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四月的北京，骤雨初歇。淡白色的云、铅灰色的云、蛋青色的云，簇拥于天边，像彼此抱团取暖。而云和云热拥，意味着下一场大雨又要袭来。

　　余老没有带伞。他戴着一顶巴布瑞式样的鸭舌帽，和夫人范我存女士并肩步出酒店大门。

　　他的脚，似乎出奇的大，穿着一双深棕色的皮鞋，看上去，至少有42、3码。

　　通常，从人体的比例来讲，脚大的人，个子一般较高。可眼前的老人似乎不到1米7，身形瘦削清秀，像个孩子，是的，神情举止就像个孩子。

　　这个大脚的诗人啊，是因为一辈子都在行走吗？

　　是行走，让他的双脚从此有了大地的模样吗？

　　“一辈子在水上流浪/ 我的家就是宽广/ 早饭在叙府吃过/ 晚饭到巴县再讲/ 嗨幼，嗨幼/ 晚饭到巴县再讲。”

　　这是余光中写于1949年的诗歌《扬子江船夫曲》，也是他生平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就是一首奔跑的诗、行走的诗、漂流的诗，所有的远方都像驿站，所有的远方都是故乡。不能停歇，停下来就像叶子从树冠上凋落，鱼孤独地游上河岸。

　　停下来就是枯萎啊。

　　只有行走。

　　脚掌在大地和河流上延展起伏，诗人越走越远，越走越辽阔。

　　谁说你的名字写在水上/美的创作是永恒的欢畅

　　路过北大未名湖，余光中拉住老伴范我存女士，在岸边合影。

　　他问陪同的北大中文系女学生，“湖水有多深啊？”学生答道，余老，差不多一人深吧。

　　余光中抬手在头顶比画，“正好可以把一个人淹没。”

　　大家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

　　记者：余老，北京大学聘请你成为“驻校诗人”，北大之于您，是一种怎样的意义呢？

　　余光中：我本来是被北大录取，可以做北大正式的学生，因为战乱，后来就读于厦门大学，又随父母赴台湾，上了台湾大学的中文系。可见，属于我的时代相当动荡。

　　虽然没有幸运地就读北大，但我与北大却始终有一种无形的牵连，当时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当年就是北大杰出的校友，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

　　现代主义代表诗人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被称为“汉园三杰”，他们都是北大的，我的老师我的前辈，都是北大的。这是我的荣幸。

　　今天，我能回来，成为“驻校诗人”，反哺北大，我要努力，不要对不起我的这些前辈。

　　走至校园中的蔡元培塑像前，余光中要上前献花。

　　“等等，我要把帽子摘掉”。

　　他把那顶看上去十分洋气的帽子交给边上的人，双手不断捋顺自己的白发，并侧过头去问夫人，“这样行吗？”

　　深深鞠过三躬，他把花束轻轻搁放在塑像前。

　　记者：这是蔡元培先生的衣冠墓吗？

　　余光中：这应该不是衣冠墓，就是一个纪念的雕像。1941年，抗战中期，蔡元培校长在香港离世，五天后出殡，整个香港降了半旗，之所以民间、学府对他如此崇敬，源于他当时主持北大时包容、多元的胸怀。

　　蔡元培最后几年在香港，身体一直不大好。他真正的墓，在香港华人永久公墓，哗，周围的墓多得不得了，很多都比他的豪华。

　　我写过一首诗，是写给蔡校长的，“墓中人的手啊/ 曾经摇过五四的摇篮”。

　　他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 他的诗/ 要在亚热带的风雨里成长

　　路过一片银杏树，余光中停下脚步，用四川话对夫人说，“快看，银杏，四川话叫”银恨“。

　　一个男孩子听见了，激动地扑到余老身边，“余老余老，您还会说四川话啊，我就是四川人呐。”

　　余光中打量了这个个子高高的北大学生，用四川话和他打招呼，“哦，川娃儿。”

　　记者：您曾经这样说过自己，“这个孩子啊，他根本就是偏于江南的”。但四川又与您有生生不息的关联。

　　余光中：我母亲的家在常州武进。父亲的家在闽南，很少回去，要回去也是回常州。

　　常州有我的舅舅，舅舅12岁开始读古文，他对于我，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权威，我愿意跟着他走。父亲崇尚儒家思想，教我历史。舅舅教我那些美文，《赤壁赋》、《阿房宫赋》，舅舅是我的启蒙者，我觉得这些文字真好，一旦喜欢了，谁也就挡不住我了。

　　四川对我当然也很重要，曾经有七年时间，我都住在四川的乡下，最大的收获就是和大自然很亲近，亲近那些动物和植物，还有当地的气候。日后我写诗歌，那种感性的部分，那种对听觉、视觉、触觉的描写，之所以能够生动，有临场感，四川的生活体验非常重要。

我原是晚生的浪漫诗人/ 母亲是最幼的文艺女神/ 她姐姐生了雪莱和济慈/ 她生我/ 完全是为了好胜

　　北大的“中国诗歌研究院”正在修葺中，四周搭建着脚手架。看上去，未来的中国诗歌权威机构具有京城四合院的模样，飞檐，灰墙，沉静端详。

　　身旁的北大教授告诉余老，今后，北大的“驻校诗人”就住在此地。

　　记者：您如何看待“驻校诗人”？

　　余光中：“驻校诗人”这个概念或许来自西方，我觉得，不光是诗人可以重返象牙塔，小说家和戏剧家也可以驻校啊。

　　我印象中，全世界最著名的驻校诗人，莫过于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这是一个长命的诗人，活了90多岁，曾经在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朗诵诗作，是美国的桂冠诗人。

　　我理想中的驻校诗人的状态，就是我一个人自由的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沿途，有学生认出你，上前来与我自由交谈，谈诗歌，谈什么都可以。

　　驻校诗人的经验很重要，包括成功或是失败的经验。如果此路走不通，我就会警告你，你如果继续走这条路，可能会浪费时间。

　　或许就在今年秋天，我会计划在北大驻校一个月，演讲3个题目，同时，希望在未名湖畔写一些诗。

　　天狼厉嚎吧/ 在风的背上/ 把光族都叫醒

　　人们带领着他，走进北大中文系的一个院落，院子外面挂着一个方形匾额，上面写着“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几个字。

　　院子里，一架紫藤正在怒放，见到植物，见到花花草草，余光中的眼神像是粘上去似的，一时半会儿简直就是挪不开了。

　　他又指着一株花树问，“这是梅吗？”“不，这是野山桃。”

　　他在院落里找来找去。

　　一会儿找到两树海棠，一会儿又找到一棵山楂树。他赞美说，“一到夏天，这个院子里了不得啊，到处都结满了海棠和山楂。”

　　记者：您一直能在生活中寻找美好而真实的东西。人们觉得，诗人难免会有些虚无，您曾经“虚无”过吗？

　　余光中：我曾经说过，如果，必须承认人是空虚而无意义，才能写现代诗，那我乐于向这种“现代诗” 说再见。

　　台湾的诗歌界评价过我，说余光中一直没有虚无过，他的诗，不晦涩。因为晦涩很容易包装深度嘛。不艰涩，又能表达出繁复的思想，不容易，而余光中他做到了。

　　记者：曾经看见过这样一段文字，用来谈论您与中国现代诗歌之间的关系。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当时的诗人推翻了旧诗的传统以后，写白话诗，推翻旧的格律，建立新的格律，难之又难。当时很多诗人望而却步，责任就落到了少数技巧很高的诗人身上，譬如闻一多、刘大白、徐志摩、余光中。

　　余光中：当时我和诗坛之外的人打笔战，告诉他们，文学史的发展，必然要进入到新诗的阶段。然后，又跟诗坛之内的人打笔战，不断反省思考，这个诗应该往何处去。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我说过，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要炼一颗丹。我提倡要回到中国诗歌的传统，但不是守旧，而是创新。

　　我尝试把文字压缩、拉长、捶扁、磨砺。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锐度和弹性。

　　写我的名字在水上/ 不，写他在云上/ 不，刻他在世纪的额上

　　雨还没有落下来，而四月的杨花柳絮，却纷纷扬扬地在空气里飞动。

　　校园中，迎面走过来两个男生，都戴着淡蓝色的纸口罩。

　　余光中看着他们从身边经过，说，“都说二月春风似剪刀，这剪刀果真厉害啊。他们都怕得戴上面具了。”

　　记者：台湾眼下的年轻人是怎样看待您的诗作的？

　　余光中：年轻人读我当年的诗，说，这比较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献。

　　记者：但您的一些诗歌因为被流行乐坛谱成了脍炙人口的歌，年轻人其实从未对您陌生过。

　　余光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我在美国，听了很多披头士的歌，鲍勃·迪伦的歌，受到很大的感动。希望能把摇滚乐的节奏，化到我的诗里面。

　　我的很多诗，李泰祥、罗大佑都拿去谱曲了。

　　音乐界认为我的诗是可以唱出来的，那个被尊为“现代民歌之父”的杨弦受我的诗感动，引发了校园民谣的热潮——那时，年轻人抱着吉他，在校园里哼唱我的句子，“路有多长，歌就有多长，草鞋就有多长。”

　　记者：听说您年轻的时候，家里有一百多张古典音乐唱片。

　　余光中：是的，那时候住在厦门街，诗人画家都在我那里聚会，当时每个人都器宇轩昂，眉宇之间好像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的那种感觉。满座群英啊。

　　他们形容那时候我家的玄关，“像威尼斯，很多鞋子都停泊在那里。”

　　这是最后的武器/ 即使围我在三重/ 困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 缴械/ 那绝不可能

　　那是一个十分温暖的细节。不知道别人留意到了没有。

　　总是这样——走过一段路，聊过了一会天，余光中总会自动停下脚步，无声地打断所有人的话题，目光越过簇拥的人群，去寻找他的夫人范我存女士。

　　他的目光，像手，隔得老远老远，也能用温存的眼神挽起他太太的手。

　　记者：很多人过了50岁以后，就慢慢收笔，慢慢封笔了。您50岁后还不断在写。他们说，70岁后写，已经不是新闻，是事件了。

　　余光中：他们说，我是一个傲慢的创作者，在和时间比赛。

　　记者：很多人到了这个阶段，都难免江郎才尽了。

　　余光中：江郎为什么才尽？是因为他的灵感枯竭了，对生命不敏感了。语言枯竭了，语言的空间变小了。我觉得我还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记者：和大陆的诗人们，至今您还有和他们来往吗？

　　余光中：我最早认识的是流沙河，是他把我的诗歌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后来又认识北岛，我们一起在英国做巡回朗诵演讲，相处了十多天，现在北岛住在香港，我们还时常见面。

　　舒婷是我的福建老乡，我去过她鼓浪屿的家里，吃过她做的地瓜稀饭。

　　于坚我也见过。

　　记者：当代诗坛的毛病是什么？

　　余光中：这些似乎是通病——句子太长，古人的诗只有寥寥几字，现在的诗人们越写越长，20几个字一行，连副刊的版面都排不下了！或长或短，似乎没有章法。回行太多，第一行没有讲清楚，到第五行也没讲明白。

　　游戏都有规则，艺术难道没有规则吗？

　　记者：如果要返回古代，您最愿意和哪位诗人交朋友？

　　余光中：苏东坡吧。他能交朋友，处于苦难但仍然能保持一种很快乐的状态。

　　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难民，他不快乐。

　　与李白同行，比较危险。我曾经在1985年写过一首《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他会超速，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红灯是绿灯。他没有现实感。

　　记者：您将会一直写下去吗？

　　余光中：我余下来的时间，将会更多地去翻译点东西，眼下正热衷于翻译英国浪漫诗人济慈的诗，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从容的推敲。

　　我是要收线啦。我这个风筝放得太远了，该收线了。

　　（记者 潘宁 /文 王一 /摄）

　　【作家名片】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10月21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进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8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

　　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来源：西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