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乃大道

   去年9月，沈谦先生在《幼狮少年》上评析我的散文，说我“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偶尔伸出第三只受写评论和翻译”。沈先生在该文对我的过誉愧不敢当，但这“偶尔”二字，我却受之不甘。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迄今我已译过十本书，其中包括诗、小说、戏剧。去年我就译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和《土耳其现代诗选》；欧威尔的《一九八四》竟成了我的翻译年。其实，我的“译绩”也不限于那使本书，因为在我的论文里，每逢引用英文的译文，几乎都是自己动手来译。就算都译错了，至少也得称我一声“惯犯”，不是偶然。
    作家最怕江郎才尽，译者却不怕。译者的本领应该是“与岁俱增”，老而愈醇。一旦我江郎才尽，总有许多好书等我去译，不至于老来无事，交回彩笔。我心底要译的书太多了，尤其热衷于西方书画家的传记，只等退休之日，便可以动工。人寿有限，将来我能否再译十本书，自然大有问题。不过这豪迈的心愿，在独自遐想的时候，总不失为一种安慰。
    翻译的境界有高有低。高，可以影响一国之文化。低，可以赢得一笔稿费。在所以稿费中，译稿所得是最可靠的了。写其他的稿，要找题材。唯独翻译只需具备技巧和见识，而世界上的好书是译不尽的。只要你不跟人争诺贝尔奖的名著或是榜上的畅销书，大可以从容译出你自己重视的好书。有一次我在香港翻译学会的午餐会上演讲，开玩笑说：“我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取悦大众；写书评，是取悦朋友；翻译，却是取悦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