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的英语系师资队伍中有一组特殊的教师，他们是北外历史和优秀传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就是从北外迁入北京后和第一批教授一起创建英语系的外国专家。从解放初到文革前，长期在英语系任教的有四位专家，他们是英籍的柯鲁克(David Crook)，陈梅洁(Margaret Turner)，柯鲁克的夫人加拿大籍的伊莎白(Isabel Crook)，以及美籍的史可(Bertha Sneck)。他们都是英语native speakers,受过高等教育，英语地道是不用说的，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抱着极大的热忱和奉献精神，扎根中国，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大公无私，认真负责，为培养一批批的优秀外语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每个人都可以称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人士。
1963年当我升入五年级时，班级成员有了一些调整，三位同学留级了，从外班调来了三位五分学生，这样我们成为年级里水平最好的班。我们班三年级的主要英语课老师是丁往道，四年级是陈琳，现在五年级了，谁会来教我们呢？新学期开学，走进我们教室的是褐发碧眼的美国女教师史克！她担任我们班精读和写作主要课程。
史克于1916年12月3日出生，1943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文学学院，1945年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曾教过美国史、中国古代史。网上几乎没有关于史克的早年经历，但关于她的前夫的信息却很多。史克的丈夫William (Bill) Hinton出身在一个知名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教育家，一个aunt是曾经风靡我国的小说《牛虻》的作者，他的妹妹Joan Hinton是核科学家，参加了“曼哈顿”核计划，但后来退出并来到中国与其丈夫定居中国，协助丈夫在中国办农业合作社。在哈佛和康奈尔名牌大学接受教育的Bill Hinton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做农民的道路。他于1937年首次访华，和斯诺等人一样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克于1948年来到中国，立即和丈夫一起投入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Bill Hinton 将这段历史写成题为Fanshen的书，在美国有着极大的影响。下面珍贵的照片是史克在河北农村的生活写照。她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头上裹一条白毛巾，在地里刨白薯，下工后在院子里洗头发洗脚，完全看不出她是一个外国人。
1949年史克开始在北外教授英语。后来，Hinton夫妇离婚了，Bill Hinton回到美国再婚，史克单身，一人带着女儿卡玛丽达（Camalita）留在中国。卡玛是个聪明漂亮、活泼可爱的女孩。我们相识时她在海淀上中学，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文革期间常随我们参加一些“革命组织”的活动，21岁才离开中国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卡玛获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成为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她制作的纪录片多次获得重要奖项。她曾在美国数个著名大学任教。我想说的是，史克是个坚强的女性、了不起的母亲，她在中国没有家人和亲戚，独自担当起抚养女儿的重任，而且教育出这样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早在60年代就能有一位母语为英语的专家给我们教一年的英语主课是很难得的，大概只有北外、北大等少数几所大学才有这样的优势。升入五年级后，我们的课程设置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是文学路线遭到批判，文学内容的课文大大减少了，二是我们面临毕业，作为外交部直属学校，培养目标是外交人才，所以课程内容增加了许多关于外交关系与国际形势方面的内容，比如《北京周报》和关于政治的原版书籍，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艾登回忆录》（
The Eden Memoirs）。Sir Anthony Eden曾任英国外加大臣和首相，他的回忆录涉及国际形势，叙述了很多世界重要事件，如朝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等。而这些正是史克的专长。她那纯正流利的口语和广博的知识使我们在校最后一年的英语听说读写诸方面得到很大提高，扩大了视野，增加了很多外交关系的知识。课堂上史克不仅是个严谨负责的好老师，课下她乐于与学生交往，她和蔼可亲，没有专家的架子。我们常常到她家玩。她住在北外西院南楼乙门四层，她的家和中国老师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多了一架钢琴，那是卡玛的钢琴。史克爱好多项体育运动，如网球、游泳、滑冰，并且是个桥牌好手，班里几个男生跟她学打桥牌。
史克教我们那年是她在北外的最后一年，我们毕业后她调到了外文局，在中国画报和北京周报担任英文改稿专家。调动的原因是她在北外感到不被信任，心情不愉快。史克抱着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的极大热忱来到中国，最初，她确实体验过和中国老百姓风雨同舟的真诚友情，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外国人变被视为专家，享受特殊的待遇，拿高工资，不能自由地参加中国教师的政治学习和会议，对此，史克极为不满。有一次，她生病住院，给一位相识十多年的干部写了一封信，那个干部谨慎地告诉她，以后不要再写信给他，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她很伤心，觉得自己变成了局外人。于是史克递交辞职书，要求调离外院。为了欢送史克，五年级教学组组长吴千之老师安排了一次活动，记得是晚饭后，在颐和园订了一条摆渡大船，吴老师和我们班全体学生参加了欢送会，我们自带了西瓜，在船上边吃西瓜边聊天，那是我们班最后一次和史克的聚会。此时的史克心情不好，欢送会上只有送别，没有多少欢乐。1964年史克到外文局工作直至退休，由于工作出色，于2009年获中国外文局颁发的“国际传播终身荣誉奖”。
史克离开北外后，我见她的面大多在柯鲁克家里。柯鲁克一家一直住在北外西院南楼丙门三层。柯鲁克和伊莎白经常在家里举办小型的party,招待来访的外国朋友，每次都邀请一些中国同事参加，因此我们有机会在他们家与新老朋友相会。每次见到史克，她总是精神矍铄，声音洪亮，笑起来像个天真的孩子。她常常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你来我家玩呀！”她退休后搬出友谊宾馆，住在由国家为他们这一老专家买的房子里，就在世纪城，离北外不远。我总是答应着，但一直没有兑现。有一天我听说史克住院了。
怀着焦急和愧疚，我赶到协和医院的病房。只见一个干瘦的老太太卷曲在病床，身上打着吊针。她双目紧闭。我站在床前，不知所措。站在旁边的阿姨说，“你可以跟她打招呼，她喜欢有人来看她。”于是我轻声说：“Bertha, I’m Wang Lili. I’ve come to see you.”她睁开眼睛，脸上依然是那孩童般的灿烂笑容，连声说，“Thank you, thank you.”然后又闭上了眼睛，显得很疲惫。我问阿姨史克的情况。阿姨说，“不好，有时清醒，有时迷糊。不能吃喝，只靠点滴维持生命。” 史克重病在身，但她忍住痛苦和不适向每个来访者露出笑容，不忘说“谢谢”。阿姨说，“她从不抱怨，只是安静地躺着。”我依然站在床边，凝视着我敬爱的老师，不愿离去。我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我宁愿看着一个仍在呼吸的病人，也不愿在八宝山对着一具冰冷的遗体告别。我注意到她的枕边有一个老式的盒带录音机，反复地播放着John Denver 唱的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这首歌我听过无数遍，每次都为歌中的思念家乡的真情打动。但这次，我不单是感动，而是震憾。史克于1948年来到中国，以中国为家，在丈夫离去、在被视为“局外人”时、在文革的暴风雨中、在女儿成人回美国成家立业后，她对中国的一片忠心从没有动摇过，她一个人留在了这里，把根牢牢地扎在这里。然而，当她弥留之际，她最想念的还是故土。我们每个人都有head 和heart，有时二者可以统一，但有时却是矛盾的。史克的head让她理智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中国，但她的heart却选择了家乡美国。此时，她的身体再也不可能回美国了，但她的心却被歌声带回了家乡。当我离开病房时，歌声仍然萦绕在耳旁，我似乎听到史克发自心灵的呼唤：“Take me home! Take me home!”
史克于2010年3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来源：王立礼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