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瓦尔登湖》
晓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翻译《瓦尔登湖》的过程吧，有很多的读者特别喜欢这本书。
潘庆舲：《瓦尔登湖》这本书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念过一些片断。40年代末，诗人徐迟先生就翻译出来了，谅他那个时候也还不过是30多岁吧，能翻译出来，我觉得很不简单。我的评价是这样的，叫“功不可没”，反正他很有才气，50年代我还有幸见过他两面。我历来很尊重他。
后来，季羡林先生任主编的《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编委会诚邀我重译（这本书）。我说，坊间已有那么多中译本了，我根本不想重复，每回我总是婉言推却。可我推了又推，总是推不掉，他们说现下中译本都不理想。
推不掉，我就只好勉力为之了。开译之前，我照例做了好多准备工作，看了好多文学史料，看了有关作家的评传，也看了他有关创作的论述……他短暂的一生最出名的就数《瓦尔登湖》这本书。我认为他是崇尚自然、倡导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始祖。这可跟我以前翻译小说不一样，这是纯粹散文，而且享有“散文诗”的美誉。不言而喻，他写的东西活脱脱跟散文诗一模一样的。我主要根据他这个特点，首先要吃透他的原文，参透他的原意，我觉得梭罗对我国先秦贤哲思想情有独钟，在书中旁征博引孔子、孟子经典有九次之多，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仿佛依稀看到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余韵。这恐怕就是《瓦尔登湖》的神髓所在。因此，作为译者，我也要与之相应用比较好的文笔把它翻译出来。
所以，很多人看完拙译本之后感觉比较清新、酣畅，富于韵味。这是因为我译经典时，始终不忘叶圣陶先生名言：“好的文章可以朗诵。”我想，一部好的文学译作，必然也是声情并茂、形神兼备，具有动人的魅力，从视觉上、听觉上会激活人们的审美情趣。所以说，我历来对译作中几乎每个句段都十分在意，力求琅琅上口，念起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记得50多年前，写《红旗谱》的大作家梁斌亲口对我说：“作家就是要有丰富的词汇，越多越好，要像资本家那样，口袋里掏出来有的是钱，有各式各样的钱，美金也有，什么都有。”其实他是强调创作中词汇要特别丰富。在这方面，我深受他的影响。50多年以来，我一边认真读书，注意积累词汇，一边在译作中词汇用的也是比较丰富而又恰到好处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译文中老是重复使用这几个中国词汇，难免令人生厌。我在不违背它原意的情况下换用另外的中文词汇，同样也表达这个意思，关键就是要用到恰到好处，你说是该不该，对不对？
晓虹：应该的。
潘庆舲：《瓦尔登湖》，我大概2005年开始翻译，04、05年做准备，2006年翻译了一年多，20多万字翻译了一年多了。
单是翻译这本书章名，就够你煞费苦心哩。第一章，英文叫“Economy”。大家都知道“Economy”译成中文“经济”两个字没有错，徐迟老先生带头翻译成“经济篇”。好了，跟风的人亦步亦趋全都是“经济篇”。那么，这一章究竟什么意思呢？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他之所以入住瓦尔登湖畔，是要探索生活的真谛，思考人与大自然这个重大问题。尽管当时美国城市生活已经很富裕了，他还是要到乡村去住，亲自动手，在湖边搭了一个小木屋，用的料都是旧的，砖头也是旧的，沙子是从湖里边弄起来的，……他在头一章里讲的就是精打细算这个过程。你看把这个译成经济篇，对这部富有诗情画意的散文诗《瓦尔登湖》来说，岂不是有点儿大煞风景吧。这里也不妨考察一下这个字源怎么来的。“Economy”中“Eco”字头原本是希腊文，就是有“持家”“管理”的意思。从管理这个层面延伸开去，就变成“经济学”，在英文中叫做“Economy”。实际上, “Economy”还有一个意思：精打细算，你会勤俭过日子，用英文来表达就叫“economical”精打细算。
所以，我就把第一章译成了“省俭有方”。这个过去从没有人翻译，但是我觉得我在中英文表达上可以说天衣无缝，契合原意。在翻译《大街》人物对话中就碰到了“economical”这个字，过去也有人硬邦邦地翻译了，但是我却译成“精打细算”，得到了著名外国文学评论家的好评，说我译成“精打细算”，自然而贴切，真的参透原意，而且译得妙，凸显译者的巧思。
书中还有一章是“Sounds”翻译成中文“声音”，自然也没有错。作家梭罗是在乡下，听到刮着大风，雨声、鸟声，野兽的吼叫，还有各式各样的声音。一部散文经典名著倘若把“Sounds”仅仅翻译成“声音”两个字是不是太苍白了，太无力了吧。我猛地想起来，作者是在洗耳倾听浩瀚大自然发出的声音。我们中国汉语里边恰好有两个字——“天籁”，我先不用这个“天籁”，我用“闻籁”，唐代大诗人常建曾写过“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声”的名句。过去我念过不少古诗词，这时心有灵犀一点通，好像忽然间悟到了。
还有一章有人译“往昔的居民”或“旧居民”，可你要知道，作者是非常关注原生态的，通常社会学家使用的是专用名词“原住民”，所以我也就译成“原住民”，依我看，这样翻译是恰如其分的。
还有一章有人翻译为“禽兽为邻”。我想，读者听听都有点不寒而栗了，禽兽怎么做他的邻居呢？我脑子里面禁不住想起来了还不如译成“鸟兽若比邻”，这对中国读者来说不就更加喜闻乐见吗。
当一个“好”的翻译家不容易
晓虹：通过您刚才说的，我的感触特别深，要做一个好的翻译家，第一要有严谨的态度，再一个知识储备也要非常的丰富，否则的话很多事情就会闹笑话…
潘庆舲：是的，你可说到点子上了。从事文学翻译要求可不低。首先，中外文俱优。一是主译外文越精通越好，别种外文兼通得越多越好，二是文学修养、感悟禀赋与表达能力越高超越好，三是还得具备类似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积累，最好就像中外土洋、无所不知的杂家似的。临到动笔开译时，就跟创作一样也要有激情，我有的时候就全身心投入到书里面去了，所以，我的老伴说我忘了吃饭了，忘了做别的事情了，等等。反正只有心不旁骛，才能译好书。
《瓦尔登湖》原文中有“the ninth part of a man ”这么一个词语。我们三位翻译家里头有两人都硬邦邦地逐字直译为“一个人的九分之一”，你说说，人们读到这里不是一头雾水那才怪呢？可是，更有意思的是第三位翻译家干脆译成“位居人类老九”——简直差点儿与“臭老九”如出一辙。读者禁不住要问，其英文词儿分明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美国社会生活惯用词，怎么会一下子跟我国特定“四人帮”时期流行的贬义词混为一谈呢？显而易见，问题出在这三位翻译家个个都是习惯于望文生义，想当然地硬译出来，成为译文中的硬伤。其实，原文中难懂、不懂、吃不准的词语在所难免。但凡有责任心的翻译家碰上类似难点，只要稍微细心些、勤快些，翻检一下各种英文词典，上述“一个人的九分之一”乃是英美人对“裁缝”的贬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晓虹：看到这样的情况，您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很气愤吗？
潘庆舲：我不气愤，不过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有些人还是很有名气的。我觉得，作为译者，你千万不好偷懒，要勤读书，勤查考，勤思索。这个才行。特别要记住，切忌望文生义。
晓虹：一定得要严谨。
潘庆舲：比如说，徐迟先生的译本，如果说还有什么缺失的话，那毕竟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今天，我们对前辈作家也万万不可苛求了。问题是：有时候徐迟先生出了岔错，好多人也跟着出岔错，这个就太不应该了。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我的译作一点儿都没有错。不过我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总会有疏忽的，或者学得不够的，感悟得不够的，也有好多好多，我希望听到你们批评性的意见。
我的中译本不断重版，就是最大的激励
晓虹：翻译家很多时候都是隐身在幕后的，可以说是在默默地为他人在做嫁衣，把国外的作品引进来，然后把它翻译成大家通俗易懂的文字，但是很多人可能只能记住这个作品的名字，记不得您的名字，那个时候您的内心会有失落吗？
潘庆舲：我倒没有什么，我只要把经典名著翻译出来，广大读者爱看，那我已经很满意了。所以，我觉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有好多书是不断在重版，不说是畅销，也是常销的，经常是热销，不消说，我已经感到莫大欣慰了。当然咯，跟1949年以前不一样，那时，我们年轻人在读一本书时，既看原著作家，也要看是谁翻译的，所以我们都记住好多翻译家的名字。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外面的引诱力太大了，翻译家的名字不起眼，那也不足为怪了。当然，我总觉得，我毕竟圆了我60多年前上大学时立志译书的梦，我倒不计较了，也不在乎。
反正我觉得自己有好多中译本不断在重版，跟广大读者娓娓而谈就是对我最大的激励了。
还有，我常常念叨《后汉书·张衡传》里两个名句：“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有的时候，眼看着我笔耕不辍的产物——20余种译著却有60个左右不同版式、不同封面、不同风格、不同色彩的样书，端的是洋洋大观——此时此景，仔细想想，你说说，是不是堪慰平生。
翻译的艺术本无止境的，我愿意全身心扑在这上头，我希望有更好的译本出来，而且，我觉得好多世界名著也应该有各种不同的中译本，同时并存，斗艳竞秀，因为各个译家的理解毕竟不一样，译品也随之各有千秋，相信广大读者独具慧眼。我深知西方文学，像希腊荷马的几部作品在英美几百年来就有好多不同的英译本。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在英美也有各具特色的英译本。你说，是不是也可以百花齐放，各领风骚嘛。
就拿我重译《瓦尔登湖》个案来说，没承望会出现始料所不及的事情。尽管译竣后，我依然觉得并不十分满意。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于2007年6月首印后，未几即告罄，赶紧在2008年3月再版。据悉，拙译《瓦尔登湖》在北京反应特别好，其质量在当当网上被评为5个红五星，乃是读过原著众多中译本后的网友作出的定评。他们说“这个译本非常不错”，是“至今为止读到的最牛的散文”，“读来令人叫绝，”又说“现在这个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的时代，读这本书真的是特别好的选择。《瓦尔登湖》留在我们心里。让它成为我们的新的桃源吧！”（摘录2008.2.14.当当网）随后，北京等地好几家大出版社都争着出书。据说某某大型典藏丛书中惟独三本书一路疯销，里头有一本即是拙译《瓦尔登湖》。
这可不由得让我频频暗自纳闷，真是感慨万千。试想，在当前很不景气的图书市场上，一部经典译著被五、六家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印造——这在我半个多世纪译述生涯中尚属罕见。你看，西谚说得好：人活着不是仅仅靠面包。说到底，精神食粮——也是圆颅方趾断断乎少不得的。明摆着好的外国文学经典及其匹配的译作，普天下男女老少都爱不释手，你说，可不是！？
偷火的普罗米修斯
晓虹：远在1948年，您在大学研修外国文学，就立志为国人译书。就是从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算起，到现在也已有55个年头了。在您的生命当中，翻译占了什么样的地位？您又是怎么样评价自己的呢？
潘庆舲：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翻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翻译事业如果说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唐代高僧玄奘译经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对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国学术文化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我们常常说，翻译乃是沟通世界文化的桥梁，如果说没有翻译，马克思的伟大思想恐怕都传播不到中国来，可见翻译重要性也许并不逊于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偷火种。我们从外国引进的是要有益的、优秀的东西。我的看法引进来的应该是学术文化中的精品，是精华。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坚持选择经典、名著（来翻译），如果说我要搞流行的东西，我敢说，半个月翻译完一部时髦小说，没问题。但是这类事我可断断乎不干的。我一定坚持要译精品，拿进来肥料、清水来浇灌我们中国的文学艺术的事业，我决不能拿来糟粕垃圾，快餐之类破货，反正跟这些东西绝不沾边，这是我译书的原则，也算是我译书的底线。
晓虹：您获得伊朗总统亲自授予的最高总统奖是在什么时候？
潘庆舲：2000年6月
晓虹：这个奖项给过中国学者、教授吗？
潘庆舲：因为我国跟伊朗正式建交以来关系一直很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也很频繁。当时，伊朗总统哈塔米认为要亲自给为伊中学术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学者颁奖，这个奖叫做“杰出学者奖”。多半因为我从50年代就开始翻译介绍波斯古典诗歌、现代小说、人物传记、故事传说、历史著作等等，余外，我还写了两部专著：《郁金香集》（实际上是波斯古典诗歌发展简史）与《波斯诗圣菲尔多西》。我写的书《郁金香集》出版以后，伊朗学者、教授巴赫蒂亚尔博士等在德黑兰的文学杂志上写文章评论过。德黑兰大学校长邀请我访问伊朗，我参加了纪念菲尔多西史诗竣稿一千周年世界大会，宣读了我写的题名《菲尔多西在中国》的论文，并给大会赠送了我的部分译著，还有我手书《中古诗坛主、伊朗民族魂》的一个镜框。这些情况，想来他们也都知道。最主要的原因，也许伊中双方觉得建国后是我率先译介波斯文学，“有开创之功”（季羡林先生评语），所以也把我列入获奖名单，其中还有张鸿年、叶奕良、曾延生、元文琪、张晖、邢秉顺（邢秉顺曾做过我国文化部对外联络司司长）等人。他们多半是北大60年以后开始培养的头一批第一流波斯文专家、教授，如今也都年逾古稀了。我认为，他们为中伊学术文化交流确实做出了更多的贡献。
晓虹：谢谢您！
潘庆舲：我也非常感谢腾讯网对我的关心。是的，我几乎一辈子跟外文打交道，跟文学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个中甘苦，我自然深有体会。最重要的一点，深感我们汉族语言文字该有多么生动活泼，多么丰富多彩，多么富于灵气与魅力！看来在参透原著的旨意基础上，只有极其娴熟地掌握好我们母语这一强大武器，方能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使外国文学作品转化为译苑中的极品。当然，也有人强调文学翻译即是再创作，看来此话倒是不假。我认为，一篇好的译文，至少从文字层面上说，必然是经过千锤百炼后的呕心沥血之作，一望可知，是在苦苦追求文采斐然，“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有时候我暗自寻思，文学翻译真的好难，好像披沙拣金，正如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浪淘沙词中所形容的“千淘万洒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模一样，至少我在毕生翻译实践中常常将这两行诗句奉为圭。
临了，我可要再补充声明一下，我有自知之明，“大师”这个头衔份量很重，实在愧不敢当。记得20 多年前《文学报》头版刊出题名《心织笔耕永不停息》的访问记中，我曾经自喻为译苑中闲不住的老园丁，哪怕是在耄耋之年，今天我依然故我，乐此不疲。
谢谢大家。
来源：腾讯嘉宾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