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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逝世:翻译是把中国的文学之美传给世界
许渊冲逝世:翻译是把中国的文学之美传给世界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21-6-18
 

6月17日上午,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2014年,许渊冲先生摘得国际译协首次颁发给亚洲作家的“北极光”文学翻译奖。当年接受本刊采访时,93岁的他身材瘦高,来了客人,总是身体前倾,侧着头听人说话,专注的神情里完全没有诸多学界同侪评价的“狂气”。不过话题一旦涉及翻译,他总有毫不遮掩的骄傲:“如今做翻译的人很多,把外文翻成中文很容易,可把中文诗词翻译成外文要难上十倍!像我这样把中国诗词同时翻译成英文、法文的,还有谁能做到呢?”

“翻译是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这是许渊冲常挂在嘴边的话,因此他的翻译最终也是要求“美”。他曾表示,争议、批评或者荣誉改变不了他的生活重心:“我不管他们,我也根本不去想自己多少年纪,日子怎么过去。我就是七十年如一日,还跟以前一样做翻译,如今只想着我还有多少本莎士比亚要翻。”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33期)

文|周翔

退休20多年,许渊冲保持着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早上9点多起床,吃完早饭后看看书报,如果有客人来,就同对方聊聊天。吃过午饭后睡一个很长的午觉,傍晚出门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算是锻炼身体。晚上是他工作的黄金时间,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旁人看来这是项浩大的工程,他却信心勃勃:“那没关系,我每天都坚持译几页,总能完成的!”老先生手往上一挥,干劲十足的样子。

2014年8月,许渊冲获得了国际翻译联盟颁发的“北极光”文学翻译奖,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来访者也骤然多了。他身材瘦高,有些耳背,来了客人,总是微微地佝偻着,身体前倾,侧着头听人说话,专注的神情里完全没有诸多学界同侪评价的“狂气”。不过话题一旦涉及翻译,伴随着他铿锵高亢的大嗓门的,就是毫不遮掩的骄傲:“如今做翻译的人很多,把外文翻成中文很容易,可把中文诗词翻译成外文要难上十倍!像我这样把中国诗词同时翻译成英文、法文的,还有谁能做到呢?”

诗译英法:“不忠实的美人”“你把双关语译得太实,有血有肉,太形象化,似乎未能传达原句似是而非的意味。但原句确乎无法译,正如西方人说的:‘美丽的妻子不忠实,忠实的妻子不美丽。’你的译文就是一个不忠实的美人了。”

许渊冲细心地保留着一札钱锺书的书信,那是80年代他向钱锺书请教、讨论诗歌翻译的往来信件。钱锺书是许渊冲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时的老师,深为许渊冲所敬重。“他说话总是很有趣,妙语连珠。”这封信里,钱锺书把许渊冲的译文比作“不忠实的美人”,源于许渊冲将自己英译的古诗寄给钱锺书点评。古诗中充满双关隐喻,许渊冲觉得翻译成英语时,必须将引申义表达出来,这样才能真正被外国读者所理解。“‘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里的‘晴’也是‘情’,这一点要在译文中体现出来,我后来把它译成‘若问有情或无情,试看天晴不天晴’。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我翻译的时候也把‘丝’和‘思’都翻译出来了。”许渊冲说。

翻译诗歌,几乎是公认的翻译中最大的难题。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认为“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直言诗的不可译,钱锺书在信中也曾以此与许渊冲讨论,然而他显然是鼓足了“偏向虎山行”的劲头。年过九旬的许渊冲有着格外清晰的记忆力,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把中文诗翻译成英文,是在1939年翻译林徽因纪念徐志摩的现代诗《别丢掉》,那时候他还是西南联大外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他后来从事诗歌翻译,却等到几十年后,出版诗歌译本,则到80年代了。

1943年,许渊冲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1948年去欧洲留学,1950年取得巴黎大学文学研究院文凭回国任教。先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后来调到位于北京西郊香山下的外国语学院教书,这是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学校,学生是军事学员,教师也入军籍。朱曼华是当时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他记得那时候老师和学生都要穿军装,管理非常严格,气氛也不松弛。“反倒是上课时还好一点,不那么紧张。许先生嗓门特别大,声音高,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都能听得清楚。一上课,就像在跟学生聊天、喊话一样,加上他说话自信,口吻总是很肯定,就让人觉得很信任。”

许渊冲在这里认识了现在的夫人照君,两人于1959年结婚。外国语学院1960年迁到张家口,1972年又搬到洛阳,许渊冲和照君就随着学校迁徙。许渊冲50年代翻译出版了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和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后来政治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许多文学著作受到各种批判,翻译的条件逐渐失去,“翻译就跟割韭菜一样,刚长了一茬就被割掉了”,照君说。

许渊冲不赞同用散体译诗,觉得没有美感,坚持要用韵文。他觉得散文体《毛泽东诗词》翻译得不好,于是把自己用韵文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寄给钱锺书、朱光潜。朱光潜回信称“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作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这让许渊冲很受鼓舞,“要知道当时的译坛是分行散文一统天下”。然而钱锺书回信把许渊冲的译本比作“有色玻璃”,认为翻译时较原诗有过多发挥:“有色玻璃的翻译会得罪‘译’,无色玻璃的翻译又会得罪‘诗’,两害相权择其轻,只好得罪‘诗’而不得罪‘译’了。”尽管敬重钱锺书,许渊冲却不赞同他的意见,回应称“如果把美的诗译得不美,那不可能算是存真”。“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里面谈过,读林纾的译本,觉得有吸引力,甚至好过其他一些比较‘忠实’的译本。这说明钱先生理智上求‘真’,情感上爱‘美’,这就是他的矛盾。”1983年,许渊冲从洛阳调到了北大,跑到中国社科院去找钱锺书,双方为了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辩论不已。“钱先生最后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许渊冲直指钱锺书有“矛盾”,而他自己则“不矛盾”。清华大学的教授余石屹是许渊冲80年代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许渊冲留给他的印象明快直接:“他心中的判断很明确,总有一个较好的翻译和一个较坏的翻译,不会认为无法比较。那时候他给我们上文学翻译课,有同学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译法,他会很喜欢和人争论,可以一讲就讲上一节课,很坚持自己的译法。”许渊冲的这种态度和许多同事形成对比。桂裕芳是北大外国语学院的法语教授,80年代末,南京译林出版社组织了一批学者翻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其中有许渊冲和桂裕芳。“一共14人,分工后两个人合译一卷,翻译之前开了几次编前会。”桂裕芳回忆,“大家只统一了人名、地名的翻译,但是风格和翻译观念上,彼此间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就完全无法统一了,最后就各自翻译自己的部分。我觉得翻译的高下很难判断,往往各有千秋。我自己是比较赞同忠实于原著的翻译的,但适当的发挥有时也需要,这里面就有个‘度’的把握,而这是很难统一意见的。”许渊冲把自己翻译的唐诗译本送给桂裕芳。“这是非常不容易翻译的。”桂裕芳说,但她并未对许渊冲的译本和前人译本做出高下的评价。“我甚至觉得诗就是不可译的,翻译的总没有原来的好,总会失去原来的味道情致。”

“有个有名的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翻译了晚唐的诗歌和庄子,很受认可,王佐良认为中国人不可能翻译得那么好。许先生不服气,跟我讲:‘葛瑞汉英文10分,中文5分,我英文8分,但中文10分,算下来哪个更好?我们为什么比不上外国人?’于是他专门写文章,指出葛瑞汉很多原文没看懂,翻译得很可笑,然后他自己来翻译李商隐。”

余石屹回忆,“而且,因为王佐良反对翻译古诗时押韵,所以许先生不喜欢王佐良。他就是这么直率。尽管争议很难有定论,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能说明问题的:西方以前有很多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有兴趣,翻译过中国的唐诗宋词、经典典籍,西方学界做研究时用的都是他们的翻译。而中国人翻译的中国诗,在海外到底有多大影响?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是不是被他们接受?目前看来,西方采用中国人翻译的书很少,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小说算是接受度很高的,可戴乃迭是英国人,还不能算纯粹的中国人翻译作品呢。所以说,要被欧美国家认可,这一点很重要,也很难。许先生在这一点上是不错的,他的译诗在国外出版了不少,有的被选进了大学教材。”

“红与黑”:翻译理论之争

因为担心许渊冲身体状况,夫人照君严格地控制着他每天接待客人、接受采访的时间,不让他说太多话,怕他太累。然而一旦涉及关于翻译的争论,许渊冲的声音就变得比平时更洪亮、更激动。他不多谈获奖的事情,却对每个来访者都要提起,最近《中国翻译》上又发表了一篇反对他观点的文章,作者不赞成他对李清照《乌江》一诗的翻译。

“李清照写‘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句话他们觉得我翻译有问题。”许渊冲抖抖索索地在书桌前的大堆书报资料中翻找,想要给听者看具体的内容。“‘不肯过江东’一句是有典故的,项羽兵败逃到乌江,跟随他的江东子弟都牺牲了,他不愿意渡江逃生。咱们中国人看得懂,可如果直接按字面意思翻译成英文,外国人哪里看得懂呢?为什么不肯过江东?这不是莫名其妙嘛。所以我后来翻译成‘不能对不起为他牺牲的江东子弟’。重点是‘过江东’的内容、含义,而不是字面形式。可他们又批评我不忠实于原文了。”言语之中,许渊冲有点生气,大约他觉得这样的批评他已经回应过很多次了,翻译的理念也已经解释过许多次了,他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反对。

许渊冲把翻译中的“对等论”视为自己的敌人,在他看来,翻译在两种语言之间,不可能做到完全对等,而中文和西方语言之间的对等更是困难:“西方国家的语言词汇之间90%可以对等,所以提出对等原则,但中文和西方语言之间能够对等的只有一半。不能对等的翻译,要么比它好,要么比它坏,那肯定要选择翻得更好的那个。”

1993年,许渊冲出版了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的中译本,这是重译得最多的一部外国小说,不同译本达十几种,前有赵瑞蕻、罗玉君、黎烈文等人的译本,1994年又出版了罗新璋的译本。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围绕着小说的翻译展开了一场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讨论。

时隔20年,许渊冲还是能清晰地举出当时争辩激烈的几处例子。“作品中有一处,按照原文直译是,市长高傲地说:‘我喜欢树荫。’赵瑞蕻就这么译的。可是我想,这么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市长为什么‘高傲’,‘我喜欢树荫’什么意思?结合语境,其实市长是在把自己比作‘大树’,可以庇护别人,因此他很高傲地这么说。所以我就把它这句话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他们就说这是你的过度发挥。”

小说中另外还有一处,写到市长夫人含恨而死,赵瑞蕻直译成“去世”,许渊冲不满意:“‘去世’给人的感觉就是正常死亡,不能表达出‘含恨’的意思。所以我译成了‘魂归离恨天’,这被他们批得不得了,说我抄《红楼梦》的。可《红楼梦》也是从《西厢记》里面借来的,这些都是伟大传统,我们要不要继承?”许渊冲觉得自己的方法是“意译”,符合艺术的原则:“翻译不是科学,科学的内容等于形式,文学是内容大于形式,言外之意很重要。”

“他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争,其实还是在他心中有一个好坏高下的判断标准。”余石屹说,翻译的背后是文学观念:“我们现在觉得一个文学作品会由于人的主观理解不同而不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面目。但在许先生那个时代,认为文学作品中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有这么一座城市,有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它们就在那儿,作者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它、描述它,英文也好,法文也好,中文也好,看哪种文字、哪种描述最合适、最好。比如巴尔扎克要表现‘贪婪’,他用的是法文,用中文翻译如果表达不出来,就要补充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许先生其实是赋予了翻译更多的创造性,希望译文比原文好,更生动。从这个角度也许能更好地理解他的翻译理念。从根本上讲,许先生是热爱中国的语言文化的,所以在翻译外国小说的时候试图让中文的表达更优秀,在把中国古诗词翻译成外文的时候又希望传达原语言的神韵。”“翻译是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这是许渊冲常挂在嘴边的话,因此他的翻译最终也是要求“美”。许渊冲爱“美”,从青年时代就可见一斑。他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引用大段自己当年所写的诗歌,不仅笔墨泼洒,描绘美景,还坦坦荡荡地记叙自己对好几个美丽的女同学的爱慕之情。一次,他和朋友吴琼、何国基、陈梅、万兆凤步行去黑龙潭,一路上谈起选择爱人的标准,大家提议用26条标准,每条标准用一个不同的英文字母开始。讨论半天后总结了“能力、美丽、性格、学业、平等、家世”等标准,其中许渊冲和吴琼最看重“美”,而万兆凤、何国基更重性格,“争论不休”。虽然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常与别人争论不休,争论过后许渊冲在别人眼中却“跟没事儿人一样”。译作《追忆似水年华》出版后,许渊冲把它送给不少师友,也赠给了与自己在翻译问题上各执一词的赵瑞蕻——他们曾是西南联大的同学——还在书上题了一句:“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事情经报道后又引发议论无数,成了许渊冲“狂傲”的又一佐证,而在许渊冲身边亲近的人看来,这就是许渊冲式的行事风格。

狂人日记

1996年,许渊冲出版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里面的大段往事靠的是当初保留的日记、信件,它们甚至被原封不动地放入书中。“人们这才发现他一直是这样一个‘狂人’,”朱曼华说,“当时有评论说他对于人情物理这方面,就像新大陆来的人。”许渊冲在书中毫不掩饰地记叙自己为了赢得老师或者漂亮女生的注意而踊跃发言;“大一”时与杨振宁同上第一节英语课,为了表现自己,抢着在叶公超教授面前用英语回答问题。许渊冲觉得这不过是真实记叙自己的状态和当年的故事,而在书中大量收录师长或者前辈对他译作的赞美,也是“名符其实”:“如果批判名实相符,那岂不是要人有实无名么?”

许渊冲1983年到北大,最适合的院系本来应该是外国语学院,却被安排在国际文化研究所(后来成为国际关系学院),给外交官们上课,讲中国文化,后来才给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上课。余石屹刚入学时,赶上学院里评博士生导师,许渊冲没评上。“学院里说许先生只有翻译,没有太多研究成果。这是他特别大的一个遗憾,我记得许先生当时挺生气。后来学校分蓝旗营的房子,因为一些人事上的问题,他没有分到,也很生气。”余石屹说许渊冲生气的时候并不少,“他和翻译界其他人有争论,杂志上登别人批评许先生的文章,而不登他的回应文章,他很生气,想办法要和人辩论。90年代冯亦代在香港批评他的翻译,说是‘耻辱’,他是‘千古罪人’。当时他不知道,等知道时冯亦代已经去世,也没法再辩论了,他也生气。但他有个好处: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生完气就没事儿了。他是一个向前看的人,心里面想着的、最重要的,总是他手头的翻译工作。”朱曼华看到许渊冲的名片上印着“遗欧赠美千首诗,不是院士胜院士”,觉得该谦虚低调点,给许渊冲提出意见来。“许先生毫不含糊,说我这都是事实啊。毛泽东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他给改成‘自豪使人进步,自卑使人落后’。有人夸他自信,也有人批评他太自负,各有立场。我后来想想,觉得他这种个性倒很有魅力,不假谦虚。”

2001年,朱曼华牵头组织了一场许渊冲的学术思想和成就研讨会,会后要把30多篇论文结集出版。为了展示多方面的意见,朱曼华打算把江枫等对许渊冲翻译有异议的学者文章收录进去。“许先生一开始不高兴,说收那些文章干吗呀!后来想了想,又同意了。”慢慢地,朱曼华发现许渊冲并不是不谦虚。“他是个尊重事实的人。别人比他强的地方,他都记着,也不怕说出来。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谁考试成绩比他好,表现超过他了,在他的书里统统都写。他跟我们都说过好多回,当初学英语时,杨振宁比他分数高。”

见到后学晚辈,许渊冲总喜欢说起自己的人生信条:“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一生就是孔子的这句话。学习到美好的东西,去实践它,去转化它,是多美好的事情。别人承认我也好,不认可我也罢,我是自得其乐。”言谈中少了一份狂傲自负,多了平和。然而话锋一转,他的语调变得铿铿的,那股劲儿又出来了:“但是对等派的理论,我是不能赞同的,我不能为了迁就他们违反自己的原则。现在可能很多人反对我,是因为我的主张和要求很难做到。如果按我提的要求,好多人当教授的、出书的,都不合格。不过我不管他们,我也根本不去想自己多少年纪,日子怎么过去。我就是七十年如一日,还跟以前一样做翻译,如今只想着我还有多少本莎士比亚的书要翻。”(感谢实习记者王紫掉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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