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英语系的优秀传统代代相传。虽然大多数北外学子没有亲耳聆听过王、许、周等老一代大师的教诲，但凡是在英语系当过学生的都是幸运的。我自己深有感触。我常想，在北外本科五年，有多少老师教过我？好像多得数不清。但细想起来，从一年级开始，上过什么课，任课老师是谁，印象还是很清晰的。
一年级我的启蒙老师是张永彪。张永彪老师是1951年和胡文仲、吴千之同批的参干生。他们这一批学生学得很扎实，本科四年没有遇到什么政治运动，可以专心学习，而且任课老师都是极好的。如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归国的刘世沐教授、加拿大专家伊莎白、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应曼荣、从美国回来、英语讲得和native speaker一样流利的李信纯老师等。学习期间胡文仲、张中载、张永彪被借调到北欧实习，为世界青年联欢会等做口译，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毕业后，张永彪等优秀生经选拔进了为外交部培养干部的高级翻译班，后来外院改为教育部领导，他们又转入研究生师资班，一共读了两年半。一个班十来个学生，由水天同、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柯鲁克等顶级教授亲自执教，谆谆教诲，精雕细琢。1957年完成学业留校任教。
教我们班的时候，张老师才25岁左右。他是上海人，阔阔的额头，白净的脸庞，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笑起来很迷人，如果个头再高一点就是标准的美男子了。可能是因为太年轻，在课堂上他总是很严肃老成的样子，不苟言笑，很有老师的范儿。他虽然年轻，但英语功底扎实，稳重，严格、认真，是个好老师，我们都很尊敬他。
第一学期，我的印象英语课只有一门，似乎叫“英语实践课”，每天两节课，从语音开始，后来包括万象，课文、口语、语法等都在内。我们入学后是混合分班，不考虑英语原来的底子如何，我班的朱鑫茂在上海的中学已经学了六年英语，模仿张冠林老师的录音练出了一口纯正的英国音，入学时可以用英语会话、记日记。而我在初、高中学了六年俄语，英语连字母都不会，从零开始。不过，像朱鑫茂这样基础好的是个别的，有的虽然学过英语，但语音完全不对，学拧了，老师需要费很大的劲儿纠正他们不良习惯，还不如我这样一张白纸。说是白纸，也不确切，因为脑子里都是俄语。我对俄语相当喜爱，高考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没有考取分到了北外。初中教我们班俄语的是一位白俄，她的口语呱呱叫，高中的俄语老师也非常好。加上我母亲是中学俄语教师，我的姐姐大学专修俄语。所以，到了英语系，我还梦想不放弃俄语，等到高年级学二外时再捡起来。但是，我的想法不实际，因为俄语成为学习一门新语言的干扰。我听写时，常常俄语英语相混，一次小测验竟然吃了三分，令我大惊失色。在女三中我是个尖子生，是全班里唯一的“学习优良奖章”获得者，主课全部五分。现在居然三分光顾，我想，“多危险呀？差一点儿就不及格了！”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从此决心干干净净地丢掉俄语，一心一意学英语，赶上班里最好的学生。
开学后八周用来学习按照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c symbols)学习发音。我们使用的教科书是陈琳老师编写的。每一个音怎么发都有口腔部位图科学地表示出来，如口张得大小、形状、舌头的位置等。老师把一个音发一遍，我们模仿，看镜子检查自己的位置是否正确。有时一个元音要练习一节课。单音发会了，放在单词里念。例如发i音, 要念一串有这个元音的单词，if，it, pig, big, bit, sit,等等。最初，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难的，随便就发出来了。但老师说，“不对。你发的if和汉语里的“衣服”一样，不是英语。”于是开始纠正。又比如发a:这个长元音， last, class, nasty, etc.我们发完后，老师又说，“不对。你发的是汉语里的‘啊’。汉语的‘啊’从口腔的前部出声，而英语的a:靠后。”接着又是一通的纠正和模仿，我们反复地练，直到老师说，对了。学每一个音都是一点一点地抠，丝毫不能马虎。这个阶段的学习相当枯燥，也很苦。学生们练得声音嘶哑，有的嘴上长泡。在语音阶段，上海人比较占便宜，因为英语里有些音和上海音很相似，比如，上海话里有e这个音，学起来不费劲，而我们北京话里就没有，把 bed 念成bad，不好听。双元音更难发到位，因为北京音里没有双元音，念 give和gave时没什么区别。到了学发双元音ai时，我们就借用普通话里的“爱”，其实不对，因此把smile发成了smell。从农村来的孩子们就更苦了，他们只会讲方言，不会普通话，发音极受地方音的干扰。典型的例子是湖北人n,l不分，什么方法都用上，如捏鼻子，用牙刷压住舌头等等，有的纠正过来了，而有的怎么练都板不过来，n,l不分进行到底，师生都没辙。
八周后进入课文学习，课文虽然短小，但毕竟有内容了，我们也第一次能用一种外国语表达简单意思了。在课堂上老师读一句，我们跟着读一句，并要求我们把每篇课文背下来。当时没有单设语法课，语法揉在课文里讲解，比如学一般现在时态，课文的句子都是这个时态：Wang Qin gets up early. She dresses, washes and then goes out to do morning exercises.课文后有练习，如句子翻译、填空等。第一学期末，我的英语考试得了5分，还被选为英语课代表，算是翻身了。
一年级下学期还是张永彪老师继续教。课文越来越难，词汇量逐渐扩大了，语法知识也增加了。1959年到1960年已经在反右运动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红专辩论、大跃进、反修，不一而足。我们的教科书反映了时代特征，由老师自己动手编写课文，记得我们学了好几篇革命性强的课文，如A Red Armyman’s Cap, How Chairman Mao Wrote On the Protracted War, etc. 内容虽是中国的，但表达方式还是很地道的英语，课文都是经过留洋老教授或外国专家修改的。我们的课程很重视口语，老师分配我们结成speaking pairs，鼓励我们课下练习对话。早晨课前，是我们个人reading aloud的时间，每人手捧课本大声朗读。晚饭后是speaking pairs活动的时间，围着西院的花坛一对一地叽叽喳喳地对话。学生的生活是简单的，但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我很喜欢、很留恋。
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我们开设了一门新课—泛读。我们班的泛读老师是范瑛，一位美丽端庄的女教师。她大概三十多岁，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也是上海人，皮肤白皙，长得很秀气，头发是烫了的，梳得整整齐齐，高挑的个子，素雅的旗袍衬出了一副好身材，据说范瑛老师是燕京大学的校花。范瑛老师是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生，50年代初来到北外，和陈琳、刘承沛、丁往道、夏祖奎等是一批。她的语音漂亮，口语不但流利而且语速很快。我们泛读课的第一本书题目是Little Tom。上课一开始，范老师用英语讲了一大段话，然后她说：“Wang Lili, what did I say just now?”我站起来，非常不好意思地回答说，“I don’t know.”范老师并没有不高兴，用中文把她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记得是泛读课的要求、计划、授课方法等。我当时的听力水平很差，加上她的语速快，所以没听懂。人们一般认为精读是主课，泛读是副课，因而重视精读。但我却不这样看。是范瑛老师教我爱上了泛读。泛读课的课堂时间虽然少，但一个好老师会交给你一把钥匙，开启一扇门，进入一个大宝库。好的泛读老师会引导你爱上读书，下课后你会跑到图书管寻找自己喜爱的书，如饥如渴地开展课外阅读。许多泛读课的教材是根据英文经典改编的简易读物，对于一直喜爱看小说的我来说真是如鱼得水。范瑛老师开阔了我的眼界，把我带入一个缤纷的新世界。范老师的课上得十分精彩，她不仅重视阅读理解的提高，而且课上有很多口头活动，如复述，问答，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她对所用的教材十分熟悉，上课不看书，而是看着我们讲课，和我们充分交流，她那流利的口语也使我们的听力有了提高。范瑛老师是个严格的老师，我们用英语回答问题，有错必纠，一丝不苟。总之，上范瑛老师的课是一种精神享受！有人说，学外语是件苦事，但自上了范瑛老师的课后，我觉得学外语是非常有趣的，将读书的爱好与学习相结合，在读书的愉悦中，在不知不觉中就学到很多英语。
高楼万丈始于牢固的地基。学英语亦如此，基础打好才能不断进步提高。重视基本功是北外的传统之一。我感谢我的一年级两位老师在我学习起步时给我打下扎实的初步基本功。写到这里，我十分怀念这两位启蒙老师。张永彪老师后来调离北外，退休后在美国定居。前两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柯鲁克诞辰的活动，张老师也参加了。几十年未见面，他还能叫出我的名字，这让我很高兴。范瑛老师是空巢老人，她的先生—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已去世，孩子不在身边，一个近90岁的老人孤身住在外交学院的家属宿舍楼里。我曾打去电话问候，但她的学生无数，已经记不得我了。然而，我永远也不会不忘记她。
来源：王立礼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