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profile

李家忠，1963年进入外交部，曾任亚洲司科员、副处长、处长，驻越南大使馆翻译、二秘、一秘，研究室主任、政务参赞。1994-1995年任驻老挝大使，1995-2000年任驻越南大使。
60年代李家忠刚参加工作时，外交部有一个司局级单位叫“翻译室”。那里集中了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五种语言的翻译人才，他们都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职责是专门为中央领导和部领导作翻译。

几十名学亚非语言的年轻翻译刚入部，还没有那么高的外语水平，再加上当时外交部的办公地点在东单外交部街，房子有限，翻译室容纳不下，于是部领导决定组建一个新的单位叫“翻译队”，划归教育司管理，并且在西郊魏公村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借用了一层楼，作为翻译队的办公地点兼宿舍。翻译队分成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组，东北亚组的组长就是后来担任过副外长的徐敦信，东南亚组的组长就是后来担任过全国政协外事局长的夏厚宏。

鉴于那时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尚未全面打开，一时没有太多工作可做，领导便把这些年轻的外交官送到国际广播电台实习，并想方设法把他们临时借到其他单位当翻译，借以增加实践的机会，提高翻译水平。李家忠说，过去几十年中虽没有成为专职翻译，但也参加过不少翻译工作，从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而这一切都是从翻译队开始的。

1964年是李家忠做翻译起步的一年，也是收获较多的一年：

1964年初

越南水利部长率团访华，为周总理作翻译。

1964年夏

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上，为越南代表团当翻译。

1964年7月

借到对外友协，为前来参加日内瓦协议10周年纪念活动的越南代表团当翻译。

1964年9月底

第一次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的国庆招待会，见到了毛主席。

1964年11月

借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张鼎丞检察长访问越南当翻译，并第一次见到了胡志明主席。

这一年李家忠还为谭震林、路定一、乌兰夫、林枫等领导同志和画家华君武当过翻译，由于工作关系，有机会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昆明、重庆、成都、西安、沿岸和都江堰等地，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

上世纪70年代，李家忠为邓小平和徐向前同志各作过一次翻译，之后主要是为两国陆地边界谈判和北部湾划界谈判作翻译，直到80年代初。

对于如何在外交部当好翻译，李家忠大使几十年来的工作体会是：
对所翻译的问题和中央的政策必须要有基本的了解。作为一名翻译干部，不管外语水平多高，因受专业知识的限制，都不可能胜任所有问题的翻译。仅就外交部来说，涉及的业务范围也十分广泛，政策性又很强，一个翻译如果不事先对所翻译的问题作一番了解，便很难完成任务。记得每有领导人的重要会见，翻译室的同志都要到有关地区司看文件，询问情况，弄懂所谈的问题，做好战前准备。一个翻译不可能把他不懂的问题翻译得很好。
70年代中越边界谈判期间，中方代表成员包括总参作战部和云南、广西外办的有关同志都集中在东交民巷42号宾馆。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我作为翻译要和全团一样阅读有关资料，参加谈判方案的讨论，待我方的每次发言稿写好后，要逐字逐句推敲，翻出初稿后，还要请有经验的老同志过目，才较放心。

由于谈判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有时为了准确翻译一个词，就要向专家多方请教。例如清政府和法国政府签订的界约，是由中文和法文两种文字写成的，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中文文本把界约称为“续议界务专条”，如何把“续议界务专条”这个词翻成越文，经过多次讨论均找不出准确、满意的翻法，为了不致翻错了意思，造成对我不利的影响，最后只得采取逐个字“直译”的办法，再用法语的convention作为注释。

要不断提高外语水平。对于一名年轻翻译来说，从不熟悉到能够胜任工作，有一个不断学习、锻炼的过程。出于国内外形势不断发展变化，语言也会随之不断丰富，不时会出现新的语汇和新的表达方法，作为翻译也必须及时跟踪这些语言的发展、变化。因此提高外语水平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必须不断更新，与时俱进。

从更深的层面说，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和总结、提高的过程，而提高的快慢，则主要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即使是水平很高的翻译，也仍然要不断学习。在这方面，有两件小事对我很有启发，或者说给了我很大刺激。
大约在90年代中，当时外交部还在东四附近的大楼办公。一次我去西楼7层西欧司办事，顺便走进了卫生间。只听见有人坐在马桶上朗读法文报纸。不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个人，原来是西欧司副司长杨桂荣。

还有一次是在1988年秋，我和部里部分同志跟随出席第43届联大的钱其琛部长前往纽约，为我代表团做些具体工作。一个周末，我常驻代表团组织我们到华盛顿参观林肯纪念堂。

当时在现场排队等候的人很多，我们一行便一边排队，一边天南海北地聊起天来。这时站在我前面的翻译室副处长傅莹，悄悄地向也在排队的美国人借了一张当天的报纸，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在大约40多分钟的时间里她一直在看报。

要注意扩大知识面。外交部的翻译工作虽主要是涉及外交方面的问题，但在宴会、参观等许多场合，宾主仍有可能谈及范围广泛的各种话题，固然不能要求一名翻译什么都懂，但如翻译的知识面宽些，肯定会有助于工作，否则便会十分被动。
要养成随身携带笔记本和作记录的习惯。在外交场合，有的领导同志能注意不把话讲得很长，这样翻译起来比较从容，但翻译本人不能要求领导和外宾每段话讲多长，因此必须快速记下讲话人所谈的内容，翻译起来才更准确、更有把握，不会遗漏。像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经常是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讲上10分钟，翻译要记下好几页纸，再回过头来逐句翻译。如不作记录，即使记忆力再好，也难于完整、准确地翻译出来。

再则，在驻外使馆，年轻的翻译经常会跟着大使、参赞作记录，自己必须担当起既做翻译又作记录的责任。有了准确的记录，回馆后才能准确、如实地向国内报告。

对于对方的讲话，如有没听清楚的地方，一定不要爱面子，而要当场请对方再说一遍，直到把事情弄懂为止。

现在很多大使、参赞外语都很好，年轻翻译虽跟随外出，但现场并不作翻译。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仍要精神高度集中，一方面帮助把双方所谈的内容记下来，另一方面如发现领导有听得不够清楚的地方，可随时小声提醒、补充，而不能认为自己没有翻译任务就心不在焉。

翻译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意识到翻译就是翻译，不要做超出翻译职责的举动。如有的翻译在把对方的话翻给主人之前，由于已经听懂了对方的讲话，就先做出频频点头的动作，或自觉不自觉地发出“噢噢”的声音，甚至如对方讲了几句好笑的话，自己就先大笑了起来，好像对方是在同翻译对话，弄得主人莫名其妙、很不自在。

我还见过外单位一位自认为很有经验的翻译，竟在翻译过程中当着宾主双方的面，跷起二郎腿，独自掏出香烟，用打火机把烟点着，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看上去十分不雅。

在有很多人参加的活动中，翻译不能把主人甩在一旁，直接同个人攀谈起来，那样会显得对主人极不尊重，更暴露出翻译自己缺乏教养和职业素养。

另外，在有记者拍照的场合，翻译要见机行事，既不要一味躲躲闪闪，也不要去抢镜头，做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

翻译既然是一个“工具”和“桥梁”，在工作态度上，翻译本人应该做到给高级领导当翻译和给一般领导当翻译一视同仁，甚至给比自己级别低的同志当翻译时，也能做到认真负责、满腔热情。

我见过有的年轻翻译，在他认为不重要的场合或没有重要领导在场的情况下，思想不集中。对方讲话后，他懒洋洋、慢吞吞地开口，对方讲了十句，他只翻出三四句，一幅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的样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思想修养和职业道德的问题。其实这样做对翻译本人没有任何益处，只会妨碍自己的进步和提高。在这方面，我亲身经历了一件事。

90年代初，我任驻越使馆政务参赞。当时国内派出一支十多人的修缮队到使馆做维修工作。一天有一位年轻的木工师傅找到我，问我能否陪他到医院泌尿科看病，并为他当翻译。我马上同意了。到医院后我才知道他的病情涉及个人隐私，他不想让使馆年轻人知道这些情况，才找到了我。我认真为他做了翻译，并说他让我去翻译是对我的信任，表示一定替他保密。这位师傅对我一再表示感谢。

我想，参赞给木工当翻译并没有降低参赞的身价；同样，翻译给领导人当翻译也并不意味着翻译就等同于领导人。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任何情况下给任何人当翻译都要满腔热情，体现出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才是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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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印支外交亲历》

作者 / 李家忠

文章转载自《外交官说事儿》

日期：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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