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亚往草婴家里打电话，保姆告诉他，草婴情况不太好、正在医院抢救。徐振亚一听，当天晚上六七点钟就去了医院，他在病房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在草婴的耳边大声说：“草婴先生，我回家了，过几天再来看您。”护工看出草婴细微的反应，告诉了徐振亚，这让他稍微放下心来。此时草婴已经长住医院六七年时间，最近两三年，他几乎完全失去意识，经历过几次病危抢救，最后都化险为夷。“我还以为他能像以前一样挺过这个关口，坚持下去。”徐振亚说。可是第二天晚上，他就听到草婴去世的消息，前一天的探望竟成了最后一面。
从盛峻峰到草婴
盛峻峰人生中第一次出名是在1931年10月，当时他8岁，“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不久，全国上下都在举行抗日募捐，身为爱国医生的父亲给了盛峻峰30银元，让他拿到学校捐献，当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不过20银元，一个小学生竟能捐出这么多钱，在家乡宁波引起轰动，当地报纸进行了大篇幅报道，父亲的爱国情怀也在盛峻峰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真正成为“进步青年”是在接触鲁迅的作品之后。1937年，盛峻峰随家人移居上海避难，第二年《鲁迅全集》出版，前10卷是鲁迅本人的创作，后10卷是他的翻译作品，盛峻峰翻来覆去地阅读，认为鲁迅无论涉及哪一个领域，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改变中国人的命运，这让他深受触动。在大量的阅读中，他也感受到“苏联充满光明和希望”，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学好俄文，把这些翻译过来，传播出去，让中国老百姓少一些苦难。”
学习俄语在当时并不容易。盛峻峰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俄语学习班的小广告，喜出望外地找过去，迎接他的是一名俄国家庭妇女，盛峻峰决定跟随她学习。每小时一块钱的学费在当时非常高昂，然而这位老师对于教授语言却并不在行，除了一本《俄文津梁》的教科书，盛峻峰没有其他任何教材，他把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又去买了本日俄词典做辅助，但很多问题依然难以解决，直到1939年他遇到姜椿芳。姜椿芳比盛峻峰年长11岁，曾经在塔斯社担任翻译，他精通俄语，听说盛峻峰在学习俄语，特意通过一名地下党员约见了他，两人相谈甚欢，还约定每两三周见面解答疑问。得到良师辅导，盛峻峰更加努力。那几年，他没出去看过一次电影，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学习语言，俄语水平突飞猛进。
机会很快就到来了。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塔斯社准备合办一份中文刊物，通过登载苏联的新闻报道来传达“二战”的真实情况。当时上海懂俄语的人不多，姜椿芳于是邀请盛峻峰加入进来。8月22日，中文版的《时代》周刊创刊，由于杂志刊登的都是进步文章，编译者被要求使用笔名，“草婴”这个名字从此诞生。盛峻峰后来曾专门解释说自己是受到了白居易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影响。“草虽然很渺小，但从性格个性来说很坚强，火烧也不怕，风吹也不怕。婴就是小孩，比草还要小的草的婴儿，草的婴儿实际上是一种活法，首先感觉到我自己是很普通很平凡的人，但是我自己本身从个性上来说还是比较坚强的，能够经受得起各种风浪。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渺小的人物，但我的性格很坚强，不会在任何压力底下屈服，因此我就用‘草婴’这两个字作为笔名。”
于是，从18岁起，“草婴”便代替“盛峻峰”出现于报章之上，而他对苏联文学翻译的漫漫征程也由此开启。
追求人道主义的翻译家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曾经是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主要编辑，在他看来，草婴的翻译是与整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苏联作家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讲的是与法西斯抗争的故事；50年代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翻译的作品比如《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一个人的遭遇》等，都是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以后，他选择了托尔斯泰，他认为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良心，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曹元勇说。
实际上，草婴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追求很早就开始了。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让苏联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文艺界也出现了新的局面。揭发披露个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断出现在苏联报刊上，引起他的注意。“我渐渐明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强调人对人的恨，缺乏人对人的爱，也就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我深深感到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他说。而肖洛霍夫的作品“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坚强和美丽，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于是他着重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小说，《新垦地》、《顿河故事》以及《一个人的遭遇》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和共鸣。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国内对“苏俄修正主义”的批判愈演愈烈，作为肖洛霍夫作品的中文译者，草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肖洛霍夫被彻底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他的作品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也被当成肖洛霍夫在中国的“吹鼓手”，他和妻子盛天民同时被关押起来，一年后又被送进“五七干校”。在这动荡的10年间，草婴的翻译事业被迫中断，还两次因为意外命悬一线。
“文革”结束后，草婴已经50多岁，他对“文革”不断反思，认为必须呼吁人性回归、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于是将目光投向托尔斯泰，决定翻译他的全部小说。
这是一项庞大的计划，以至于草婴根本无暇顾及其他。“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市领导到草婴家里请他出山担任总编辑。草婴当时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这对他来说算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他不为所动，全部心力都放在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上。”曹元武说。全部的翻译工作直到1998年才完成，草婴历经20年，翻译了12部小说、400多万字，成为世界上首个凭借一己之力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全部作品从俄语翻译成中文的人。
尽管成就斐然，但草婴从未停止反思。90年代时，著名翻译家蓝英年写了几本书，反思当年影响很大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都在其内。草婴看到后深受触动，他给蓝英年写信说：“以前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是‘一边倒’，我们从能接触的材料中只看到它光明的一面，只听到对它的一片赞歌……近年来，我读了高尔基以前没有公开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罗曼·罗兰封存50年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对苏联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读了您写的一系列文章，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在年龄上，蓝英年比他小十几岁，但草婴很谦虚，他先后给蓝英年写了三封信，公开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鼓励他继续反思苏联文学，如何反思、如何推动文学的进步是他一直关心和重视的话题。
好翻译的标准
究竟是将国外的优秀作品引进国内、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还是为了名利将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有害的垃圾贩卖给读者，这是每一位译者首先要面临的考验。而除了译什么，译者还要面对的挑战是“怎么译”。
在翻译界，草婴以认真严谨著称，光是一本《战争与和平》他就翻译了6年，书中有559个人物，他对应着做了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他透露过自己翻译时的“工序”：首先是反复阅读原作，使头脑中产生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二步再动笔翻译，逐字逐句地把原著译成中文；完成译稿后，再对照原文仔细阅读译文，看有无脱漏、误解之处；然后从中文表达的角度审阅译稿，还经常请演员朋友朗读，以改正拗口的句子；这之后才会把译稿交付编辑审读，再根据编辑的意见，做出慎重而必要的修改；校样出来后，他至少还会通读一遍。
这六道“工序”保证了草婴译著的高质量。他的译作在很多人看来堪称典范、备受推崇，徐振亚说自己把草婴的译文作为范本，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学习他的翻译方法和技巧。“翻译最要紧的是把原作的精神传达给读者，要让读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充分接受。比如，草婴先生将《被开垦的处女地》改译成《新垦地》，乍一看，译界的很多人觉得不习惯，但仔细一推敲，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汉语，而原来的却是外国语。我还记得肖洛霍夫有一个短篇小说，以前有过多种译本，或者译作《憎恨的科学》，或者译作《仇恨的科学》，这在汉语上很费解，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但草婴做了一个很出色的转换，译作《学会仇恨》，不仅语言通顺了，意义也非常贴切。草婴把小说的主旨发掘出来，一个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为什么对敌人有如此之仇恨，这是敌人的残暴激发起来的强烈反抗。仇恨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反抗侵略的残暴的过程中‘学会的’，这样的转换成了神来之笔。”徐振亚说。
而曹元勇第一次读到草婴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也叹为观止。“我上高中的时候读过半本其他译者的《安娜·卡列尼娜》，当时没怎么看懂，读研期间又看草婴的译本，感觉完全进入了小说中描述的世界，没有任何障碍，他的语言非常朴素，没有故弄玄虚的华丽辞藻。草婴先生不是没有能力让语言典雅高贵，他的译本《当代英雄》就充满了诗意典雅的语言，他只是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将托尔斯泰朴素的现实主义描写准确地传达出来。”这也是草婴的可贵之处，蓝英年评价草婴的译作是“上好的译文”，他说：“翻译者不能有太多自己的特点，只能去真实地捕捉作者的作品风格，所以草婴翻译的《当代英雄》和《复活》的风格不一样，遵循原著作者的风格，这是翻译很重要的原则。”
作为蜚声国际的大翻译家，草婴被视为理解托尔斯泰的桥梁，他有很多“追随者”，曹元勇是其中之一。2002年，曹元勇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想推出一套“大书”。他想到了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于是向社里打了报告。2003年，在时任总编辑陈保平的支持下，项目拍板。曹元勇在与草婴洽谈出版事务时，主动提出支付版税。“我们当时付给草婴先生的版税是10%，算是比较高的，很多原创作家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标准，但草婴先生花了20年时间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付出的心血绝对不低于原创作家。原创作家在叙述一个细节的时候，如果没有现实资料的支撑，可以绕过去或者凭想象构思，但翻译家不了解某个细节，就需要查阅无数资料，他要尊重原著，不可能绕过去。”曹元勇说。
温暖而坚硬的知识分子
对于第一次见到草婴时的情景，徐振亚始终记忆犹新。那是1982年春天，他去苏州参加第二次全国俄罗斯文学研讨会。草婴当时穿着一件格子花呢夹克，脚下是一双棕色皮鞋，打扮得既得体又随意，他的普通话带有宁波口音，语速不紧不慢，条理清晰。“他先介绍了自己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过程以及遇到的坎坷和磨难，然后说研究苏联文学离不开认识苏联的现实生活，也就不能不涉及苏联的现实政治……”徐振亚对这次见面记忆深刻，他回忆，“在我原来的印象中，草婴先生只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听了他的发言才意识到他不仅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关心政治、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思想者。”
实际上，这也是草婴一贯的作风。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胡风的材料，其中有一封俄文翻译家满涛写给胡风的信。满涛因此成为批斗对象，但草婴认为“满涛是老实人，爱好做学问，书生气比较厉害，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因此，上海有关报刊要草婴写文章揭发批判满涛，他一字未动。1957年“反右”时，草婴又被要求写文章批判傅雷，他也拒绝了，因为“傅雷不是一个对国家没有好处的人，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1976年，姜椿芳从秦城监狱出狱后，写信给草婴，希望到上海养病。那时候，草婴一家虽然栖身在狭小的处所，但还是盛情邀请姜椿芳前来。他乘坐的轮船定于9月9日下午5点钟到达上海，由于年事已高、身体虚弱，草婴要去码头迎接。但工宣队宣布当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新闻，所有人员必须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一律不得外出。草婴当时还属于监管对象，不能自由行动，只好设法偷偷溜出了监管地，在开往码头的公共汽车上，他听到了电台广播毛主席去世的噩耗。见到步履蹒跚、一脸病态的姜椿芳，草婴十分心酸，当天晚上特意准备了简单的饭菜为他洗尘，而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很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他对朋友有情有义，哪怕冒着极大的风险，也不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徐振亚对此很感慨。
而这也是草婴一直以来所遵循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他看来，“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相识之后，徐振亚经常去拜访草婴，而草婴对于译界晚辈后学的关心爱护让他非常感怀。他在《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一文中写道：“每次见到先生，他总会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候会告诉我哪篇文章值得一读，甚至把好文章复印后寄给我；有一年我患脑梗突然晕倒，先生听说后要我注意劳逸结合，还反复强调‘要卖力，不要卖命’；那次他送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2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生怕我搬不动，还特意叫来一辆车，亲自送我回家；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也是他关心和器重的一位晚辈，几年前因患肝硬化接受肝脏移植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款，草婴先生得知后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联络上海的几位朋友，为余教授募捐，以解燃眉之急，他自己带头慷慨解囊，同行们也纷纷捐款，帮助这位教授渡过了难关。”
对于社会现实，草婴也非常关心，他在上海第一个倡导成立翻译家协会，呼吁提高翻译家稿酬，尊重翻译家的工作。“上海翻译家协会是1986年正式成立的，之前民政部门不批准，认为翻译不能成家，但草婴先生坚持认为文艺翻译应该有这样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争取了很久才通过审批。”徐振亚说。尽管有自己的坚持，但草婴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非常理性，对待问题不偏激，年轻人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意见通常比较激烈，但他的态度很温和，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对于过去遭受的苦难也是轻描淡写，从来不会控诉。”曹元勇说。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柯林娟、杜雅萍的《草婴传》。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徐振亚教授对文本的帮助）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日期：2015年11月9日 作者：付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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