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的名字总是与世界政要、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生在中国，长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由于其出色的口译能力，长期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堪称红墙第一翻译；他先后出使南太平洋岛国、英国，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全书以率真的叙事风格，回顾了冀朝铸一生的传奇经历及其长达44年的翻译和外交生涯。期间趣事、珍闻、秘闻异彩纷呈，是一部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真实记录中国现代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局动荡的口述回忆录。

　　我的青少年时代

　　1929年7月30日清晨，我出生于山西太原上马街。山西地处我国华北地区西部，整个山西省大部分是一个被黄土覆盖着的山地型高原，海拔在1000米以上。被称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就流经山西，因此我经常很骄傲地对别人说，我来自中华文明摇篮的山西。

　　我的父亲冀贡泉，字育堂，是山西省汾阳县（今汾阳市）建昌村人，1882年1月9日出身于一个农村教师家庭。我的母亲张陶然，又名冀顺心，生于1903年10月12日，也是山西省汾阳县人。她毕业于师范学校，是一位贤淑、文静的女性，擅长用手指作画。父亲在娶我母亲以前，曾有过两次丧妻之痛，所以我父亲和我母亲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很大。他们结婚时，母亲年方二八，而父亲已近不惑之年。我母亲为此在结婚前还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据说我父亲婚前去拜见未来岳父母时，我母亲偷偷地站在一张小凳子上，从门缝向客厅里看，没想到，不看犹可，一看是个满脸胡子的黑老头，吓了一大跳，从凳子上跌了下来。后来被她家人以三国时刘备染胡须和孙权的妹妹孙尚香成亲的故事说服，母亲终于嫁给了父亲。父亲的第一位妻子生了大哥朝鼎和二哥朝彝后去世，第二位妻子生了大姐慧青后又去世；我母亲生有三子一女，即三哥朝辅、四哥朝理、我和小妹妹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学生都上街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阎锡山命令父亲镇压学生，父亲于是用卡车强行把游行的学生拉到郊外，然后劝说他们以后别闹事，就把他们放了。但学生们并没有听他的劝告，被释放后继续游行请愿。阎锡山于是坚持要父亲调动武力向学生开枪，父亲拒绝执行阎锡山的命令，于是辞去官职，回到汾阳老家，过着隐居的生活。

　　后来，大哥朝鼎同一位美国共产党党员结婚，并有了孩子。她是大哥朝鼎在去欧洲参加反帝同盟大会时在船上认识的，名叫海莉。

　　为了对中国革命发挥更大作用，父母决定和大哥朝鼎、四哥朝理、我及小妹妹青一起动身去美国。1939年2月2日，我们乘船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哈德逊港，大嫂海莉带着孩子来接我们。我还记得大哥朝鼎非常高兴地挥手大叫他的大儿子的英文名字——埃米勒!埃米勒!这一天就是我在美国11年半生活的开始。这11年半中，我小学毕了业，又上了中学，还上了两年大学。

　　任朝鲜停战谈判工作人员

　　我1950年10月25日回国时，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我那时还是打算获得一个博士学位，或者是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自然科学领域工作。同时我也下定决心，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样，1952年4月突然得知组织批准我去朝鲜时，我非常高兴。

　　尽管很高兴，但离开清华大学时，我还是依依不舍。我在清华大学纪念堂前站了一会儿，向它作最后告别，然后就动身了。

　　我到外交部报到的时候，受到方迪槐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也是准备去朝鲜的。方迪槐曾在我父亲创办的《美洲华侨日报》工作过。他在华侨日报社时父亲已回国，但他还是知道父亲是美洲华侨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我们得到通知，要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组的成员赴朝鲜开城。这以前停战谈判有一段时间进展得很不顺利，但现在又开始有一些进展了，所以志愿军代表团非常需要能够讲英文的人员。领导抓紧时间给我们讲了许多战场上中美双方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分组讨论，好为将来去朝鲜工作做准备。到了快出发时，我们打了霍乱等传染病的预防针。其他同志打了预防针后都没问题，但因为我身体较弱，打完针后就发高烧。幸亏方迪槐和他妻子严梅生照顾我，使我恢复了健康，他们后来成为我最好的两个朋友。

　　到开城后不久，我就去了板门店。我是志愿军代表团的速记员，工作是记录联合国军一方的讲话。1952年晚春，我开始参与外交事务。

　　1954年1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举行了一个隆重仪式，表彰所有为停战谈判作出贡献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授予我三等功。我把三等功勋章挂在胸前的时刻是我一生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随周总理访问亚非欧十四国

　　1963年，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从三年困难时期快速复苏，农业、工业、商业和科技都得到较大发展。

　　高层外交在这个时候加快了步伐，越来越多的政府首脑访问中国。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也出访外国。这也是我作为翻译最忙碌的时期。在我随国家领导人的多次出访中，最难忘的一次是1963年12月到1964年3月跟随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访问亚非欧十四国。除此以外，总理还另外访问了坦噶尼喀（Tanganyika，它与Zanzibar于1964年统一后成为坦桑尼亚）、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和罗马尼亚等国家。

　　通过周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中国迅速突破了外交上受孤立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总理访问的一个直接成果是，使得突尼斯与后来的埃塞俄比亚这两个起初对中国有很深疑虑的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和发展中国家的首脑们的谈话中，总理反复强调，我们都是从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期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共同点多于分歧，应该求同存异，相互支持，互相帮助，而永远不要干涉别国内政。这些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从此和总理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我发现几乎所有我们访问的国家都处于贫困的深渊。出访非洲时，我和一些同事漫步到城市郊区，进了一个村子。村子里所有的房子都是泥土加稻草垒成的，呈圆锥形，有一个洞当门，没有窗户。房顶也是锥形的，用稻草铺成。

　　白金汉宫呈递国书

　　成为任驻英国大使，我到任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呈递国书。到英国后一个月，通知我于10月16日上午呈递国书。由于女王那时不在伦敦，我将向王储代表查尔斯王子呈递国书，王子的弟弟约克公爵也要在场。

　　在英国，呈递国书的仪式特别隆重。在呈递国书的前两天，英国皇家礼宾官就先来使馆，向大使夫妇以及将要参加仪式的高级官员们传授如何进行此仪式，并要自己先在使馆里预演。

　　1987年10月16日上午，是我去白金汉宫呈递国书的日子。11时32分，皇室典礼官身穿制服，佩戴勋章，乘着马车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接我和大使馆的几位高级官员去白金汉宫。这次一共来了四辆马车。大使同皇室典礼官乘第一辆，其他参赞们乘后面三辆，大使夫人按规定乘大使的劳斯莱斯汽车跟在马车后面。黑色马车镶有金色花纹，两侧有英国女王的标记，马车夫身穿镶有金边的红色披风，头戴黑色金边大礼帽，一路上浩浩荡荡。

　　车队在11时57分到达白金汉宫大门口，我们下车后在身穿古代武士服装的侍卫旁走过，被护送到接待厅等候。时间一到，通向接见厅的大门就打开了，王储查尔斯王子和他的弟弟约克公爵站在大厅的另一头等着接见我们。按照严格的礼仪，我在门口先鞠躬，走到大厅中间停下来再鞠躬，等走到王子们站的地方后第三次鞠躬，然后向查尔斯王子呈递国书。呈递完毕后，王子们同我握手，我们交谈几分钟后，由我介绍参赞们，再按照同样的礼仪一个一个地觐见王子。当我呈递国书时，皇室的一位年轻女秘书陪向同在外面聊天。等参赞们觐见完离开后，向同再进来，按照礼仪行三次屈膝礼，但不鞠躬。两位王子与我和向同又交谈了几分钟以后，我们就向王子们握手告别。告别时，我们后退几步，我向王子们鞠躬，向同行屈膝礼；然后我们转身走到大厅中间，再转过身来向王子们行礼；再走到门口，转身第三次行礼，才走出门外。呈递国书的仪式至此宣告完毕。

　　宴请撒切尔夫人

　　我在任期间，我和向同经常在官邸宴请友人和英国官方人士，如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夫妇以及继任者赫德夫妇，还有英国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商界人士以及其他国家驻英大使等。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宴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的丈夫撒切尔先生。

　　1989年5月1日，一片大好春光，是招待客人的好时机。我们来英国已经两年，还没有邀请过撒切尔夫人，因此我们决定在春暖花开时，请他们夫妇来官邸做客。

　　首相来做客不比一般人，保卫工作很重要。在宴请的前一天，英国保安人员就到官邸来了，他们在屋内楼上楼下到处都看了一遍，这大概是保卫的准备工作。临行时，他们告诉使馆人员说，他们的人明天要在首相到来之前来到官邸。第二天，在撒切尔夫人到来之前，来了两位身穿便服的保安人员，他们坐在楼上的休息室。我们官邸的服务员给他们送去一些茶水，并同他们闲聊。有一位女服务员好奇地问他们有没有枪，其中一位把上衣打开，指着口袋上别着一排像笔一样的小玩意儿说：“你看。”

　　过了不一会儿，撒切尔夫人到了，一共两辆小轿车，静悄悄地停下来。我和向同在门口迎接。官邸的几位服务人员，包括厨师在内，都出来一睹首相的风采。撒切尔夫人见到他们，就走上去同他们一一握手。为了让首相夫妇欣赏我们花园里盛开的杜鹃花，我们陪着撒切尔夫人同她的丈夫一起在花园里散步，欣赏美景。英方的保安人员仍然坐在楼上没有出来。事实上，一直到宴会结束也未见他们露面。


　　○来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

　　冀朝铸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