度。在生活中，莫言朴实节俭。2005年，他曾带领国内记者代表团去日本北海道访问。五年之后，在某次公开活动中，当年同去的一位记者发现，莫言居然还穿着去日本时穿的那件羽绒服。这对于莫言来说，却很寻常，他不讲究吃穿。少年时想当作家，是因为听说“腐败”的作家一天三顿都能吃饺子，等到声誉日隆，他最高的个人享受仍是在家吃夫人包的饺子。

　　对于写作，莫言却时刻不曾放松自己。在高密家中，莫言有一个小书房，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阁楼，被他自己戏称为“一斗阁”，他为此写过一首打油诗：“一把紫砂壶，二两明前茶。独坐一斗阁，思绪到天涯。”吃过饭，他就会钻到阁楼里写作，常有领导和同行来看他，他腾不出时间接待，大家都只好上阁楼，坐在小马扎上和他谈话。

　　三十年前是文学小青年，今天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他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过“每次上台都感觉犹如上刀山”，而“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出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这就不难理解莫言获奖后的清醒和沉稳。

　　尽管沉闷已久的中国文学界对莫言的得奖寄予了厚望，希冀由诺贝尔文学奖的声名带动纯文学的再度活跃，希冀能像莫言作品的热销甚至卖断货一样，迎来纯文学的春天。莫言对此认为热度是暂时的，很快会褪去，普通老百姓该干嘛还是干嘛，纯文学也不可能由边缘回到中心。“我是中国作家，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我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我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文学。得奖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世界的目光更多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会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文学是一个相对落寞的领域，不可能像电影或其他的艺术那么受关注。”

　　莫言所言道出了文学应有的正常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文学的狂热其实是一种“不正常”。当文化生活、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必须接受文学的常态和理性发展。不过，也完全没有必要感到悲观，就像莫言说的：“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美术，都可以得到审美的愉悦，但这些愉悦代替不了我们阅读优美的文章时的那种感觉。语言的魅力，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陈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