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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文学翻译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当我们谈论文学翻译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20-1-4
 

如今,机器翻译日益接近现实,不同语言间的零距离交流看似不再遥远。据悉,国外某网络公司曾推出一个翻译网络,准确率已高达86%。但就文学翻译而言,机器翻译即便能趋近准确层面上的“信”,却未必能做到“达”和“雅”。

什么是好的文学翻译?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糟糕的译文还是容易辨别的,就像一个喝醉的人挥舞着剪刀,剪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比如下面这段见于市面的《百年孤独》开头: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还无法忘怀,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么,很好的,和同样很不错的放一起呢?

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高长荣译)

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范晔译)

哪一段更好?

总体看来,范晔的翻译更“时尚”一些,深得当下文学青年的追捧。高的译本也很不错,两段译本看似不分伯仲,究竟更喜欢谁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据估计,中国每年的各类文学译本超过一百种,可谓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共识是,好的译本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在怀念李文俊的福克纳、汝龙的契科夫,草婴的托尔斯泰,王永年的博尔赫斯,傅雷的巴尔扎克……他们,这些翻译大师们,是真正做到了“信、达、雅”。
文学翻译环境“清苦”,很少有人用“爱”坚持

一部偶像剧《亲爱的翻译官》让翻译这个职业进入到大众视野。周游列国,出访于高端会所,游刃于名流大家,再加上“日进斗金”,许多人都对剧中高翻们的生活充满向往。

其实翻译哪有如此风光,尤其身处翻译金字塔顶端的另一批人——“文学翻译者”的生存状态却是另一番景象:“吃力不讨好、报酬低、不招待见”是翻译界共识。中国有出版商曾透露,付给译者的稿酬千字不超过 70 元。什么概念?现在中国县级的文学刊物稿费,也大多百元每千字了。(我们“大益文学”书系,千字千元,为全国之最。翻译作品亦开出了千字四百-五百的高稿费)即使是在美国,情况也大同小异:去年年底 Author Guild 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调查中仅有 7% 的人能够靠文学翻译所得的报酬养活自己。专职的文学翻译家数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对大部分译者来说,翻译文学作品并没有那么多“诗与远方”,更多的是时间紧、任务重、稿酬低的现实“苟且”。

文学翻译耗费大量精力,低报酬,削减了优秀译者参与文学翻译的热情,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很难像前辈那样一丝不苟了。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就从1980年2月开译《喧哗与骚动》直到1982年6月才将全书译出,他曾说:“在这两年中,这本书日日夜夜纠缠着我,像一个梦——有时是美梦,有时却又是噩梦。而最难译的是《押沙龙,押沙龙!》,那个时期,剪不断理还乱的长句便让人掷笔兴叹。我往往一天只能译一小段甚至一个长句,第二天再将之改定。”

随着杨绛、傅惟慈、汝龙等翻译大家的辞世,李文俊、荣如德等大家的力衰,“文学翻译的黄昏正在来临”。目前文学作品翻译人才凋零,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如今外国文学作品(我们仅以小说为例)的译作出版虽有所增多,但精品却愈来愈少。除上海的黄昱宁,北京的范晔,自由翻译家小二等后备,你能记住的中青年,还有多少?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在一次采访中给译者这样的建议:“中国的译者和德国的译者区别很大。你们的译者基本上是年轻的,基本上到了30岁以后不再翻译,如果一个人20岁开始翻译,他没有经验,语言水平可能也有问题,所以一个认真的翻译家不应该到了30岁以后停止搞翻译。”显然,在国内这样“清苦”的环境下,很少有人用“爱”坚持文学翻译一辈子。
翻译不仅仅是技术活,还是不断生成的过程

“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傅雷谈到文学翻译时,这样解释。“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而目前,人们对翻译普遍存在误解,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只要是学外语的,就能翻译。

对于文学翻译个人而言,许钧给出这样的建议,“要处理好文字、文学和文化这三个彼此有别而又相互关联的层面的关系。”我们在翻译研究中要力求克服“狭隘的、技术性的倾向”,不要停留于“文字翻译”层面的争论。如果文学翻译只停留在“技”的层面永远得不到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文学翻译能够给予文学创作什么样的支持,同样是译者必须思考的。

“翻译是一种文学的创造和思想的创造,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的过程中,在文本的背后隐藏着作者、读者。而且文学翻译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出版者、研究者都穿插在翻译的过程中。只有将这些综合联系起来,翻译的世界才真正打开。”(许钧)

然而,现在诸多译本经常遭到读者、原作者、甚至学术界的一片声讨,出版社弥漫的急功近利更是重要原因,“市场上扎堆出版的通常是销量有保证的世界名著,它们往往已经有大量现成译本,复译可以借鉴前人,难度大大降低。”许多“影子翻译”纷纷出现,抢占了真正好译者的空间。

这些蛮干者、急功近利之辈大大加剧了全行业的恶性循环。不过,文益君的心得是,像上海译文,人民文学这样的出版社的作品,还是有翻译保障的。除此之外呢?也许,真的一片哀鸿。
那些翻译大家留下的杰作与心得

汪涌豪曾在《什么是好的文学翻译》一文中强调:“翻译质量不断下降,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翻译大赛连续几届一等奖空缺,最大原因在于中文不能达意。与西语不同,中文更重视内在的语义生成。中文的灵活和意蕴多面延展性是西语做不到的”。

除去这些技术上的考校,更重要的是要在观念层面上确立,最大限度地遵从汉语的表达习惯。石黑一雄的译者郭国良,迈克尔·翁达杰《遥望》的译者张芸,契科夫的译者汝龙,博尔赫斯的译者王永年,前辈如傅雷、朱生豪、梁实秋、梁宗岱、夏济安、吕同六、冯亦代、梅少武等人已作出了很好的示范。再往前推,“林纾的翻译更显中国气派,可谓将汉语的特性发扬到淋漓尽致。钱钟书先生称赞他所译的《块肉余生记》好过狄更斯的原作”。

他还没到四十岁,可是已经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了。他结婚很早,当时他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如今他妻子的年纪仿佛比他大半倍似的。她是一个高身量的女人,生着两道黑眉毛,直率,尊严,庄重,按她对自己的说法,她是个有思想的女人。她读过很多书,在信上不写“b”这个硬音符号,不叫她的丈夫德米特利而叫吉米特利;他呢,私下里认为她智力有限,胸襟狭隘,缺少风雅,他怕她,不喜欢待在家里。他早已开始背着她跟别的女人私通,而且不止一次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一讲起女人几乎总是说坏话;每逢人家在他面前谈到女人,他总是这样称呼她们:“卑贱的人种!”

——汝龙译《带小狗的女人》

西奥多·萨瓦利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提到两条争锋相对的翻译方法:1)译文应该读起来像原文,2)译文因该读起来像译文。

很长时间以来,这两种翻译方式一直并存,很难说出哪种更好。1981年发表的《林纾的翻译》中,钱先生提出了“化境”说,他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这种精神人们常用“信、达、雅”来概括。傅雷则认为:“不妨假定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词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

他一生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三部。其中绝大部分是巴尔扎克的作品,而传世的十四部巴尔扎克作品中,又以《高老头》用力最深,达到了相当高度的“雅”;

文明好比一辆大车。和印度的神车一样,碰到一颗比较不容易粉碎的心,略微耽搁了一下,马上把它压碎了,又洁浩荡荡的继续前进。你们读者大概也是如此:雪白的手捧了这本书,埋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想道:也许这部小说能够让我消遣一下。读完了高老头隐秘的痛史以后,你依旧胃口很好的用晚督,把你的无动于衷推给作者负责,说作者夸张,渲染过分。殊不知这惨剧既非杜撰,亦非小说。一切都是真情实事,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者心里发现剧中的要素。

——傅雷译《高老头》

70后范晔翻译的《百年孤独》同样受到一致好评,人们评价他的译本:语句明快、简洁、诗意、流畅。在很多文学爱好者眼中,范晔翻译的科塔萨尔《万火归一》更加经典。在接受采访时他曾坦言,“一切所有的翻译都是在规化和异化中找平衡点,因为翻译本身是一个妥协的艺术或者说是一个平衡的艺术,永远在张力之中,但是要在张力中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一个动态的平衡。我要体现的是马尔克斯的风格,当然我自己的风格也会流露出来”。由此可见,一个好的译者比任何人都清楚并能恪守再创造的基点。将母语的特性发扬到极致,忠于原文,又能服务读者。

玛利尼很高兴被派来飞“罗马——德黑兰”航班,因为不像北方的航线那样阴郁,姑娘们总是兴高采烈,因为能够去东方猎奇或者去见识意大利。四天后,一个小男孩丢了勺子,难过地冲他端起甜食盘,他去帮忙的时候又一次看见岛屿的边际。时间上差了八分钟,但当他在机尾的小窗里俯身下望的时候,他确认无疑。小岛的形状独一无二,好像一只海龟正从海里露出四肢来。他看着直到有人叫他,这回他肯定那铅灰色的斑点是一组房屋,甚至分辨出几处稀稀落落的农田,一直延伸到海滩。那个岛成了玛利尼的一个牵挂,一想起来或者身边有舷窗的时候,他就看着它,最后几乎总是耸耸肩作罢。

——范晔译《正午的岛屿》
未来会好吗?

如今,不计时间成本,精益求精地翻译文学作品的精英译者越来越难以靠翻译谋生,而以快速交付稿件、按客户满意度衡量翻译产品质量的职业译者越来越多。

曾获苏联文学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鲁迅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著名俄语翻译家草婴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无感慨地说“(现在)靠翻译养家糊口很困难”,“像我这样的译者,在这个时代是活不下去的”。

但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文学输入国,每年,除了大量的再版经典,还有各种各样的获大奖的文学作品,如诺贝尔奖、布克奖、国际布克奖、美国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等,都需要大批的优秀的译者操刀,市场化的力量也让一小部分译者逐渐获得了经济和社会身份的双重保障,他们也许不必非得靠翻译养活自己,翻译,只是他热爱的事业之一,而非全部。范晔如此,近年来翻译卡佛的小二也如此。

另有一些很年轻的翻译家由于自己也写作,外语又不错,难免会一时技痒,对翻译经典作品投入了极大热情。比如漓江出版社的编辑陆源,比如孔子学院拉美中心的范童心,原吉林出版集团的胥弋……还有更多默默无名的文学爱好者,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翻译梦。

但显然,文学翻译行业光靠热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全社会认识到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除大幅提升稿费,高校也可加大对文学翻译及其研究工作的投入。好的译作不能用金钱衡量,但好的译者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

从前中国的译者是“计划的”,现在转向“市场的”,希望这种转轨,只会带来更大的辉煌。
再谈谈中国文学的译出

谈到中国文学的译出,各国对中国文学翻译的奇缺。那是另一个更大的话题。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瑞典汉学家安娜功不可没,他们是莫言作品的英文、瑞典文译者,没有他们的精心付出,很难想象莫言能摘得诺奖。而现在,安娜甚至辞去了教职一心翻译中国作家作品,因为心急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们已经在她的门口排起了长龙。

然而,《中华读书报》发表的《葛浩文式翻译是翻译的“灵丹妙药”吗?》在网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议论。翻译是否可以“连译带改”这场争议,称得上是我国翻译界近些年来最受关注的话题。

葛浩文在自己的翻译理论中往往将读者接受性置于首位。而英美读者更喜欢没有外国语痕迹的译本,这使得葛浩文不得不对原语文本进行改写和背叛。同样,在西方最有名的《红楼梦》译本不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而是牛津教授霍克斯的,后者一样有基于西方语言习惯的改写。

从严肃的翻译学术来说,“连译带改”背离原文,难免有异端之嫌。但从市场翻译传播来看,那样译,有时又是成功的。

毫无疑问,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是关键,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许多出版社对国外汉学家一直心存芥蒂,认为其无法原汁原味地再现作品的中国元素。加之本土译者对英美文化和英语文学创作的功力欠佳,对异域读者阅读习惯的不了解。好的中国文学作品很难得到异域行家和读者的认可。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在于,一,精通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们少之又少,二,能兼职翻译的汉学家更是凤毛麟角。中国文学,尤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输出工作,说白了,居然就肩负在全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的几个汉学家的身上。这让人情何以堪!

中国文学要更好地打入西方主流社会,真的太难了。也许,我们需要为此等上几十年,上百年。

是的,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来源:大益文学 日期:201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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