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注重读书

晓虹：潘老，您是从1948年进入的浙江大学，那您的大学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当时处于抗战胜利后不久、第三次国内战争面临决战的前夕，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形吗？

潘庆舲：我这个年龄人都离不开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苦难的生活和解放前朝不保夕、暗无天日的岁月。但我还算是比较幸运，能够接受了系统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念了日文。那个时候，也许我们的民族意识十分强烈，没能念好，现在想想倒是有点可惜。

后来又学了英文。学英文非常自觉。学了英文，好像多了一双眼睛，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更广大的世界。那个时候师资比较好，选读的教材也好，有的名篇精彩极了，简直令人如痴似醉，有些片段至今还能背得出来。我高中有一次生病，发高烧的时候，父母说我还在念英文。

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所以各科成绩还是不错的。我在高中毕业统考的时候名列榜首，得了奖学金，随后我考上了国立大学。当时我们那一届考大学很难，几乎是2%的录取率我被录取了，因为老浙大是胡适力主战后必须办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另三所是清华、北大、中央大学），兼有“东方剑桥”美誉（英国皇家协会李约瑟教授评语），所以我心里很高兴。

取得这样的成绩有种种因素，个人的努力是根本，但是我也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父母要求我做人要厚道，要刻苦读书，将来造福人群。后来，我把它概括成传家箴言：“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请我的老朋友、著名书法家张森写了字幅，我就挂在客厅里，既可以激励自己，也好教育我的子子孙孙。

开始翻译之旅

晓虹：您大学毕业以后，是怎么样走上翻译的道路的呢？

潘庆舲：我早年在大学研修外国文学，因受“五四”新文学影响，即有志于为国人译书。大学毕业之后，开头我做了大概四五年的外事工作，基本上是对外文化交流的活动。外国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来，我陪他们参观访问，兼做翻译，就这样跟外国朋友对话交流。

50年代初“一边倒”，来的外宾基本上都会说俄文，我就只好用俄文讲。如果是英国人来，印度人来，我就说英文。但是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兴趣爱好，所以赶上节假日，我还得抓紧时间业余翻译小说或者诗歌。

1954年，我翻译了一部俄文小说，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跟我说，这部小说撞车了，已经有人翻译了。但是他说看了我的译稿质量还可以，建议我今后不妨给他们出版社重点翻译介绍波斯的文学。随后把书也给我寄来了。当时我比较年轻，比较争强好胜，我就接受下来了。后来我把试译稿寄过去，他们也认可了，就跟我签订稿约合同，没想到稿酬待遇很好，我还没（翻译）完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主动给了我三分之一（的预付稿费），给了四五百块钱，相当于新毕业的大学生近一年的工资。

然后就开始翻（译），无奈当时波斯文学在各大学都是空白，根本没有这个专业，连北大都没有。我就从零开始，开始摸索，在各大图书馆借书阅读，不断给自己充实、积累知识。

这时，我一边做外事翻译，一边已经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书了。多亏当时天津市里领导很开明，本来他就很欣赏我的才能，何况他本身也是一个作家，开头他还认为我是北大毕业的呢。他说我的文笔好，英文不错，俄文也不错，就让我到他直接领导的作家协会去工作吧。在这位爱才、识才的领导关怀下，我就去了。我到作家协会工作去，对我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机遇。

当年作家协会不像现在规模很大，那个时候驻会作家连同工作人员，也才只有十来个人。我到了作家协会，不消说，有比较充裕时间，跟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跟许多名作家保持接触，在这个氛围里，比较安定，有利于学习与思考。平日里，除了我要做的创作委员会的秘书工作以外，剩下的时间我心不旁骛，一边读书，一边译书。

这对我提高文学素养，不消说很有帮助。后来天津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所，也是作家协会系统的，感谢这位慧眼识珠的市领导，他觉得我如果想更上一层楼，当然还是到研究所去最好。于是，我就从1963年1月调到文学研究所。当时正在反修，反苏修，中央有一个任务，要研究苏联文学如何变修的。给我的任务要搞一个苏联文学的大事记。从斯大林死的那天起一直到六几年。得了，那我不得不看大量俄文的书、报纸、俄文的杂志，我做了一盒子一盒子的卡片。那个时候没有电脑，都是手写的卡片，一张一张的。现在这两盒子卡片我还保留着。后来，我写的这个大事记，由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出了油印本，供内部参考。

文革经历

潘庆舲：1964年就开始“四清”了，后来文革来了，什么都谈不到。“四清”前夕，经戈宝权先生推荐，冯至所长批准，最后学部领导下达的正式调令——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一事，当然，也随之成了泡影。

文革我被下放到干校，也受到冲击。说我翻译的书净是“大、洋、古”，“帝、修、反”，“崇洋迷外”，“只专不红”，帽子（戴了）一大堆。反正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年轻，也想得开。1971年，基辛格跟尼克松都访华了，不知怎的，我对此特别敏感，我仿佛觉得中美关系似乎影影绰绰地露出一丝曙光了，我暗地里感到蛮开心的。后来果然不出所料，中央决定在全国几个大城市，要组织外文专家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服务，翻译外国历史书。

当时要找人（来做这个工作），连费孝通也请出来翻译书。那个时候我在天津，就把我挑选出来翻译书。在天津，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这么几个大学，他们各自组成一个小组。我是文学所的，就我一个人。他们是集体翻译一本书，我是一个人翻译一本书，书名《英属洪多拉斯》。一边劳动，一边翻译书。当时挺有意思的，是一面要批判自己的私心杂念，一面又要把你的一技之长献出来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服务。不过，我暗地里还是很开心，觉得好歹用得上我的一技之长了。

我在70年代初就调到上海，继续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翻译书。当时我被指派到上海市里的翻译组，这个翻译组可了不起呢。名义上，巴金也算在里边，著名翻译家草婴，任溶溶等等，现在他俩还健在。还有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好多教授，还有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等等。我那个时候40多岁，他们已经是近60、70岁，都集中在一起到市里翻译书。这个翻译组后来没有了，好多人都调回原单位，有些人留下来，就成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我在译文出版社做外国文学编辑，主要是审校、编译英美文学作品的中译本。

到了197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新建文学研究所，他们急需精通外文的人才。我是经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点名的，点了四五个人，包括姜彬、王道乾正副两个所长，我，还有胡从经（现任教澳门大学），作为骨干力量充实文学研究所，尽管建所初期条件远不是十分理想，可我却非常珍惜新建所里来之不易比较宽松的治学氛围。虽然还是坐冷板凳，但我觉得那里比较安静，没有干扰，时间相对充裕，有利于我安心读书、写作。

毕竟是重新归队，我觉得自己是轻车熟路，回老家似的。到了文学研究所之后，我少不得自我加压，定了一个规划，确定：“东西（方文学）兼顾”，“研（究）译（书）并重”，“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我定出这个16字的标准。在当时无经费、无图书资料、无出国考察条件下，一个人要完成两门学科研究任务，显然有些难度，可我还是知难而进。30年后的今天不妨来盘点一下本人已出版的成果，（论文除外），有专著2部、波斯文学译著7部、美国文学长篇经典译著8部。

由此可见，我到了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我的东方文学译著不仅还在继续出版，从数量上看也不算少。但是我的主要精力却侧重在美国文学。对于美国文学，我觉得，首先要译介的，是在美国文学史上有定评的、在国内长期是空白的、但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可资借鉴的经典名著，即便是长篇巨制也无妨。

不言而喻，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缺乏固有的历史文化底蕴，常被欧洲人诟病。所以，长期以来，美国的文学在欧洲好像是抬不起头来似的。直到1930年，美国有一个作家叫辛克莱·路易斯，他打破了零的记录，他在美国作家中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他的成名作《大街》一直风靡世界，但是我们建国后还没有人翻译，我觉得就要赶紧填补这个空白。要知道《大街》这本书初版以后，一年里头重印了28次，曾被誉为“20世纪美国出版史上最轰动的事件”。“这一个历史性事件，将美国文学提到世界最高标准，并使全世界承认美国为世界强国之一。”（马克·肖勒教授评语）随后才出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学的繁荣时期，诸如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等一大拨美国作家相继成为诺奖得主。

翻译之前要有“腹稿”

晓虹：《大街》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它的呢？

潘庆舲：70年代末。我开始翻译这本书。这本书可不好翻译。

晓虹：为什么？

潘庆舲：因为这个作家擅长用讽刺手法来描绘美国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刻画各种人物心态特征。路易斯是美国很有名的讽刺小说家，小说里面的俏皮话很多，我要特别用心，反复琢磨。所以，我除了熟读原著以外还看了好多参考书，碰上个别疑难问题，我请教外国教授，好歹把它翻译出来的。70年代我住的是一间半房子。我在这个半间房子里，我的两个子女一人一张床，我在中间放了一个书桌，我就在那上面翻译《大街》，晚上等他们入睡以后，我便分秒必争地翻译。

晓虹：当时翻译了多长时间？

潘庆舲：我翻译了两年多。

晓虹：中间肯定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审校和修改。

潘庆舲：我审校修改的时间蛮长的，两年多了，应该说，我出手还是比较快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以前，我是肯定不会开译的。一般地说，我翻译的时候，基本上心里已有个“腹稿”，哪怕是译出了初稿，我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进行修改润色。

晓虹：您说有一个腹稿，您在开译之前还会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潘庆舲：我是学文学的，你也是学文学的，你知道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作为译者，你要设身处地像作者那样情景交融，全身心投入到小说当中去。

晓虹：那样才能体会到作者的感受。

潘庆舲：是的，首先你要真切体会作者当时那样的情境。所以，有的时候，在外人看来，你也像书呆子一样入了迷似的。这时对我们译者来说，端的是其乐无穷。当然，难也比较难的，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出来才好。

创作比翻译好办

晓虹：在您创作的当时有没有很纠结的时候？

潘庆舲：不过，我觉得创作反而好办。创作为什么好办，因为创作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如无把握，完全可以躲开，另辟蹊径，文学翻译可不行啊，它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直面异国的风土人情，可谓包罗万象，无奇不有，碰上难点，躲都躲不开，绝无退路。你就是要迎难而上，你就是要破谜解惑。“一名之立，踌躇旬日。”为了找到合适、妥帖、恰到好处的字句，整日价寻寻觅觅、字斟句酌，反复琢磨推敲。原文有时过于简洁，译文如不增字很难达意，有时又过于繁杂，译文只好删繁就简，以便一目了然。有时甚至从梦中偶有所得，立时披衣而起，抢时间写下来，唯恐这一点点灵感转瞬即逝，直到此刻，心里方才感到踏实。

书中有的句段苦思好半天，乃至于好几个月都有。有的书印出来以后，自己觉得还有遗憾。以后再版的时候，我还得再改一下。

比如《大街》，我翻译的第一部美国长篇小说就是《大街》。包括《大街》在内的路易斯切中时弊的小说，已被公认为当代美国盛行的“政治小说”的滥觞。而从拙译《大街》面世以来，我国当代作家或多或少受到启发，纷纷推出以街巷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简直不知凡几。连“大街”这两个字，各种英文词典里都已收录进去。小说《大街》里边批评的就是遍及当时美国大大小小城镇存在一种比较庸俗的文化，收入词典里面去，成为以保守、狭隘乡土观念与实利主义为特征的庸俗市侩文化的同义词。

你要是有兴趣，不妨去翻一翻牛津版的美国文学作品，或者剑桥版的美国文学词典，你会发现，“珍妮”、“嘉莉”等文学典型都有条目，你说这些人物，塑造得该有多么生动、逼真、吸引人。比如说珍妮，她一生命途多舛，一个外来妹，她的遭际那么坎坷，催人泪下，但是她真不愧为一个平凡中见伟大的美国女性。关于这一本书，美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批评家亨利·门肯，他说：“除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部顶峰作品以外，《珍妮姑娘》就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部美国小说。”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开头被当时美国社会所不容，也是禁书，反正我翻译的好多书不知怎的都是禁书，但经过历史检验被证明全是好书。《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可简称《哈克》，现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本书，从美国的小学、中学、大学，都被选作教材，乃至于成为美国大学攻读硕博士学位的论文课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认为，美国人自己的血统里或多或少都有哈克的基因。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主人公哈克，他那完美的心灵——对人毫无敌意，对朋友极其忠心，对残暴与虚伪深恶痛绝——往往令人为之心仪。特别是哈克善于情急生智，临机应变，而且精明强干，思路清晰。哈克的最可爱之处，我觉得是作者写到哈克面临良心的发现，良心的挑战时的章节，即在最后关头哈克决定不把他的好朋友里人吉姆出卖。所以我读到这样的好作品，心里也久久感动不已。要是连我自己都不感动，那我也断断乎不能绘声绘色地翻译出来。

美国也有打油诗

晓虹：翻译了这么多的文学作品，您用中文的笔触也塑造了这么多的人物，您最喜欢哪一个呢？

潘庆舲：我就觉得哈克是不错的，我觉得哈克这个人物，从我翻译过程来看，很下工夫，开译之前看了好多有关参考书，还非常顶真地做了好多好多译者注。

这本书早先有人翻译过了，马克·吐温是一位讽刺艺术大师，所以他写的东西十之八九是很俏皮的，充满讽刺、机智、诙谐，有时令人忍俊不禁。我历来就有一点想法，翻译家一定要有好几副笔墨，方可应对裕如。我首先要根据外国作家的原著基调（来下笔），原著是讽刺的，俏皮的，我翻译出来也是俏皮的，讽刺的，意思不差。外国作家的笔墨是平实的，清新的，恬淡的，比如说梭罗的《瓦尔登湖》，它在抒情状物时并不老是讽刺的笔调，虽然里边偶尔也有一点讽刺，这就要求你的译笔尽可能做到清新、酣畅、飘逸。

也就是要译得比较恬淡，漂亮，潇洒，经得起读者细细品赏。马克·吐温是讽刺艺术大师，特别是他《哈克》这部小说里边写了几首打油诗，——由此可见美国也有打油诗，——可是我们有一位老教授，译到这儿却不明底里，你看，他把英文打油诗翻译成什么来着？哈，哈，译成中国古诗中的七言律诗，工工整整，规规矩矩。并不是说他英文不好，没有这个水平，翻译得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原来是英文打油诗，你怎么好翻译成中文七言律诗这个诗体形式。所以，我翻译的时候就只能依样画葫芦地翻译成中文打油诗，总而言之，硬是要还原它本来的面目。你看，我们翻译家是不是就像戴了一副镣铐在跳舞，既要踩准舞曲节拍，可又不好乱了舞步，多难。

晓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您翻译的感受吗？

潘庆舲：我的根据是什么，原文，白纸黑字，他上面怎么说的，我怎么把它用好的中文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出来应该是“恰如其分，不折不扣”。所以，有人说翻译家应该有自己的翻译风格，我基本上不太理解。作为翻译家，你要根据外国作家原著是什么风格，你务必把他的风格能够恰如其分，不折不扣地用中文翻译出来了（如果能传神，当然更好），我觉得这也许就是翻译家应该具备的所谓翻译风格。

来源：腾讯嘉宾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