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笔之际，想先推介一则故事。京城读书人谢其章在2012年2月17日的《中国科技报》上发文写道：某天，他在书店里翻阅《吴宓日记》，巧得很，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归按院胡同寓所宿”这句话，勾起了他的遐想，他当天本无意买书，为了这句话，为了按院胡同，还是将10本《吴宓日记》买回了家。回到家中，他一页一页地翻《吴宓日记》，甚至做了一张“吴宓按院起居表”，很花费了一番功夫。

　　说来也巧，我与素不相识的谢先生有类似的经历：前些日子，我在书店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上偶然发现《吴宓书信集》，我于惊喜中裹挟着兴奋，于是毫不犹豫地买回了家。我用了近10天时间通读这本书，并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判断做了《读〈吴宓书信集〉摘要》。如此一来，所获甚多。这位曾被人誉为“巍然一挺老西南”的吴宓，在书信中除了畅叙亲情、友情，其对信仰、文化之类的思考，也不时从笔端流出，坦诚而不乏深意。在我看来，这些正是先生精彩的“独白”，既是原生态的，又是鲜活的，实在弥足珍贵。

　　对中国新文学史、文化思想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吴宓先生以其不折不从的性格，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坚守上吃过不少苦头，收获不少烦恼。而他为什么那么执著？我在他的书信中找到了一点答案：“宓惟一系心之事，即极知中国文字之美，文化之深厚。”（《致李赋宁》）这里袒露的，不仅是先生“独白”的勇气，更是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由衷的自信。而在道德层面，先生亦有自己真诚的表述：“没有国家能从道德沉沦中得救。一旦人民道德沦落，任何强大的帝国必然倒塌。为此我们急切提醒我们的人民，并同样急切引起西方人的注意。”（《致庄士敦》）这让我读出了先生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

　　教育，无疑是一个常谈不衰的大众话题。吴宓先生在其书信中，久违我们留下不少有关教育的话题。今天读来，还是让人饶有兴趣。

　　比如关于择校标准方面的，先生的说法是：“在北大、清华等上好之大学，其好处是可多近名师，饱读藏书。”他把“名师”和“藏书”作为两条重要的择校标准，这与我们今天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意识似乎已经大异其趣。时代变化之速自然让人惊叹不已，但思考的空间仍旧保留着。

　　在今天的校园里，“学术、学风问题”和“质量问题”，似已成为热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付出，不可谓不努力，但其效果并不太令人满意。于是，有“制度情结”的人，认为当从“制度层面”去找原因；有“理念情结”的人，自然有陈义颇高的观点亮相。但真实的现状却如陈平原先生在2012年第二期《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所描绘的：“很多人做学问就像江湖卖艺，敲锣打鼓，热火朝天。三分学问，七分吆喝，场面上很好看，但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学术上没有明显推进。”

　　身居前辈学者的吴宓先生，也有类似的点评，只是出语就婉约多了。他说，当年一些学校的教授，“资格、学问两不足”；一些学校里，“有学术兴趣之人极寡”。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应该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制度”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此所谓“爱情”者，对学问、学术有敬畏心、真感情之谓也。这当然不是说“制度设计”不重要，而是主张“爱情”升温，制度跟上。老百姓有一个通俗的说法：“人穷怪屋基。”自己对学问、学术本无兴趣，教书几十年，拿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却老抱怨“制度设计”有问题，只能算是“美丽的谎言”。试看吴先生是怎样做的：“宓一生刻苦，以道德自励，以感情自豪”、“宓一生习惯，是勤学，喜读书”“一生勤修，确有真实学问”……这些话，让人读后心生感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非常岁月里，先生曾享受过时得月工资33.16元的待遇。其中，除去家中女工的劳务费20元，再除去订人民日报1.3元，所余仅11.86元。经济上的窘迫可想而知。但先生仍每日不废读书求索之功。我想到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景仰之情：“诗文留天地，风骨增仰止。”

　　今天，我们读书、做学问的环境好过吴先生那个年代多少倍？但我们却拿不出多少足以令世人佩服的东西出来。

　　真是一眨眼工夫，就到了“言而无信”（有事打电话而不用写信）的时代。书信，或将成为历史遗物存留在后人的记忆里。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今天能读到吴宓先生留下的书信，沧桑感、亲切感犹如五味杂陈，难以言说。而先生于1960年8月22日晚写给友人的信中的一大段“托命”词，总是让我久久注目，倍增感慨：“宓诗稿、日记、读书笔记若干册，欲得一人而托付之，只望其谨慎保存，不给人看，不令众知，待过100年后，再取出给世人阅读，作为史料及文学资料，其价值自在也。”

    来源：教育导报 作者：张一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