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管理人员借了一辆手推车，把大约二三百本书运到车上。回到校园，把书送到红三楼二层顶头的一个房间里。这是赵先生的临时宿舍，陈设简单，收拾得干干净净，里面添了几个空书架。我们把找回来的书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赵先生笑得那样开心，那样爽朗。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开心过。”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在大学五年学习中，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大一时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大二时参加了修建密云水库劳动，大四时在通县养过半年猪，此外几乎每个暑假都到农村劳动，走遍北京郊区各县，高年级时又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学制虽有五年，但实际加起来仅读了两年半书。由于我们刻苦努力，又加上有一批优秀教师栽培，还是取得比较好的学习成绩。李赋宁曾赞扬我们，这班学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学得这样好，真是不容易。我所在的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重组改建的，聚集了一批卓越优秀的教师，可以说是群英荟萃。给我授过课的教师包括朱光潜、赵诏熊、林筠因、周珊凤、张祥保、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张谷若、吴柱存、徐锡良、齐声乔、乔佖、祝畹瑾、张珑、罗经国、龚景浩、陶洁等人。他们中间有国内驰名的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和语言学家，更有不少年富力强、水平高超而且经验丰富的基本语教师。他们不仅教我学好英语，还教我学会如何做人、如何治学和如何运用英语为社会服务。我在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又与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共事20余年，在教学中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
为了纪念和感谢教过我的这些老师，在他们80岁、90岁或100岁诞辰之际，我都写篇文章，回顾他们对我的教诲和给过我的帮助，表达我的怀念之情。今年正值赵萝蕤先生百岁诞辰，我特地写这篇文章，寄托我的思念。
1959年，我大三时有幸聆听了赵萝蕤先生的美国诗歌课。在此之前，虽然系里经常开大会，但是我没有见过她。一是因为她身体不好，二是因为她家住城里，有课时才来学校。有位高年级学长说，赵先生的宿舍在未名湖畔的体斋二楼，室内有架钢琴，经常弹奏名曲。可惜我在未名湖边散步时，从来没有听到过赵先生的弹琴声。同学们都很好奇，议论不少。有人打听到，赵先生是早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博士，是位才女。有人说赵先生的丈夫是鼎鼎大名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爱好诗歌的同学都读过陈梦家的新诗。还有人说赵先生的父亲赵紫宸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北京大学西语系办公地点正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旧址。我曾在民主楼一楼的一个房间的门玻璃上依稀看到“宗教系办公室”字样，想必赵紫宸先生当年就是在这里办公的。我读大学时，民主楼的二楼是西语系图书馆。听老教师说，这里在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小教堂(chapel)。而现在已改造成为一个会议厅。
我学习的专业叫做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的基本是英国文学，很少涉猎美国文学。我读过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雪莱、拜伦、济慈等名家著作，但是对美国文学，仅知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二人。这是当年苏联影响所致。如今，53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赵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情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赵先生，第一次接触美国诗歌。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期盼已久的赵萝蕤先生出现在教室。她与教过我们的林筠因、周珊凤、张祥保等几位女教师岁数相仿，都是年近半百。她给我的印象是端庄、安详、温柔、和蔼。她一口纯正的英语，深深打动我这个青年学生，至今响在耳边。她教我们读朗费罗、惠特曼、狄金森和艾略特，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完全陌生而新奇的诗境。我认识了一个比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更广阔、更丰富、更生动的美国文学世界。
由于历史原因，赵先生的精神曾受到很大打击。“文革”中，她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受到迫害。1968年冬季，西语系的教师曾被关在27楼，搞清理阶级队伍，长达数月之久。有家有孩子的老师不准回家，我们这些单身汉不准回宿舍。去饭厅吃饭，去浴室洗澡，需要排队集体前往。天天是无休止的批判会，耳朵里充满此起彼伏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一天，我们正在房间里开会，忽然听见走廊里传来“打倒赵萝蕤”的喊声。我推开门一看，只见赵先生被几个人扭着胳膊，揪着头发，按着脑袋，在走廊里“游街示众”。我看到赵先生披头散发、脸色苍白的惨状，真不忍心，赶紧退回屋内。这一悲惨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1970年秋季，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进校。这标志着1966年“文革”爆发而停课数年后，北大开始恢复教学。那时候，北大的大批教师仍在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留校的少数教师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我们遇到的一个困难是缺乏教材。英美文学被看作是“封资修”，原有的教材被废弃。上课的教师没有教材，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工宣队指派我和赵先生编写教材。新教材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我们二人匆忙上马，编写课文，编写练习，十分紧张。我负责写初稿，赵先生修改。每天下班前需将当天编写的英语教材翻译成中文，交工宣队审查，花费不少时间。教材当然是要求思想挂帅，要求思想性第一。我们还要坚持兼顾英语特点，循序渐进，注意学习规律。这是个十分难摆平的艰巨任务。赵先生改稿子，一丝不苟，十分认真，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虽然是些简单的句子，但是我有机会好好复习了一下英语，重新练习荒疏了的基本功。1971年初的一天，“四人帮”干将迟群来北大讲话，声称要在北大教师中间“抓一批不挂牌的右派”，“抓一批比五一六还五一六的反动分子”。这在北大教师中间引起极大震动，搞得人人自危。没想到这又深深触动了赵先生。第二天上班时，我见她眼圈发红，脸色铁青，一副病态，好像昨晚没睡好觉。我对她说：“您身体不舒服，就回宿舍休息吧。”她执意留下，立即趴在桌子上写。我对她说：“不要着急，先休息一会儿。我还没有写完初稿。”她不听，还是继续写。一会儿，她密密麻麻写满了一张纸，递给我，让我交给工宣队。我一看，吓了一大跳，知道她犯病了。原来她写的是“我就是不挂牌的右派”，“我就是比五一六还五一六的反动分子”。我赶紧安抚她，对她说：“您太累了。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偷着把她写的那张纸撕得粉碎，不要留下对她不利的把柄。然后去找负责我们编写教材的工宣队员，对她说：“赵先生犯病了。让她好好休息吧。”赵先生很快被送往安定医院治疗。
1971年秋季的一天，一位工宣队师傅带着我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我们乘坐学校车队派出的一辆上海牌轿车，前往国子监。在路上，工宣队师傅交代我们将要做的事情。他说：“为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级批准要归还一批‘文革’初期从赵萝蕤家中抄走的外文书。我们今天要找到这些书的下落，并且将书拉回学校，归还赵萝蕤。”我心中暗自高兴。汽车开到国子监，我们下车向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出示介绍信，获准进入。我以前从未进过国子监，发现里面非常大。有人领我们走进一个大房间，这个房间像故宫里的一座宫殿那样大，里面堆满了各种精美瓷器，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但是，我们没有在里面看到图书。我们走了四五个大殿，发现里面都没有书籍。一位工作人员说：“这里没有图书。你们到北京市文物局仓库去看一看吧。”这时已是中午12点，文物局仓库工作人员休息。我们只好等到下午两点。文物局仓库位于交道口的一座旧时的深宅大院，里面一个四合院连着另一个四合院。我们走进一个院落大门，进入里面的高大房间，看到的依然是堆成山一样的抄家物资，主要是各种瓷器古董。我们走了大约八九个院落，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书籍。当我们走到最后一个四合院，在正房里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图书，有各种古籍善本，也有不少外文书籍。管理人员指着一堆外文书，说：“这是赵萝蕤的书。你们只能挑选内容健康的书，不能拿走封资修的书。只给你们一小时挑选书籍。”又拿出一个书单说：“你们好好看一看，这上面都是中央首长要看的书，不能拿走。”我瞟了一眼，看到第一本书名是GoneWith the Wind(《飘》)。
这堆原属赵先生的书是些英美文学名著，有的书是我曾经读过的，另有些是我在北大校图书馆或西语系图书馆看见过的，还有些是在英美文学史中见过书名的。这堆书中间有些是她父亲赵紫宸的赠书，扉页上写着“赠给爱女”的字样。依稀记得好像有几本是她丈夫陈梦家的赠书，扉页上写着“赠给爱妻”的字样。管理人员站在旁边监督，我只能慢慢甄选。每挑出一本书，他就问我是什么书。我必须向他解释，非常耽误时间。我心想，一个钟头也挑不出几本书。正巧有人叫管理人员出去办事。我见他不在，就不再仔细查看，只是一个劲儿地把书往已挑出的书堆里放。工宣队师傅对此默许，还帮助我抱书。等管理人员回来时，发现我们挑出的书已有一大堆，连说：“你们拿走的太多了。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工宣队师傅回答：“每本书都检查过了。”一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替赵先生找回一大堆书。管理人员再次问我：“里面有没有这个书单上的书？这可是中央首长指名要看的书。”我回答：“保证没有。”我们向管理人员借了一辆手推车，把大约二三百本书运到车上。
回到校园，把书送到红三楼二层顶头的一个房间里。这是赵先生的临时宿舍，陈设简单，收拾得干干净净，里面添了几个空书架。我们把找回来的书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赵先生笑得那样开心，那样爽朗。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开心过。
这对我来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50年过去了，我脑海中犹存赵先生的音容笑貌。当然更记得她给学生们的教诲，特别是给我的帮助。我追述这件往事，以缅怀对赵萝蕤先生的思念之情。
来源：文汇报（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