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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千万不要称我为翻译家
巫宁坤:千万不要称我为翻译家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9-12-24
 

  提要
  巫宁坤有着老一辈留学知识分子的谦卑,当有人称赞他的翻译作品时,他表示,自己实在不成气候,千万不要称他为翻译家,有人把他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我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一事无成两鬓霜’。”
  1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他应燕京大学邀请毅然回国任教
  西南联大学习,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国,以专业报效祖国,历经沧桑仍然不改初心,以学术成果泽被后世,其一生坎坷经历与赤子之心成为新中国海外归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他就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
  今年8月10日,巫宁坤这位历尽人间风雨的老人平静地离开世界,终年99岁。
  许多人最早是从《英语世界》知道巫宁坤的。1981年,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陈羽纶创办我国第一本英汉对照的英语学习杂志,邀请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学者担任编委,共同编辑这本在大学生中影响巨大的杂志,许国璋、李赋宁、王佐良、周珏良、杨宪益、赵萝蕤、萧乾等英语界名宿鼎力相助,巫宁坤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期间结识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又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自然也在被邀请之列。
  《英语世界》所选文章介绍西方文明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予以深切的关照,在帮助人们学习英语的同时,也成为大家了解西方世界的一扇窗,巫宁坤就这样被当时大学生所熟悉。
  巫宁坤的人生经历映照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巫宁坤出生于1920年9月,江苏省扬州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巫宁坤选择投笔从戎,为美国援华的“飞虎队”担任翻译。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后来就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留学,毕业后继续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解放后的新中国急需人才,应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赵萝蕤要求,校长陆志韦邀请巫宁坤归国至燕大任教,巫宁坤毅然回国。巫宁坤后来回忆道:“1951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为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回国后,巫宁坤满怀信心,准备为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专业力量,可是不久后,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巫宁坤被派往南开大学任英美文学教授。更没想到的是,1957年巫宁坤被划为“右派”,被押往监狱时,只随身携带了《杜甫诗选》和《哈姆雷特》两本书。在随后的几年中,巫宁坤被进行强制劳动改造,辗转于北京半步桥监狱、北大荒和河北省清河农场之间。晚年的巫宁坤曾用九个字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没有被苦难压垮。
  巫宁坤对于苦难的经历表现出一种超然和豁达,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反思:“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地忍受,而是一种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后来,巫宁坤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们要与时间赛跑,把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争分夺秒地用自己的专业服务国家。
  2从第一次读到这本杰作开始,30多年后他终于通过自己的翻译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本名著
  巫宁坤对英美文学的喜爱是从西南联大开始的,西南联大汇集了全国顶尖的学者,其中“哈佛三杰”之一的吴宓是学校里最有趣的老师,他把《欧洲文学史》这门课讲得非常生动,许多学生听不懂吴先生一口“陕西英语”,但巫宁坤却听得津津有味,也因此埋下了他从事翻译工作的种子。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巫宁坤师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S·克莱恩,他的博士论文方向则是研究艾略特的文艺批评。
  1951年,巫宁坤从芝加哥大学回国时,行李中带的最多的是外文专业书,其中有一本书是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小说奠定了菲茨杰拉德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他成为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这部小说能与国内读者见面,离不开巫宁坤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时,许多大学从战火中幸存下来,一些图书教学资料奇缺,巫宁坤从美国带回来的书成了珍贵的资料,可是,没想到这也成了他“里通外国”的“物证”,尤其是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更是成为他“腐蚀中国青年”的“罪证”,巫宁坤因此受到批判,要他烧掉或者扔掉这本书,“可是,我承认自己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这本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是办不到。”巫宁坤多次检讨自然难以过关,于是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
  幸好这本世界名著没有被烧掉,这才有了后来的巫宁坤中译本。1980年夏,当时全国唯一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世界文学》找到他,约他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要在当年十月号刊出。巫宁坤答应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从他第一次读到这本杰作开始,30多年后他终于通过自己的翻译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本名著。
  这本《了不起的盖茨比》好像冥冥之中与巫宁坤有着难解的缘分。有一次一位明星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那个明星才知道,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
  巫宁坤自己的经历更是神奇,他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经常在星期天到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她去做弥撒的时候,巫宁坤就在教堂的外面遛遛。有一次巫宁坤走到教堂的墓地,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钻出来,吓了巫宁坤一跳,那个人指着一个墓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巫宁坤跑过去一看,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地上有个碑,上面刻的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句话,“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3他翻译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有人认为,他的文字是一百年来中西方文学的结晶之作
  1951年回国后,巫宁坤除了在大学教授英美文学外,同时还将许多精力用在翻译上。
  1952年,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巫宁坤被邀请去做翻译,当时翻译人才少,巫宁坤的专业正好派上用场。后来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他又被请去做翻译,而且还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钱钟书先生就在其中。巫宁坤也因此与当时最优秀的翻译家一起工作,“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我们一样坐公车去上班。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我,他,还有王佐良。”这些可都是后来响当当的翻译大家。
  回国之后,巴金和萧珊推荐巫宁坤翻译《白求恩传》。翻译完《白求恩传》之后,巫宁坤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眩》,德莱塞虽然以长篇小说闻名,可巫宁坤觉得他的短篇小说没有受到重视。之后巫宁坤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珍珠》,他曾经说:“翻译《珍珠》是因为朱海观,一个比我还老的翻译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
  袁可嘉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约巫宁坤翻译狄伦·托马斯的诗。作为现代派诗人,托马斯的诗晦涩难懂,更难翻译。“但是,这位天才诗人椎心泣血的诗篇曾伴我走过漫长的灵魂受难的岁月,我勉为其难翻译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巫宁坤感同身受,他翻译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有人认为,他的文字是一百年来中西方文学的结晶之作,给汉语文学带来新的东西,就像楚辞一样哀而不伤。巫宁坤的翻译更是另外一种融合情感与生命的创作。
  巫宁坤有着老一辈留学知识分子的谦卑,当有人称赞他的翻译作品时,他表示,自己实在不成气候,千万不要称他为翻译家,有人把他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我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以事无成两鬓霜’。”
  时间有时又是公平的,99岁,就是为了让巫宁坤给这个世界多留下一些温暖的作品。
  来源:深圳特区报 日期:2019年12月24日 作者:海舟(作者系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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