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许钧和刘云虹合作翻译的首部昆德拉传记《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于近日面世。许钧曾翻译过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无知》。有论者认为，昆德拉在中国已经过了最热的时候，甚至已经过时，不过，从1月15日晚新书分享会的火爆场面来看，昆德拉的读者并未减少，只是他们更加年轻了。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刘云虹、许钧 译

雅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2月

许钧说，疫情期间翻译昆德拉传记之际，他又重读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觉得昆德拉小说所揭示的有关人生的基本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说依然值得深思。“他说，人生只有一次，不能重来。对于生命，我们应该珍惜。他说，人生没有彩排。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在珍惜生命的同时，要激发生命的活力，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精彩。他的作品，启迪我们要把握生命的轻与重。我觉得这些启迪，构成了小说的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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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在中国，有两次热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少功和姐姐韩刚翻译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文学青年们疯狂地阅读昆德拉。到了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购买了昆德拉主要著作的版权，要根据昆德拉选定的法文译本来重新翻译，又掀起了一波热潮。

出版社找许钧翻译，但他思之再三拒绝了。当时“昆德拉热”方兴未艾，许钧既觉得这个作家不够分量，又觉得当时韩少功已经译得很好了，完全没必要再译。“我这个人有点怪，大家特别推崇、特别迷他的时候，我一般都比较冷静。90年代流行‘昆德拉热’的时候，我是保持了距离的，没有去追他。”许钧说。出版社劝他好好读一读再下结论，他在认真读了之后才认识到昆德拉的深刻性，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重译后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总印数近两百万册，轰动一时。其中一些翻译典故至今还有人议论纷纷，比如他将原先的书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成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故事。许钧解释说，他查找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发现昆德拉这部作品的核心词就是“存在”。他曾希望将书名改为“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不过出版社坚持保留“生命”一词。“确实，原来的书名太有影响力了”，最后他就做了一些妥协。

在许钧看来，韩少功是作家，对原作的文学性有深刻的理解与把握，在翻译中能调遣丰富的表达手段和优美的词语。而他自己的翻译原则是，“翻译以信为本，求真求美”。比如小说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偶然”，许钧将其直译成“偶然”，以保留昆德拉小说的哲学性，而韩少功笔下的“偶然”则有多重表达，不过许钧觉得原文不是那个味。当年他们还曾就这部小说翻译的差异和方法做过坦诚的对话，发表在《译林》杂志上。

关于文学经典的重译，许钧认为，翻译永远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而且不可能一劳永逸。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有自己的审美习惯、语言习惯，有时新译本的诞生也合乎时代需要。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来说，韩少功翻译的时候，有很多忌讳的词需要避免，而到了他翻译的时候，这样的词完全可以如实地反映出来。正是因为这种时代的不同，翻译出来的作品也会有所不同。

真正的文学翻译应该是一个“发现经典”或者“重新阐释经典”的过程。“译者中的新人要不断地推出新的翻译，而老者则眼睁睁看着一部作品离开，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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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昆德拉，勒克莱齐奥也是许钧翻译生涯中不能不提的一部分。许钧在法国留学时就读过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但感觉读不太懂，写法与他读过的传统小说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情节。直到1980年，南京大学的钱林森老师给他一本书《沙漠》，许钧一看作者名字——勒克莱齐奥，“不就是那部很怪诞的小说《诉讼笔录》的作者吗？”许钧说，打开小说的那一刻，他很担心《沙漠》和《诉讼笔录》一样，形式怪诞，难以理解。可是，随着一页页往下读，他读到了一个文字风格完全不同的勒克莱齐奥，小说的故事更是深深吸引着他。许钧认为这部作品很值得翻译，于是《沙漠》成为了勒克莱齐奥首部引介到中国来的作品。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评论小说的第一条标准就是思想内容。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关注非主流文明，有对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和物质主义的犀利批评。这一点许钧非常认同。不过，勒克莱齐奥小说表达的并不止于这一层面，他的诗意历险是深刻而持续的，其作品有着独特的诗性。

1992年，许钧又独立翻译了《诉讼笔录》，这时候许钧的文学欣赏与批评能力有了提高，对勒克莱齐奥作品的理解与翻译也有了可能。《诉讼笔录》中文版出版一年后，勒克莱齐奥夫妇在法国驻华大使陪同下来到南京，神交已久的两个人这才有了第一次见面。后来，勒克莱齐奥每有新作问世，都会第一时间寄给他。2008年，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奖，给许钧来信分享他的收获。

许钧坦言，翻译不同的作家和作品，心态上是不太一样的。“1986年，译林出版社邀我参加翻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觉得特别光荣，对他我有一种倾倒的感觉，很崇拜，感觉他小说的每句话、每个词、每个标点都有玄机，翻译起来，缩手缩脚。实际上，这种拜倒在作者前面的心态，是不利于进入原作的。”

对昆德拉，又是另一种心态。“当初出版社来找我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没有答应，认为昆德拉总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与我翻译过的雨果、巴尔扎克、普鲁斯特这样的大家相比，昆德拉不过是一个二流作家。这种心态，让我差点与昆德拉失之交臂。”

而对勒克莱齐奥，则倾注了更深的感情。“我跟勒克莱齐奥是四十多年的朋友，从1976年第一次读到他的书到现在45年了。他在中国的书，大部分是我翻译或是我的学生翻译的。勒克莱齐奥来中国教书，跟莫言的四次对话，跟余华、毕飞宇的对话，都是我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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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钧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叫《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翻译已不再是事业的范畴，甚而重于生命。从留校任教，到不断有译作、著作问世，再到推动翻译学科的建立，许钧将自己的人生之路与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因为翻译，他天涯存知己；又因为翻译，他人海里依旧孤独。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辈子一直在做也只做了三件事情：做翻译、教翻译和研究翻译。

“我是1971年上的大学，当时我是军人，一切都是听从指挥。我服从命令，进入解放军外语学院学习。我也服从命令，学习法语专业。我很幸运，军队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机会。不过，我也很努力，学习也罢，后来当教员、老师也罢，我都是做了最大的努力。”许钧说。

1976年，许钧被国家公派到法国西部的雷恩第二大学留学两年。昆德拉比他早一年到这所大学做研究，也上文学课。彼时昆德拉最为著名的作品还未诞生，国内对他的情况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之间除了同在一所学校之外并没有产生更多的交集。从中国，突然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感觉很复杂。好在他们去法国留学，是一个集体，有20来人，互相照顾，并不感到孤独。

机会来之不易，许钧格外珍惜，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注意搜集以前在解放军外语学院没有学过的新语法现象和生动的表达，对报刊和当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感兴趣，因为上面可以读到新词新表达。他渐渐地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慢慢有了翻译的某种欲望。

除了经典作品，他对法国当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文化现象尤其感兴趣，像萨特、加缪的小说，尤内斯库、贝克特的戏剧，还有最新锐的作家如勒克莱齐奥、图尼埃的作品，他都接触过。对法国太阳剧社的活动，他有过特别的关注。“我很喜欢，觉得他们的演出离观众很近，与观众有直接互动，觉得还真是用戏剧为人民服务，实在了不起。”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涉足译坛，到2003年推出35万余字的《翻译论》，数十年来许钧翻译出版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主编了《杜拉斯文集》《法兰西书库》《知识分子译丛》《巴别塔文丛》等译丛、文丛10多种，至今译作已逾800万字。

谈到文学作品的互译，中国在翻译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拉美文学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但这种全球化的努力似乎并不是对等，或者说存在强弱之分。面对这样的形势，许钧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学的外译与传播。他与法国学者和出版社联系，把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往外推介，如毕飞宇的《青衣》《玉米》，黄蓓佳的《我要做好孩子》等。他和同事密切关注中华典籍与中国文学的外译，还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外译进行批评性的探索。

对话

翻译有助于

发展文化多样性

读品：您是如何理解昆德拉的“作家人生”的？他是一个“介入型”的作家吗？

许钧：布里埃写这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那就是把昆德拉的写作与人生放在一起探究。昆德拉的人生，是写作的人生，也是探究人类存在的人生。我觉得，文学应该具有介入性，介入人的生活、介入人类的境况、介入社会。可昆德拉抗拒所谓的“介入文学”，是因为他觉得文学不应该“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他拒绝回归，是精神意义上的不妥协，美学意义上的不媚俗。

读品：最近几年的诺奖都颁给了不太知名的作家，而呼声很高的昆德拉迟迟未得，您觉得他能得奖吗？

许钧：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昆德拉确实是太有名了，他的文学成就也很高，我认为他能够，也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西方对于昆德拉作品的翻译与接受，甚至阐释是有所不同的。在早期，西方突出他的意识形态，中方突出的是昆德拉的文学性。昆德拉遭受了很多的误解，也许是误解太多，意见难以统一，才迟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吧。不过，他获得的重要文学奖很多，去年得了卡夫卡奖，很有象征意味。

读品：一种强势的语言，对于弱势语言的作家的作品，可能会采取一种暴徒式的态度，当遇到一些困难时，他可能会存在叛徒的性质。中国作家作品翻译到国外去时，命运如何？

许钧：翻译中确实有文化立场的问题。中国的文学翻译界在“五四”期间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尊重原作，忠实于原作。如今中国文学走出去，遭遇到了一些问题。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为了迎合读者，删改中国文学作品，仿佛理所当然。我一直认为，不要把为了利益的一时变通，当做永恒的价值追求。我们做翻译，要应该有伦理的坚守。没有尊重，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莫言就提出过，好的翻译，不应该是暴徒，也不应该是叛徒，应该是信徒。对原作有信任，有尊重，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出现具有再创造性的翻译经典之作。

读品：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了人人可感的震荡和变化。在这样的时刻，您如何理解翻译工作的责任？

许钧：翻译家们面临一个悖论：一面要消除语言的差异，一面要传达文化的差异，如果不能传达文化差异，根本的任务就失去了。人类面对疫情这个共同的困境，人心相通很重要，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与人心相通方面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先生为我写的《翻译论》一书题写了一段话：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我觉得很有启迪意义。

许钧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译有《追忆似水年华》（卷四合译）《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著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等。

来源：现代快报讯日期：2021年1月24日 记者：陈曦 文：牛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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