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我曾为了写论文做过一番考证工作。时间虽不长，但日日熏在故纸堆中嗅腐蠹气味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那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翻译大家杨宪益的《译余偶拾》勾起了我的回忆，也生出些感触来。

    陈寅恪主张考证“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杨宪益可谓是该种考证方法的实践者。《译余偶拾》以前刊行过，后来多次重版，很受读者欢迎。初看此书时，我曾纳闷，杨先生的一生难道不是完全致力于将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译成中文，把《离骚》、《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文学和思想意韵皆深厚的中国古典作品译成英语，传扬于国际文坛吗？他怎么有闲功夫写考证文章呢？这完全是另一个领域内的工作啊！其实，在抗战离乱期间，杨先生曾在重庆北碚寄居过一段时日，他与国立编辑馆的同仁们精诚合作，除了一起英译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外，还写了不少文史类考证文章发表于上海的《新中华》杂志上，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了。可惜的是，这些珍贵文字后来部分湮没无处可寻，而新写部分，由杨先生自己出钱印了一本，叫《零墨续笺》，只用来分送朋友。而这些文章，杨先生自认为“是我青年时期不成熟的读书笔记，也许还有些参考价值。”

    翻看《译余偶拾》，杨先生颇有些惊人发现，比如他考证出西亚、希腊诸王曾采用过汉初皇帝谥号的“孝”字；中国也有“灰姑娘”，就是古代的扫灰娘等。佩服杨先生西学的深厚，他的很多文史考证都是从中国文化出发，在外国传说、神话的渊源中寻找异同联系。比如关于《板桥三娘子》的故事，他从叫人吃了荞麦饼后变成驴的板桥三娘子联想到希腊《奥德纪修》中的将人变猪的女巫竭吉，还有罗马阿蒲流根据传说写的“人变驴”的故事。杨先生发现清代王士禛的《陇蜀余闻》中录有白乐天关于“板桥”的七绝：“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然后，先生从唐代板桥之名的由来，推断出此故事原型是随着唐宋时著名的昆仑奴而来自非洲的。这些推断也许有些牵强，毕竟只有文字记载的孤证，不过先生的文章还是说明，古代随笔中那些看似乱话三千的神话传说、奇闻异事，其实无不有着现实根基。杨先生的文章对于增广读者的见闻和学识大有裨益，且书中的掌故意趣也很具价值。

    当然，要真正娴熟于考证，除了天分和学力外，还需要非同一般的沉稳和耐心。读《译余偶拾》，发现杨宪益的文章有寅恪先生神韵，都喜用异族史料、宗教典籍。杨先生精通英语自不待言，他还对梵语、拉丁语、古希腊语都有所涉猎，这也为他的考证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就整体上看，他与陈寅恪先生毕竟有高下之别，考证时有穿凿之弊。说到底，杨先生真正的成就还是在翻译方面，于考证只是偶尔为之，视作一种业余爱好。先生后来大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便一心从事翻译工作，再不走青年时代走过的考证之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